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有益于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探索的人。梁漱溟先生晚年时说：“文化大革命里，我所有的字画图书都被烧掉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我的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梁漱溟先生今天得以被广为人知，很大程度上是他在1953年那番新中国“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的言论。
他敢于为民请命，犯颜进谏，向毛主席讨要“雅量”，被当众哄下讲台。面对批斗他不改初衷，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梁漱溟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积极追求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先赞成“君主立宪”，随后又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
后来他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他认为必须从乡村入手，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他的想法可以概括为“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即把分散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用科学技术改良农业品种、提倡植树造林，用乡学村学纠正中国农村长期存在一些求神拜佛、吸毒、女孩缠足、男孩早婚等陈规陋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漱溟不得不中道放弃乡村建设事业，他主张的民族自救运动失败了，但梁漱溟这种“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爱国初衷和为之奋斗的不懈努力是值得称道的。
梁漱溟坚决主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提出“一多相容，透明政权”的主张。他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挑起党争、破坏抗战的行为忧心如焚。为联合中间势力，梁漱溟发起参与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又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
梁漱溟不赞成用暴力革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也不赞成阶级斗争，但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并没有妨碍他在争取独立、民主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梁漱溟分别于1937年和1946年两次到访延安，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有的文章将梁漱溟的这两次访问概括为一次“求同”，一次“存异”。“同”的是建国的理想目标，“异”的是实现的路线步骤。
全国解放后，梁漱溟“醒悟”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并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同时，他以“帮助共产党认识旧中国”为己任，对解放初期的政治运动和民生经济举措提出意见和建议。
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扩大会议，应邀发言，重点是谈农民问题，他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由此引发领袖人物的极大不满。
有人说，梁漱溟不过是个腐朽的老儒，顶撞毛主席也是仗着自己是共产党的老朋友，学问大，名头响，就大耍个人风头，骂骂政府、骂骂领袖其实是为了出风头，这证明梁漱溟不过是一个沽名钓誉之辈。
但纵观梁漱溟先生一生言行就能知道，这种揣测纯属无稽之谈，他一生狷介狂放，傲骨担当，有着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使命感。
抗战中梁漱溟就常有批评政府的言论，沈醉带军统特务去查办他。梁漱溟正气凛然：“我这是小骂，对你们，对抗日有好处，如果你们仍不改悔，我今后还要大骂。”
1946年梁漱溟任民盟秘书长，在代表民盟在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时，他激愤地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面对白色恐怖笼罩下面对特务黑洞洞的枪口，这样一位不畏生死的爱国知识分子会是一个精明世故之徒吗？
1972年底，举国上下“批林批孔”。梁漱溟参加政协小组学习，他发言说，我只批林，不批孔，因为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
在极左思潮猖獗一时，万马齐喑的境况下，梁漱溟不顾个人身处逆境，仗义执言，表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敢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格。
梁漱溟敢于讲真话、讲心里话，是因为他秉承自己的理想：“天下人自己都会找对的路，只怕不求，求之则得，不对也好，总会对的。”
梁漱溟对国家、对社会有自己的理想，一旦确定方向就从不轻易改变，所以他的一生虽然始终与陈独秀、蔡元培、胡适之以及诸位大师朝夕相处，却从不肯盲从所谓的“时代潮流”。
对于这样一位有风骨的知识分子，你可以嘲笑其迂腐、不识时务、思想落伍，却找不出理由质疑其“反动”。对于执政者来说，梁漱溟先生可以称之为一位称职的“诤友”。
梁漱溟自己说：“我一生的是非曲直，当由后人评说。为人处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