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期间，为了买到货物，商人们相互竞价，带来的后果就是物价飞涨，日本金银流失严重。

《崎阳群谈》记载：明历元年（丝）割符废止，商人们可随意参与丝、端物贸易，此乃自由贸易。商人们相互竞争，提高进价，导致唐船货物价格高涨。《长崎诸事觉书》记载了正保五年（1648）至宽文十二年（1672）间的唐船数量及贸易额等。

虽然每年的船只数量不一样，但可以大致了解一下贸易额的变化状况。以明历元年（1655）为界，从正保五年（1648）至承应三年（1654）这7年间，唐船总数为346艘，贸易总额合计为90111.537贯，平均每艘船的贸易额约为260.438贯；明历元年（1655）至宽文十二年（1672），到长崎的唐船达到750艘，贸易总额为297524.497贯，平均每艘船贸易额约为396.7贯。明历元年（1655），也是清政府下达“禁海令”的起点。

十三年六月（1656），又令：“自今以后，各该督抚著申饬沿海一带文武各官，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货物入官”。“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其该拘束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夹带，或知而故纵者，与犯人同罪（至死减等）。失觉察者，官减三等，罪止杖一百，军兵又减一等”。

在严格的海禁期间，赴日唐船的贸易均额却增加了近二分之一。这从侧面印证了当时物价飞涨的事实。矢野仁一根据《崎阳群谈》的记载，认为丝割符废止之后，由于竞争激烈，导致生丝价格飞涨，而长崎居民收入的抽成减少导致长崎萧条。但据《长崎诸事觉书》中的记录唐船抽成并没有减少，因为抽成的收取除了丝织物等按单位收取外，其他货物的手续费是按照贸易额来收取，比如唐器物是按贸易额1贯收取50目的比例收取，所以贸易额的高涨，必定带来抽成的增加。

这个抽成还会支付给参与贸易的众人。金井俊行的《長崎略史増補長崎略史》里，收录了一张宽文四年（1664）的抽成具体分配，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参与贸易的人的具体收入。但对于丝割符商人来说，他们失去了垄断丝产品的权利，因此也失去了丝产品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反而是将利益均摊给了各个参与贸易的人。

丝割符制度的取消，随之而去的是丝割符商人的特权和利益，还产生了新的问题，就是自由贸易体制下物价飞涨，国内金银流失问题凸显出来。当然，这一问题涉及到更为广泛的其它问题，在这里就不再展开讨论。

货物市法

货物市法的形成，自由贸易带来的弊端，导致幕府不得不考虑改变贸易方式。《续长崎鉴》有载，早在宽文十年（1670），幕府已告知唐船、荷兰船，宽文十一年（1671）货物将会降价，但事实上宽文十一年物价并未受到影响。宽文十一年，时任奉行的川野权右卫门再次跟返航船只提醒，次年商品价格会下滑。

《华夷变态》中1685年的唐商申述书中提到“14年前，幕府改变贸易政策时，提前一年告知我等，好让我等有所准备”。根据这两条内容可知在宽文十年幕府已有改变贸易制度的想法。宽文十一年（1671）十月二十六日，江户传来指令：禁止假药的买卖，若举报从事假药贩卖者，可获奖励；禁止将所有货物垄断购入，然后高价售出；禁止熟人间提高手续费。

到了十一月，忠左卫门在幕府指令的基础上针对三十八番船发布了唐船贸易法：禁止竞买竞卖行为：虽然每年町年寄都在强调禁止竞卖，但唐人敷衍之事不绝于耳。今后，若有违背者，即使事后查获，必需加以追究；禁止惜售行为：本次根据新制度，樱町出最高价。

当地买卖对日本人唐人均平等，若有再次赴日的熟人，需告知按如今之市价交易，不可延缓；端物、荒物买卖：宿町付町乙名需在了解京都、大阪、堺的价格后，选定合适买主后，再由奉行所决定后方可买卖。如有人私下与唐人进行自由买卖，则需立马向奉行所汇报，若隐瞒不报，则需追究付宿町付町乙名及组头的责任；客唐人小宿之买卖：小宿要按照宿町附町等制定的船头的货物价格来进行买卖，若有违反，将不得再从事小宿之事。药物买卖：告知药物商人，买卖之前需向宿町付町乙名处递交案文手形，避免购入假药。

三十八番船入港后，入住今博多町。卸货等都照之前的方式进行。其后让商人检查货物，然后进行投标。取投标的前三价格平均值向唐商报价，并按投标价中最高的价格将货物卖给中标的前三位，将获得的14%利益在次年的三月份分发给吏员及市民。幕府将参与贸易的这些人逐渐有了纳入其管理体制的倾向，他们的报酬就更倾向于工资的性质了。

该贸易方法在三十八帆船上取得了成功。但这并不是最终版本。宽文十二年（1672）三月，两艘唐船入港，其中一番船入住内中町，二番船入住材木町。奉行吩咐宿町按照三十八番船的方式进行贸易，但因为对贸易商人身份没有加以限制，导致参与竞争的商人过多，贸易无法按照三十八番船的模板开展。最后，幕府从商人中选取12人，作为货物查验员，负责对货物进行检查、鉴定，再由长崎、江户、京都、大阪、堺及其他地方商人进行投标。

町年寄取前三投标价格，权衡后加以调整，将定价告知唐商，得到唐商的同意后，再从参与的商人中选取116人，将两艘船货物进行分配。其中参与的长崎商人有70人，每人分配到的商品价值为970目，合计67贯900目。江户、京都、大阪、堺四地商人加起来一共46人，每人得到4贯970目，合计228贯620目。从这份数据来说，幕府当时还是根据地区进行划分，并没有考虑商人人数的多少。此次的操作方法最多可以称为是应急之策。由于参与投标的商人过多，在具体执行中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