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是一个激烈震荡的一年。
这一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取代“两个凡是”；这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两大班子完成实质意义上的巨变；这一年，新中国由注重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两手抓，全面转入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中国，这座千年文明古国似乎即将迎来风起商潮浪卷的划时代转变。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一场看似波澜不惊的班子交接中，却处处隐藏着看不见的暗礁，触不到底的险滩，一场场好似风轻云淡的平稳过渡，背后却暗含着普罗大众极难察觉的角逐。
后毛泽东时代，尽管时代旗帜交到了华国锋手中，但此时的“四人帮”早已难掩对权力的渴望，一次次躲在背地里的酝酿，让老干部和华国锋班子的人如芒在背。
在这种危急情势之下，华国锋班子联合开国元勋一道，毫无悬念地将王张江姚一网打尽，自此，动荡十年的特殊历史时期结束，波诡云谲的局势再度迎来短暂的平静。
可平静水面底下隐藏的却是逐渐泛起的另一股清流。按照毛主席老人家生前的革命遗志，我们决不能学苏联走修正主义道路，因此，在他离世之际，一再嘱托华国锋切勿忘记初心，华国锋也不愧为主席的接班人，临危受命后，他既强调要搞好经济建设、要搞开放，同时不忘搞阶级斗争。
所以，本着这个原则，华国锋大胆地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是决定治国航向的启明灯，在这盏明灯下，势必会波及到不少当年中央亲批的冤假错案，进而引起不少人极大的质疑。
纵使如此，作为华国锋同志的得力助手、毛主席忠实的追随者，汪东兴义无反顾地选择站在了华主席一边。
即便是对于即将复出的邓小平同志，汪依然针尖对麦芒地评论道：“他的那两下子，不是（在1975年）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
或许在现在看来，这不免让人觉得有些大不敬。事实上，1976年以后党内风气较为开放，民主、自由的空气逐渐活跃起来，同志们相互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红红脸”、“发发汗”，在那个年代几乎已经是一种常态。并且，这些彼此之间的批评远远迥异于西方政客们的相互攻讦
，每位同志之间的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实实在在是为寻找工作中的不足，而非类如西方政客之间为达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
而主导这股开明、自由和民主风气的，则是当时集党政军于一身的华国锋同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汪东兴在那个年代会说出这样一番话了。因此，再说直白点，汪东兴说这话，实际上就是要维护“两个凡是”的路线方针。
但问题是，“两个凡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两种不尽相同的路线，尽管有不少同志对“两个凡是”提出不同看法，但这些声音都是零零散散地出现，并没有成系统、成气候地集体发出，直到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一夜之间政治气候突然改变。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按照华国锋同志原定的议题，此次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经济建设。
然而，会议召开的第三天，会风导向突然发生巨大变化，掀起这股巨变之人正是东北组代表陈云。
陈云是党内元老，资格老、能力强，曾为新中国建设立下赫赫功勋，但在十年特殊时期中，他也曾遭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于是，索性在会议上，他提出了六个问题，每个问题都涉及到当年伟人亲批的大案、要案。
陈云同志的发言，很快引起了在场不少老同志的热烈反应。可即使把会风带离了原先预定的轨道，大家发现：平反冤假错案这个实际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
于是，在为期36天的大会开了过半后，江一真率先站出来批评、指出了副主席汪东兴此前工作中的种种过失，紧接着，于光远、杨西光、胡绩伟
等人纷纷站出来揭露了他此前的不当言行。一时间，汪东兴遭到集体批判。
这场会议开得充满自由、民主的氛围。先前于光远找江一真等人商量要不要指名道姓批评
汪东兴，因为不指名道姓很难把已有的痼疾问题戳破、解决，但于光远等人同时也担心，倘若直接点名批评一位副主席，会不会因此受到严厉的指责呢？
事后证明，他们的顾虑实属多余，因为整场会议下来，所有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并未受到追究，更未因此受到任何指责，会议真正发扬了民主集中制。
所以，对于同志们的不同意见声音，作为副主席的汪东兴也并未因此大感不悦，而是在听取不同老同志发言后当即表态：
“我所担负的职务与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名不副实的。为此，我恳切请求中央免去我所兼的一切职务”
当然，汪东兴副主席要“裸退”，这毕竟是他的自谦之语。要知道，他15岁参加革命，19岁出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直属队指导员
，从解放
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汪东兴始终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虽然中途有一段时间里在其它工作岗位上锻炼过，但总体来说，中南海内凡是经他之手的大大小小事宜，哪一件不是他圆满完成的？因此，汪东兴此话显然是自我批评的深刻姿态，也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风亮节。
汪东兴同志摆出如此难得的自我批评低姿态，
让全体老同志见到了一位真正的革命战士该有的模样，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后，中央免去汪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央警卫局长、8341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的诸项兼职，除中共中央副主席外，仍保留了军委常委和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的职务。
自此，汪东兴逐渐退居二线，新中国步入了崭新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