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毛主席会见贺敏学，闲聊中毛主席提出：叫子珍再婚成个家吧

1954年，贺敏学赴京参加建工部召开的全国建筑工程局长会议，毛主席从女儿娇娇的口中得知后，便邀请贺敏学到丰泽园做客。这是贺敏学和毛主席自中央苏区分别后相隔20余年的第一次会面。

在聊天的话题中，除了工作，毛泽东和贺敏学谈得更多的则是家事和孩子们，毛家和贺家之间的革命友情将会一直持续下去。闲聊中，毛主席得知贺子珍如今孤独的生活状态时，有些伤感地说：“子珍今年该44岁了，叫子珍再婚成个家吧！”

在江西省西部的永新县，是井冈山脚下的一块风水宝地。永新县万源山区的黄竹岭里，居住着一家几代不衰的望族，这里就是贺敏学、贺子珍、贺怡三兄妹的老家。

贺家家长名叫贺焕文，是土生土长的黄竹岭村人。贺焕文为人忠厚老实，年轻的时候一门心思地想要考取功名，但无奈官府腐败，几乎没有人会靠着真凭实学做官，所以贺焕文只好用祖辈积攒下来的资产，捐了个举人，由此步入仕途。

贺焕文曾当过安福县县长，但由于他憨厚老实，不懂得官场中的弯弯绕绕，被人从县长的位置上挤兑了下来。

从官场中退下来之后，贺焕文便清楚当官还不如过平民百姓的日子清闲，于是就在永新县城南门附近租了一家店面，做起了茶馆生意，平时接待客商住店，顺带着卖点小杂货，日子过得还不算拮据。

贺家的女主人名叫温吐秀，是广东梅县人，是个大家闺秀。自从嫁到贺家便一口气生了5个孩子：大儿子贺敏学，大女儿贺子珍，二儿子贺敏仁，二女儿贺怡，小女儿贺先圆。

自从丢了官，贺焕文就将延续贺家威望的任务交给了大儿子贺敏学和二儿子贺敏仁，给家里请了私塾先生。对于三个女儿，贺焕文并不打算花钱供她们上学。但贺子珍总是带着小一点的贺怡在窗外偷听先生讲课，倒也学到了不少知识。

贺敏学从小调皮捣蛋，不爱学习，却拜师习武练就了一身好武艺，由此养成了嫉恶如仇的性格。“五四运动”后，贺敏学到县城上学，贺子珍和贺怡被贺焕文送到教会开办的学校女部插班读书。

受先进思想的影响，贺敏学在学校带头闹学潮，两个妹妹也参加了学校的各种活动，非常引人注目。之后，一批进步青年到永新县传播马列主义，贺家三兄妹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于1927年被批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一年，永新县的国民党反动派周继颐勾结地主和土匪，对革命组织和义士进行疯狂反扑，县城8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都被抓入监狱，贺敏学也在其中。贺怡和父母躲在柴垛中才未被发现，第二天他们混入人群中，到吉安一位出家的亲戚那里隐藏。

此时贺子珍就在吉安，在商讨营救战友的会议上，贺子珍提出要到邻近的宁冈县找农民自卫军，还有王佐的农民自卫军，之后再联系莲花、安福两县的农军，4军结合共同攻打永新县，联合救出被捕同志。

宁冈县农民自卫军的头领袁文才是贺敏学的同窗好友，得知贺子珍的来意，便立即派人联系其他三军。4军汇合在一起，果然一举攻下了永新县，救出了贺敏学等革命同志。不过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又扑了上来，为了保存实力，农军撤出县城，贺子珍和贺敏学上了井冈山。

两个月后，毛泽东率领起义军路经江西莲花，直奔永新三湾。这时，袁文才和贺敏学得知有部队朝着这边赶来，不知是敌是友，贺子珍便自告奋勇前去打探消息。打听到是毛泽东后，袁文才和贺敏学喜出望外，立即派人迎接起义军。

经过一番考察，毛泽东决定在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建立根据地，并将袁文才领导的农民自卫军改造成真正的工农革命军，因此便在这里久居下来了。

贺子珍一年前就读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毛泽东崇敬已久，一向大胆的贺子珍在毛泽东面前总是脸颊微红，心脏怦怦直跳。敏锐的贺敏学一下子就看出了妹妹的想法，于是决定为妹妹撮合这件婚事。

在建立根据地期间，毛泽东的工作量非常大，很需要有人帮忙。他听说贺子珍上过学，写得一手好字，便点名让贺子珍到前委工作。

接触得多了，毛泽东觉得贺子珍非常地有能力，敢想敢干，与一般女子不同。随着双方了解不断加深，再加上贺敏学的助攻，毛泽东与贺子珍确认了恋爱关系，在象山古庵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可以说，贺敏学是毛泽东与贺子珍感情的促成者，也是见证者。

不过，贺敏学从来没有因为妹妹的婚姻而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在一些人眼里，贺敏学也随之成为了特殊人物，但他却平静地说：“子珍和谁结婚，那是她的婚姻自由，我还是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普普通通的党员。”

