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该文首发于2019年12月25日

位于吉安市青原区的渼陂村,被历史学家誉为“庐陵文化第一村”。渼陂村是千年古村,也是近代红色革命圣地,著名的“三梁”将军就是从这个村子走出来的。关于“三梁”将军的美谈一直在网上流传,他们就是梁仁芥、梁必业、梁兴初三位开国将军。

有传言称,“三梁”是祖孙三代。近日,红船编辑部专访梁仁芥之女梁静群时,其对此予以否认。访谈中,梁静群还回忆了父亲年少投身革命,艰苦的战争经历以及亲手把自己孩子送上前线的故事。根据这些珍贵的口述,红船编辑部进行了编辑整理。

童年伙伴

“三梁”将军都是江西吉安青原区渼陂村人,族谱同在村中的梁氏祠堂,并没有血缘关系。后来一起参加红军, 村里一同参加红军的有300人,到解放初,只剩他们三人。1955年授衔时,父亲自请降低军衔,被授予少将,其他两位均授中将,称为“军中三梁”,家乡渼陂村已成为AAAA级红色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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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梁仁芥 梁兴初 梁必业

父亲出身贫农,爷爷是纤夫,在险滩和逆流时拉船,寒来暑往,爷爷因拉船受伤,早早就弯腰驼背。奶奶在家里种地、织布,但劳动所得大多给地主交租,一家人过着食不果腹的困苦生活。

父亲只上过三年私塾,家里就没钱供他继续读书,于是回家帮我奶奶种地、卖早点。那时渼陂村有水运码头,南来北往的商船在这里汇集,我父亲和梁必业天不亮时就开始沿街叫卖,父亲卖米果,梁必业卖油饼,饿时,卖剩下的他俩就交换着吃。卖完早点,梁必业去上学,我父亲去种地、放牛,父亲这样奔波劳作,从早到晚没有停歇过。

辍学后的父亲一直坚持自学,家里没钱买灯油,他就和一墙之隔的梁必业瞒着双方家长在墙上打了个洞,晚上梁必业把小油灯放在洞口,父亲借“光”和梁必业一起读书。

直到老年,我父亲病重住301医院期间,梁必业每次去看父亲都很亲,扑上去就给个大大的拥抱,父亲总会笑着说:“你别搞这些老外的风俗,我不要拥抱亲吻。”

机缘巧合,父亲年少投身革命

父亲能够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机缘巧合。秋收起义过后,毛泽东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随后和朱德、曾山等开展“扩红”工作,带领红四军来到渼陂村驻扎。当时父亲只有十几岁,就聆听毛泽东、朱德、曾山等中央首长讲课,接受革命教育。他在红四军军部领到一本油印版的《共产党宣言》,爱不释手。有次罗荣桓讲话,动员老百姓参加红军,他现场就报名参军,因年龄不到,当选了少年先锋队长,之后到红四军历任宣传队员、宣传分队长、宣传队长。

父亲是一个特别渴望学习的人,罗荣桓教他革命理论,还让他做自己的交通员和司号员(因当时通信设施不具备,以号声传达命令)。

任渼陂村的少年先锋队队长时,他把自己刚学到的革命知识宣传给乡亲们,宣讲共产党宣言,“解放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打土豪分田地”……父亲从小就深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因此他革命热情似火,一心跟着红军去打拼,改变不公平的世道。父亲曾说,小时候吃不饱穿不暖,晚上躺在床上能透过破屋顶看到天空,数着星星入睡。寒冬腊月,没有被子只能用稻草来御寒。

接受革命教育后,父亲就带领村里十几岁的青少年们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分浮财。他这一分,本来被地主压迫的、吃不上饭的穷人便有了棉衣食粮,村民积极性都特别高。他的这支队伍一直扩展到吉安不少乡村,他也升任纯化区(现吉安青原区)少年先锋队长,管理18个乡的少年先锋队;之后,他任少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其实这一切还得益于中央红军首长们的直接教诲,给予父亲根深蒂固的革命启蒙教育。

