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札与面目:齐白石“日常书写”启示

薛永年\文

近些年,“日常书写”一说引起书法界关注,论者把书法行为分为两种,一种是“书法创作”,另一种是“日常书写”,并且认为,前者是认真对待的书写,是自觉追求艺术化的书写,是心存传世之念的书写。而后者是不计得失的书写,是原生态的完全生活化的书写,是任情恣性、天真发露之作。

对于是否提倡“日常书写”,也有两种意见。提倡者认为,古来的“日常书写”,随性寄情,不计得失,既有艺术性,又有文化性,不仅是数千年来的书法存在方式,而且从中产生了不少经典作品。今人为摆脱展览中心论,重拾日常书写的传统,把书写纳入的日常生活,可以克服浅薄与躁动,也有助于纠正书法缺乏文化品位的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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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致沁园夫子行楷书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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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致汪逢春札》

有保留的意见认为,“日常书写”确实催生了书法艺术,在晋唐都造就了伟大作品,但到明清已降,书法创作与日常书写已渐有别,已经成为两种心理背景完全不同的活动,同一个书家的“日常书写”与其优秀的“书法创作”之间的差距渐渐拉开。现代的书法家,也很难再恢复古人不计得失的日常书写状态。

此前,北京画院展出了“人生若寄——齐白石的手札情思”,其中不只有狭义的手札——书信,还有广义的手札(手稿),——日记、杂记、诗文稿等等。这些生动鲜活而随手写来的手稿,不但真实地记录了齐白石的艺术人生,流露出老人丰富细腻的真情实感,而且也从一个方面展示了他的书法风采。这些宝贵的展品,也为我们思考“日常书写”问题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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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致王缵绪札》

关于白石的书法历程,胡佩衡指出:“最初学清末......的‘馆阁体’,当时湘潭一带的文人流行写何绍基体,......即练习何绍基体。”“在五出五归(薛按:即1902-1910期间)后,学李北海体、金冬心体的时间最长,此外还学了《汉祀三公山碑》、《吴天发神讖碑》、《隋曹子建碑》与郑板桥、吴昌硕等人的字体”;“老人六十岁前后把所临过的碑帖融化吸收,形成了‘齐白石体’。” ①

结合作品的年代,细看白石手稿,可以发现胡佩衡的叙说基本符合实际,但日记、诗稿和 手札的书写,亦有不同。日记更随意一些,其书法演变的轨迹,更接近胡氏之说。《癸卯日记》(1903)、《寄园日记》(1909)和《己未日记》(1919),均作小行书,确实不乏何绍基、李北海的影响,然而还没有自成一体。从《壬戌记事》(1922)开始日渐成熟,大略以李北海为主,旁参吴昌硕和郑板桥,至《蜀游杂记》(1936),已经是自家风范了。

齐白石《登高札》

他的诗稿书法轨迹,并不完全如此。六十岁之前,比较矝慎,一种行而近楷,如《寄园诗草》(1889-1902)、《萍翁诗草》(1917-1918),都参酌何绍基,吸收李北海。另一种作金农楷体,十分认真,亦颇古拙,如《借山吟馆诗草》(1916-1917)和稍后的《老萍诗草》(1920-1921),均无涂改,可能是誊清稿。六十岁之后,则一律作小行书,如三种《白石诗草》(1924-1925、1924-1926、1926-1931),不但学李北海,且融入吴昌硕,也有勾画涂改,估计是原稿。

白石的信札,一律是行书,虽然没有一九一九年来京以前之作,但《濒翁手札——与姚石倩书》(1919-1950)遍及来京以后各个时期,《与李苦禅书》(1931-1937)也是白石书法自成一家以后之作。这些书信,信手写来,一气呵成,雄健、清刚、爽利、意态夭矫,老辣欹侧、气象博大、沉着痛快又挥洒自如,偶有圈改与夹行小注,也更觉疏密得当。比之同一时期日记和诗稿,在艺术上要高出许多,而且与成熟期白石画跋波澜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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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与李苦禅书》

这些成熟期的书札,不但把李北海、吴昌硕、郑板桥、金冬心、何绍基冶为一炉,融碑入帖,卓然自成一家,而且字里行间,真情流露,表现了独特的风神意气,也就像面对老人一样。由此,我不由得想起魏晋六朝的尺牍,想起《平复帖》、《伯远帖》和《快雪时晴帖》,想起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引用江南谚语所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书札书法之不同于日记和诗稿书写之处,在于是给一定要给别人看的,是要自觉地示人以面目的。

实际上,同样的“日常书写”,因为功用不同,要求也就有别。一般而言,日记是记事用的,如非特殊需要,很少出以示人。诗稿有两种,一种是稿本,留给自己看的,而且随写随录,不免修改,留下涂改痕迹。另一种是誊清示人以求序跋的,肯定要工整清楚,一目了然。至于书札,是与亲友或学生通音问的,用文字书写来交流思想感情的。所谓见字如面,既然要给对方看,岂能不尽可能地体现自己的水准。白石的手稿,印证了上述认识。

齐白石 《濒翁手札——与姚石倩书》

所谓“日常书写”,指的是日常应用中的书写,因此就有一个功用问题。齐白石的书法,也会根据功用确定书体,他的手稿,以行书为主,几乎没有写对联和匾额所用的篆书。在古代,以汉字为基础的书法艺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更是实用与美观的统一,比如据羊欣指出,锺繇的书法就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刻碑的书体,二曰章程书——规范化教学用的书体,三曰行狎书——写信用的书体。②他擅长的三体书,各有不同功用。

从事学术研究,就需要分类,不分类则无法进行理论概括。但把书法分成“日常书写”与“书法创作”,严格来说并不符合当下的书法实际,而是试图以古人的“日常书写”的经验,引领当代书家书法的生活化,借以破除当代书法界的“展览中心论”,纠正浅学者的书法重效果而轻功力,重抢眼而轻养心,重艺术形式而轻文化内容,以提高书法艺术的文化品位。

齐白石《致吴廉铭札》

但把书法分成“日常书写”与“书法创作”, 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个的问题是,将古代文化人而兼书法家的书写简单化了、唯一化了、非功用化了、非社会化了。锺繇的例子,似乎可以说明不能简单化一律化地对待他的“日常书写”,齐白石的“日常书写”也仍然离不开实用,不但写什么体也要从功能出发,而且写信就比日记和诗稿在艺术上更讲究一些。据此,很难说“日常书写”都是“不计得失”的。

另一个问题是,把当代书家的“日常书写”理想化了。近三十年来,电脑打字越来越代替了书写。在非书家当中,毛笔的日常书写渐渐消失,书法家的手写书信也大多被手机短信所代替。书法越来越离开了实用功能,越来越成为公众认同的独特的艺术门类,不仅有了书法家的组织,有了书法家的博士,更发展了信息时代书法面向大众的展览和传媒,传媒也是通过展览而发挥传播作用的。

齐白石《致张次溪手札》

我相信“日常书写”的提出,与其看作对当代书法家的号召,不如看作对书法传统经验在社会和文化大背景下的思考。当然,我钦佩坚持毛笔“日常书写”的书法家,相信他们的艺术生活方式的选择一定有利于书法艺术文化的进境,但他们的努力仍然改变不了整个社会土壤中“日常书写”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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