李立英结婚一年多才知道丈夫是贺子珍的亲哥哥

在革命年代，贺家有十几位亲属为革命先生，其中就有贺敏学最小的胞妹贺先圆。贺先圆永新暴动中为监狱中的贺敏学送情报，被敌人用非常残忍的方式杀害。

贺敏学在掩护中央苏区突围的三年战斗中，负伤无数，落到敌人的魔掌中，仍坚贞不屈，坚决与敌人作斗争；贺家二女儿贺怡，因叛徒出卖身陷囹圄，为使自己不屈服敌人的严刑逼供，她选择吞金自杀，幸而被组织救治及时保住了性命。

在抗日战争时期，贺家儿女纷纷投身战场，这都亏贺家二老在背后的大力支持。因此，贺焕文一家曾被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贺焕文不得不带着妻子离开家乡到处奔波，最后因染上沉疴不幸在赣南去世。

上级考虑到贺焕文、温吐秀夫妇为革命所作出的贡献，特批100块银元作为安葬费及温吐秀今后的生活费。贺敏学和贺怡两兄妹没有声张，将父亲埋葬后又将剩下的钱还给了组织。直到1941年，当地党组织在了解到其中原委后，重新为贺焕文立碑。新中国成立后，贺焕文被定为革命烈士。

温吐秀在丈夫死后孤苦无依，便被毛泽东接到延安，并经常派人照顾。老人去世后，毛泽东还出资为老人下葬。

贺敏学参加革命多年，却从不向部队炫耀自己的资历以及与毛泽东的关系，就连妻子也不知道他的身份。他与新四军女战士李立英成婚一年半后，李立英才从别人口中得知自己的丈夫竟是贺子珍的亲哥哥。

李立英不禁非常吃惊，结婚这么长时间，她只知道丈夫平时只忙于工作，从不肯多说话，她以为丈夫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战士。贺敏学一回到家，李立英忍不住问起此事，贺敏学却说：“讲这些有什么意思？”

听到丈夫的回答，李立英瞬间明白了丈夫的用意，从此再也不在嘴边提这件事了。而贺家人对革命所做出的牺牲，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在贺怡被救出来后，生命垂危，医院担心手术出现万一，必须由家属签字，毛泽东便代为签字，并每天关心手术情况，直至贺怡出院。

新中国成立后，贺敏学转入地方建设。到1954年，时任华东建筑工程总局局长的贺敏学赴京参加建工部召开的会议。

贺子珍的女儿娇娇得知后便到饭店看望舅舅，贺敏学利用空闲时间陪她玩了半天，还在莫斯科餐厅请她吃西餐。秘书孙海林送娇娇到公交车站的时候，娇娇却提出再走一段路。孙海林不明所以便问为什么。娇娇说：“刚买了两本书，坐车的钱不够了。”

孙海林回去后将这件事告诉了贺敏学，贺敏学鼻子一酸感叹道：“主席管孩子管得太紧了。”

从娇娇口中得知贺敏学到达北京的消息后，毛主席非常高兴，他让娇娇转告贺敏学：明天晚上七点半在丰泽园一聚。

当贺敏学到达菊香书屋的时候，就看见毛主席正在专心致志地批阅文件。毛主席听到脚步声放下手中的笔，站起身来笑吟吟地上前握住贺敏学的手说：“你来啦，快坐。”之后，递给贺敏学一根烟。

这是毛主席与贺敏学自中央苏区分别后相隔20多年的第一次见面。作为多年不见的战友和亲人，两人有着说不完的话。在听说贺敏学自分别的个人经历后，毛主席称赞他有“三个第一”：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第一，渡长江第一。

武装暴动指的是贺敏学在1927年领导的永新暴动；上井冈指的是永新暴动后，贺敏学率暴动队上了井冈山；渡长江是指贺敏学在1949年亲自指挥二十七军八十师渡过长江，是全军最早过江的部队。

除了工作，毛主席与贺敏学聊得最多的便是家事和子女。毛家和贺家在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建立了无法分割的坚固的友谊，他们把革命事业视为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事，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这次约见贺敏学，毛主席又一次问起了有关贺怡遇难的情况。红军长征前，贺子珍作为红军家属要跟随部队离开，便将只有3岁的小毛交给留在当地的贺怡、毛泽覃夫妇。

但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毛泽覃不得不将孩子送到百姓家中寄养，还未来得及告诉贺怡孩子的去处，便不幸牺牲了。小毛的丢失一直是贺怡心里的疙瘩。贺子珍从苏联回来后，贺怡就开始了寻亲之路。

1949年，贺怡向组织请了假，便带着警卫员回到了阔别10年多的家乡永新，接回了与毛泽覃的骨肉贺麓成。之后，贺怡与贺麓成一同前往赣南去寻找小毛的下落。在经过离泰和县城一座失修的小木桥时，由于司机过于疲倦，当时的公路又坎坷不平，贺怡所乘坐的汽车不慎掉入了水沟，贺怡不幸遇难。