1930年10月5日,对父亲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天,他终于正式参加了红军。毛泽东写了一首词叫《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其中有一句:“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其义就是吉安非常难打,第九次才攻下城池。这九次里,我父亲参加了五次攻打吉安的战斗,他率领十八个乡的成千上万名少年先锋队员参战,拎着大刀长矛往前硬冲,在配合主力红军攻下吉安的这一天,他经中共江西特委介绍正式加入红军。

梁仁芥

三走长征路,战友情谊深

五次反“围剿”战役,父亲参加了四次。在打仗的过程中,父亲每次都冲锋在前,殿后撤退。有次父亲落单了,遇到大批敌军追杀,就跳进池塘藏身,嘴里含根稻杆保持呼吸,敌人在周围搜查很久都没发现他,翻山越岭周旋了很多天,最后父亲光着脚跑到了石城,那时,他任石城独立团政委。

长征前夕,红军总部下令,把他调为林伯渠任主任的红军总政治部没收委员会的科员,为红军的长征筹备军饷。主力红军每次打了胜战,攻下城池后,父亲他们就收缴敌政权的物资钱款,并征集或没收投靠国民党的资本家、大地主的不义之财,除分给贫苦民众外,为红军筹备了不少银元、金条,还有敌人骑兵部队的马群。他们在林伯渠的领导下筹集了大量的物资装备和粮草。

红军长征中有一支最精锐的部队——干部团的上干队,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减员,机关精简,由清一色的高级干部组建了这支上干队。我父亲是上干队学员(当战士使用),他和战友们一起冲锋陷阵,势如破竹,哪里有硬仗,他们就出现在哪里,父亲打了四渡赤水、土城抗击战、攻夺娄山关、二次遵义攻坚战、鲁班场抗击战(歼敌1个团)、佯攻贵阳,乘虚入云南板桥歼敌1个团;紧接着急行军220公里,奔袭金沙江,缴获敌渡船一条,偷渡成功,父亲和他们上干队的战友们抢占了北岸高地,掩护中央纵队一、三军团于1935年5月9日安全渡过金沙江。

上干队只有几百人,装备是缴获国民党军的新式武器,有冲锋枪、手提机枪、二十响驳盒枪等,有不少人使用双枪的,头戴钢盔,火力强大。上干队在通安遭遇川军一个旅,这个川军旅也是一支劲旅,属于敢打敢拼不怕死的,谁知一遇到上干队就只有挨打的份了,父亲和战友们冲锋勇猛,在和敌人搏杀时像入无人之境一样,打得川军四散溃逃,父亲他们乘胜追击时,这些兵力数倍于上干队的川军旅丢盔卸甲,奔命般地逃到山后躲了。

尔后,父亲他们作为先头部队占领会理,直捣西昌,翻越凉山彝族自治区,抵达安顺场。父亲和上干队的战友们以及红一团歼灭川军2个连,击溃敌1个旅,渡过大渡河后,分两路沿河南北两岸而上,攻夺康定铁索桥,继续北上,攻占天全、芦山、保兴等县,歼敌一部分。越过海拔5千多米、常年积雪的夹金山,到达四川懋功县的达维,与红四方面军88师会师。中央派他留在懋功县发展武装,并负责懋功至马尔康的运输安全。至此,父亲的第一次长征结束。

父亲从上干队调到懋功县独立营,除了县委领导,他带领的部队战士不多。于是,父亲就走家串户发动群众,开仓分粮,动员贫苦百姓踊跃参军,很快,懋功独立营扩建到几百人的规模。他任独立营政委,红四方面军南下时,独立营加入红九军团杨梅生团,一路攻夺宝兴、天全、芦山、邛崃、雅安、名山。红军8万人南下,北返时只有四万,薛岳部队50个旅包围红军,父亲他们被迫再翻夹金山,过草地,返回懋功、丹坝、绥靖、甘孜一带。这是父亲的第二次长征。

