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 郑渝川
《现代性与大屠杀》是已故世界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齐格蒙·鲍曼的名作。鲍曼曾担任华沙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71年移居英国，在利兹大学执教终身。
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并最终发展到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经由相当多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的阐释，主要归于三种观点：一是细数欧洲中世纪以来的排除异族、异己的文化，以及猎巫传统，认为这是压制、驱逐和杀戮犹太人的历史性的社会心理；二是主要从犹太人飘零流浪的历史出发，感叹犹太民族反复的悲剧——但这种解释也很容易滑向对犹太民族的指责，正如20世纪20-30年代德国国内将一战战败责任不公正地归咎于犹太族群那样；三是，主要从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相悖的特性、特质出发，认为大屠杀源自文明的失灵。
（上图为盟军解放纳粹集中营时，解救的幸存者）
这本书完全重写了对20世纪30-40年代纳粹德国犹太迫害史的叙述。鲍曼非常清楚地指出，大屠杀不是现代性的失败，而是现代性的产物，甚至可以说就是现代社会运行逻辑的必然结果。
启蒙运动开始，经由牛顿开启的“机械宇宙”世界观在欧美的大行其道，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国家已经非常自觉地运用现代性思想来规划国家发展、城市运作以及空间。规划科学就是现代性基础上科学化、秩序化、分门别类、确定边界等理性思想的产物——这种理性但冷酷无情的观念，会将不符合上述标准的存在视为杂草，要求尽可能快地予以铲除。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都市人群才开始反思这样的观念，那是后话。
正如鲍曼所说的那样，现代性不仅提供了以科学、标准、秩序的方式清除“杂草”的观念，而且提供了相应的工具。那就是现代型的官僚体系，将现代工业的项目运作经验、流水线工序和品控管理的方式转到公共管理领域，可以运作社会工程的宏伟计划。
第三点，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那就是现代性在工业、公共管理等许多领域，造成了目标与手段、道德与行为割裂，且这种割裂可以很好被各个“螺丝钉”岗位上的在岗者用来作为卸责的理由，即如纳粹德国时期那些为纳粹大屠杀、对外战争机器服务的普通德国人，在战后所辩称的那样。
鲍曼的这本书，可以很好地解释二战战后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为何会出现类似于纳粹德国种族屠杀的“理性悲剧”。
实际上，前述的现代性清除“杂草”的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披着历史进步的外衣，在欧美国家相当流行。将国家治理等同于园艺，将“社会看作设计、配置和喷杀杂草等活动的对象”。
《现代性与大屠杀》书中指出，纳粹党卫军负责屠杀欧洲犹太人的部门，在当时被命名为“管理与经济厅”——一个相当中性的名称，“跟官僚体系的理性所能控制的所有其他行动一样，它非常适合于马克斯·韦伯对现代管理的冷静描述：‘准确、快速、清楚、了解文件、持续、谨慎、严格服从、减少摩擦、降低物质和人的消耗——这些在严格的官僚行政管理中都被提升到了最优状态……事务的客观完结主要意味着事务根据计算法则并且无视人的因素所获得完结。’”
事实上，纳粹德国在推行其排犹目标时，也曾考虑过将德国犹太人尽数驱逐的方式，但在纳粹扩张地域空前膨胀的情况下，集中犹太人到德国本土以外的地区居住，会增加潜在反抗的风险，这种情况下，德国考虑过所谓的马达加斯加方案——最终被证明不具有技术可能性。所以，纳粹德国的官员最后意识到，“选择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作为完成清除任务的正确方式是官僚体制的例行程序的产物：这些程序包括手段-目标计算、平衡预算、普遍规则的运用”。
现代性也成为道德冷漠空前滋生的源泉。正如历史上若干次大屠杀的事实所显现出的那样，刽子手、旁观者大多数都是正常人，却并没有太大的道德负累。如《现代性与大屠杀》书中所说，纳粹头目之一的希姆莱非常关心他的下属在参与各种惨无人道的行径之余，是否还保持着心智健全与道德品质。这就是说，尽管20世纪20年代，德国国内确实存在一些历史学家所称的极端仇视犹太人的右翼群体，但在纳粹上台以后，主持各种实际驱逐和杀戮的却并不包括那些群体的分子，而是本来能够正常看待犹太人的普通德国人——“通过荣誉，纪律取代了道德责任”。
“典型的现代社会设计和工程野心，与典型的现代权力、资源和管理技术的集中相混合，构成了致命组合。”这种致命组合借助了从古至今的反犹主义，因而制造出相当可怕的结果。由此可以推论，如果上述致命组合与其他种族主义工具相结合，将必然带来同样可怕的后果。这正是为什么时至今日，我们必须对类似的种族主义保持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