对此毛主席感到深深地惋惜，之后，毛主席又询问了贺子珍的情况。

自贺怡遇难后，贺子珍便生了一场重病，毛主席内心十分牵挂，便派女儿娇娇前去慰问伺候。与女儿见面后，贺子珍的精神明显好了很多。后来，毛主席还曾向陈毅提出，贺子珍在上海的所有生活费用都从他的稿费中出。

闲聊中，贺敏学告诉毛主席，贺子珍在上海生活得很好，政府对其非常照顾，只不过非常想念娇娇。毛主席听后脸上露出伤感，良久才出声道：“子珍今年该44岁了，叫子珍再婚成个家吧！”这是毛主席对贺子珍最真心的祝愿。

贺敏学何尝不知道毛主席的用心，但贺子珍的性格他很清楚，再婚的事情急不得。毛主席似乎看出了贺敏学的想法，叹了口气说：“这个确实不好强加于人，你回去告诉子珍，娇娇在我身边很好，今后每年都让娇娇去上海看望妈妈，你和立英也要多多照顾她。”

这场谈话共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秘书轻声进来向毛主席汇报事情，贺敏学起身告辞。在离京前，娇娇再一次到饭店见了舅舅一面，贺敏学塞给娇娇一些钱，并送给她两本书，以作纪念。

1955年，贺敏学要离开上海到大西北参与建设，其家人自然也要随着去。但考虑到贺子珍的病情，贺敏学决定把13岁的大女儿贺小平留在上海陪伴妹妹，只带着4岁的小女儿汪洋走了。

喜爱孩子的贺子珍在兄长孩子的陪伴下精神好转了很多，也不会显得多么寂寞，还经常教孩子们学习俄文。至于照顾孩子们和贺子珍的生活起居全由李立英的母亲负担。

在此期间，贺敏学带出了一支10人的建筑大军，为国家“一五”计划建设立下了不可忽视的功勋。到1958年，贺敏学二话不说又投入到了福建工交事业的工作中。数年间，贺敏学呕心沥血，为工交事业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就在贺敏学调任福建后不久，贺子珍也离开了上海，迁居南昌。1959年，到达南昌后的贺子珍病情加重，得到消息后的贺敏学因脱不开身，便委托李立英到南昌看望，不料妻子突然得了偏瘫。

李立英一生要强，不辞辛苦跟着丈夫四处奔波。在一天工作时，李立英忽然觉得劳累困乏，这种感觉只持续了一下便消失了，李立英以为自己只是累了，所以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而是继续工作。但几天后，李立英感到走路都特别费劲，这才意识到了不对劲。

从西安医院转到上海华东医院，医生告知贺敏学，李立英得了偏瘫。妹妹与妻子同时病重，贺敏学受到了双重打击。

1960年，李立英的病情好转，贺敏学便想接妻子一起到福建。李立英提出带自己的母亲和女儿何小平也一同去福建生活，而贺敏考虑到贺子珍虽生活在南昌，但时常会回到上海，到时候岳母和女儿不在上海，妹妹将无人照顾，于是还是把岳母和小平留在了上海。

对于丈夫的决定，李立英表示同意，他们牺牲了自己小家庭的团圆，将贺子珍放在了第一位。

迁居到南昌生活后，贺子珍的病情时好时坏，体质也越来越弱，贺敏学心疼妹妹，又将贺子珍接到福州调养。得知贺子珍被兄嫂照顾得很好后，毛主席也十分的欣慰，时常让娇娇前去看望贺子珍。

为了消除妹妹的心结，贺敏学从未放弃寻找贺子珍丢失的儿女。

1952年，有消息传出南京找到了一位红军的后代，有人说是贺子珍失散多年的儿子小毛。贺子珍得知消息后便急匆匆地到南京认亲，贺子珍见到那孩子的第一面就认定就是她的孩子，不过之后又有一位烈士遗孀来认亲。

当时没有DNA检验一说，自然无法分辨，见贺子珍如此肯定，贺敏学也站在了妹妹这边。贺敏学到北京与毛主席见面时还拿出小毛的照片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了看照片后，沉吟了片刻说：“都是失去孩子的母亲，我不好管，你来管他，照顾他。”

1964年，一位叫杨月花的女子突然出现在大众的眼前，这位女子长得十分像贺子珍的长女毛金花。后经过两位赋闲的新四军老部下告诉贺敏学，他们确定杨月花就是贺子珍的长女毛金花。随后，杨月花到福州找贺敏学，贺敏学认下了她。

无论贺敏学找到的孩子是否为贺子珍丢失的孩子，贺敏学都是为了贺子珍的生活变得更好，他明白贺子珍对毛主席的深情，明白一个母亲失去孩子的痛苦，所以他才会不知疲倦地照顾贺子珍，不仅仅因为她是自己的胞妹，也因为这是毛主席对自己的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