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某评论区看到了这样一条评论（原评论已被删除），大意是说，刘禅的投降至少拯救了蜀汉人民，不至于因兵祸而蒙难。对此，我觉得很有必要写一篇文章来澄清一些事实。毕竟，如果连赤裸裸的投降派也能为其找到光辉正义的理由的话，那么很多已经永世不得翻身的铁案恐怕都会有被翻案的希望了。
有关蜀汉灭亡后成都乃至整个益州人民的生存状态，《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如此评价的：
“检御将士，无所虏略，绥纳降附，使复旧业，蜀人称焉。”——《邓艾传》
“会于是禁检士众不得钞略，虚己诱纳，以接蜀之群司。” ——《钟会传》
“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 ——《谯周传》
按陈寿的说法，在钟会、邓艾大军平属后，刘禅全家都能得以保全，益州军民也能在投降后平安无恙；而之所以如此，都多亏了他的恩师谯周劝谏刘禅投降。这句话有两个隐藏的条件：1.蜀汉从皇室到黎民在投降后过得都还不错；2.之所以过得不错，都是因为谯周。
那么，这两个条件成立了吗？对不起，一个都不成立。
先说条件2，这纯粹就是硬往谯周身上贴金。实际上，曹魏本次军事行动既然旨在灭亡蜀汉，那么但凡是脑子清醒的指挥官，都不会对蜀地人民施加毒手；更何况，在魏军路过诸葛亮墓时，主帅钟会还派人前往祭扫（这段故事在《三国演义》中被演绎成了“武侯显圣定军山”）。如果说成都城破后魏军的所作所为是因为谯周投降得好，那么祭奠武侯难道也是谯周的行为感化的钟会的吗？
再说条件1，即“蜀汉从皇室到黎民在投降后过得都还不错”，这一点其实连陈寿自己都不信。因为在《三国志-后主传》中，陈寿就清清楚楚地记录到，钟会之乱后，“蜀中军众钞略，死丧狼籍，数日乃安集”。而在这场动乱中，刘禅的太子刘璿、大尚书卫继等人也在兵乱中身亡。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钟会这个老野心家造的孽；问题是，钟会是哪儿来的呢？不正是曹魏侵略蜀汉才来的吗？如果他们没有侵略蜀汉，那么就不会有“死丧狼籍”。
当然，你还可以说是因为姜维密谋离间钟会和邓艾，结果弄巧成拙，还把自己全家都搭了进去；可是，作为蜀汉的大将军，坐拥数万大军却在前线接到了后方刘禅让自己投降的诏书，你让他怎么办呢？身为一个职业军人，想要战斗到最后一刻以光复大汉，难道也是错吗？难道非要像刘禅一样一枪不发就彻底躺平才叫识时务吗？
当然，你更可以说这是蜀汉灭亡之后的事情，最起码在刘禅投降当时还是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的。但是，且不论成都城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就说投降以后所遭遇的“军众钞略”，请问这些钞略者是什么人？是蜀汉军队吗？不是，他们是曹魏的军队。这些外来的部队在蜀中所犯下的罪行，不正是因为刘禅、谯周这些投降派的决策才带给蜀中居民的吗？
这些还只是陈寿自己承认的，还有许多陈寿没有承认（也许是不敢承认），后来被裴松之搜集并注解到《三国志》里面的，都让我们从寥寥数语中得以窥见曹魏军队在进入成都后的军纪到底如何：
魏以蜀宫人赐诸将之无妻者，李昭仪曰：「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杀。——《二主妃子传-注引<汉晋春秋>》
庞德子会，随钟、邓伐蜀，蜀破，尽灭关氏家。——《关羽传-注引<蜀记>》
刘禅宫中的昭仪，被赐给魏军中没有妻室的人当老婆，这难道能称之为“无所虏略”？蜀汉的顶级贵族、关二爷的后人，被庞德的儿子带人灭族，这难道就是陈寿所说的“一邦蒙赖”？
当然，陈寿这么写，也有他的原因。客观上说，他作为亡国之臣，又生活在魏晋之交那样一个政治氛围肃杀的环境之下，有些事情必须要按照当时统治者（也就是司马氏）的心意来写，这是我们应当予以理解的地方。
但是，陈寿主观上的原因才是导致《三国志》在记录包括蜀亡在内的诸多事件上严重失实的主要原因：
首先，陈寿的立场是代表益州本土士族豪强的，他们对蜀汉这个外来政权本就没抱有什么好感，陈寿甚至还专门为当年鼓吹投降曹魏的蜀汉大臣们单独列了一篇传，他自己对投降曹魏的看法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陈寿本人对蜀汉统治者是一直怀有怨恨的。当年他父亲是马谡手下的参军，因为街亭之败受到牵连；自己入仕后想拜诸葛瞻的码头，也没受到诸葛瞻的重视；黄皓专权时，他又因为不和其同流合污而屡遭贬黜。因此，在撰写《蜀书》时，陈寿就说诸葛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说诸葛瞻只会写书法，更把蜀汉灭亡的罪责全推到黄皓一介阉人身上，这一点，裴松之在注解《三国志》以及魏征修《晋书》时都曾指出过。
最后，陈寿的私德本身也很成问题。如果说因为个人和家庭的原因而在修史时对蜀汉有怨言只是学术不端的话，那么他在写《魏书》时公然向丁仪兄弟的子嗣索贿不成而怀恨，继而不为这对兄弟立传就是纯粹的道德卑劣了。这样的人写出来的史书，和《史记》、《汉书》自是无法相比，和《资治通鉴》较之也是差之甚远，不过忝列“前四史”之位而已。
所以，说刘禅投降是使得两川生灵免遭涂炭，是完全罔顾了事实的。至于谯周、陈寿之流对于投降曹魏的态度，既不值得称道，更不应该效法；对他们这种行为加以肯定甚至鼓吹的，最好查一下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