众所周知，汪东兴以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身份闻名于世，因其长期保卫毛主席长达30年，因此，汪东兴也有“中南海大内总管”的美誉。
世人只知汪东兴是保护毛主席的得力干将，但人们往往忽视了汪东兴在历史上的晋升经历。
和胡耀邦一样，汪东兴也是中国红色革命史上赫赫有名的“红小鬼”，他爬过雪山，过过草地，趟过泥沼，渡过寒江，最后历经两万五千里长征抵达延安。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战士，一路历经班长、排长、青年干事，并于1945年成长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
那一年，他刚刚满30岁，如此年轻的干部能成为中国革命史上赫赫有名的七大候补代表，别说在那个年代，即便放眼现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他除了要承担保卫毛主席安全的重任，他还兼任着公安部副部长等职务。1958年至1960年，汪东兴挂职老家江西锻炼，出任江西省副省长，并在任期期间，创办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两年的锻炼期满后，汪东兴官复公安部副部长，同时正式担任中央警卫局局长，著名的8341部队政委，此时的汪东兴可谓权势赫赫、如日中天。
九大后，“黄吴叶李邱”当选政治局委员，之所以入选，是因为他们要准备“接棒”，完成权力布局。而作为后备梯队的汪东兴，此时他与纪登奎、李德生、李雪峰一起，进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距离中枢权力又更近了一步。
九一三事件后，伟人将重点放在了王洪文身上，但吸取了前车之鉴，伟人并没有把所有希望寄托于一人，而是在注重培养王的同时，将汪东兴、华国锋、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人纳入政治局之内，与王张江姚比肩而立，以防再度重蹈覆辙。
然而，伟人去世前，王洪文愈发不争气，伟人遂断了让他“接棒”的想法，转而让华国锋执掌大任。华的资历虽并不算老，但他的资格与党内其他老帅相比，有着较大的明显差距，因此，伟人离世前，不仅让汪东兴掌握警卫部队大权，而且还让他进入军委。
伟人如此安排，一来是对汪东兴的充分信任，二来是因为希望汪东兴将来给华国锋保驾护航。
何以见得？
毛主席曾这样评价汪：
“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从这一段话可见，毛主席对
汪东兴的充分信任，毕竟，汪东兴在他身边工作整整30年，对于汪东兴，毛主席完全算得上是知根知底的，并且，在毛主席看来，尽管他缺点不少，但他完全能与汉朝大将周勃相提并论。
周勃是什么人？周勃是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的老乡，共同跟随刘邦起兵诛灭暴秦的人。刘邦死前看得就很明白，说：“安刘氏天下者，必勃也”。
刘邦死后，皇后吕雉把持朝政，并打破刘邦生前与众大臣制定的“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铮铮誓言，大肆将吕家人封侯拜相，吕后一死，周勃和丞相陈平等人联合起来，一举将诸吕诛杀殆尽，拥戴汉文帝刘恒即位，将大汉江山重新拉回正轨。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毛主席也不愧是通古博今之伟人，
所以，在主席看来，在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前夜，他很清晰地预见到了汪东兴的重要作用，并且断言：
“汪东兴能对付江青。”
事实也恰如毛主席所预料的那样，伟人病逝后，在汪东兴的全力配合与支持下，华国锋一举拿下王张江姚，彻底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动荡。
王张江姚覆灭后，此时走什么路线就成为摆在新中国面前的重要选择了。华国锋主张搞经济的同时，要注重阶级斗争，而邓陈等老帅则提出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所以，鉴于理念的不同，且又作为毛主席路线的忠实拥护者，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汪东兴作为毛主席最为忠实的追随者，自然坚定地站在了华的一边，并时时刻在不同场合强调要贯彻华的指示。
但问题是，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方针，不少大案、要案都没有纠正的盼头，因此，不少老同志提出质疑和讨论，而汪东兴也与之进行了“两个凡是”的维护，所以，伟人去世后，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汪东兴遭到了集体批评，最终不得不恳求“裸退”。
汪东兴为什么会遭到集体批评（抨击）呢？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汪东兴始终坚持“两个凡是”，再加上他身处中枢要职，老同志要纠正案件极其困难，颇为令人忌惮。
二是，汪无法独当一面。与同为“红小鬼”出身的胡耀邦相比，汪东兴始终主要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工作内容也主要是贯彻、下达毛主席的指示，相比之下，胡则很早就独当一面。
三是，汪长期在主席身边工作，不免沾染了一些决断之风。比如，在1978年的一个宣传口的小会上，汪几乎以君临天下的口气，狠狠批评了新闻界大佬熊复、曾涛、杨西光、胡绩伟等人。
四是，在一些老同志看来，同为老同志的汪出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时，没有在他们有难的时候帮一把（当然，汪也保护过一些老干部，那都是完成毛交办的保护任务）。
正是出于这些较为复杂的因素，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汪受到了众人的集体批评，最终请求辞去一切职务，“裸退”归隐二线。
但当时的中国即将踏上改革开放的风口，这样势必在国内国际上就得有一个稳定的局势形象，因此，中央干部“只进不出”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所以，尽管汪提出辞去一切职务，但最后只是免去了他中办主任、毛著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央警卫局长、8341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的诸项兼职，只保留了他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常委和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的职务。
至此，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