南下部队启程时,父亲听说朱明还留在喇嘛庙里,朱明(1955年授衔中将,是总参第一任通信兵部部长)当时是九军团的政治部主任, 后任懋功县县委书记,父亲和他一起开展地方工作。朱明被困在喇嘛庙,身边只带了1个警卫员。眼看着国民党部队马上就来了,还有川军、藏军向这里包抄,危机时刻,父亲带着一个班返回,把朱明从喇嘛庙救出来赶上了大部队。

在此期间,父亲任四川团省委副书记、少共组织部长,红军打到哪里,就在当地打土豪分田地,父亲做群众的宣传动员工作,扩充组建了一个新兵团,其中有不少是藏族人,天宝就是一名藏族红军,后来到四川省委当了领导。天宝很讲感情,他曾到兰州军区看望父亲,他说:“首长,是你把我领上革命道路,不然哪有现在的我啊!”

父亲在长征路上带出来的兵还有王述文,长征的时王述文只有13岁,曾给父亲牵过马,过草地走不动时父亲就让他骑马,解放后他转业到四川商务厅工作。他曾专程到西安看望我父亲,在我家住了几天,那时父亲退休了,每天王述文坐在父亲身边,有聊不完的话题,他们的感情非常真挚。

第三次长征,是1936年8月至1937年1月,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西康甘孜会师后。父亲所在的红32军8团原隶属于一方面军的,二、四方面军都想让他们加入,父亲建议全团集体表决,结果一致投票加入到红二方面军。父亲随任弼时到二方面军,任政治部青年部长,开始了第三次过草地,翻夹金山的长征征途。

那时的父亲走这条长征路比较熟了。他直接筹来牛群,烘烤成肉干,再磨成粉,每人弄一袋牛肉粉,伴着青稞,就靠着这点蛋白质,挽救了很多红军官兵的生命。

红军长征离开江西后,爷爷梁必胡被国民党还乡团严刑逼供,敌人问父亲在哪里,爷爷一言不发,被敌人残暴地吊打了三天三夜,至死也没有屈服。

奶奶刘端娥被还乡团赶出家门,流落四乡,以替别人纺线织布糊口,没活干时沿街乞讨。解放前夕悲惨地饿死在织布机前,被发现时已是她辞世多天以后了。

刘胡兰牺牲在敌人铡刀下,父亲提出宣传刘胡兰事迹

北上抗日时,贺龙、任弼时部队整编为120师,父亲开始在师教导团培训营、团干部,历任师工作科科长、组织科科长。由于师政委关向应一直病重,父亲就代他往返黄河两岸,向部队传达关政委指示。父亲后任独立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晋察冀反扫荡作战:滑石片战斗歼敌日军1个大队;陈庄战斗歼敌日军1个联队;米峪镇战斗歼日军1个大队;并参加了百团大战,攻占轩岗,打大牛店,破同蒲铁路北段,攻夺康家会据点等战役战斗。直至1943年冬,回延安到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8月,任358旅8团政委,率8团攻克离石城,歼伪军狄有功旅1300余人。

1945年10月至1947年10月,父亲任晋绥六分区地委书记兼六分区政委,带着19团和21团(358旅的老部队)及分区军民抗战,贺龙命令他:“梁仁芥,你一定要守好南大门(山西晋绥六地委)”。

彼时,晋绥文水县的刘胡兰在东周村牺牲了,当时刘胡兰才16岁,敌人在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面前杀害了包括70岁的老人和放羊娃等六位群众。敌人威胁她,只要说出藏公粮的位置和八路军伤员在哪里,就放她一条生路。刘胡兰毫不畏惧地说:“怕死就不当共产党员”,说完直接躺在铡刀底下,牺牲前她高呼:共产党万岁!没有泄露一句党组织的秘密。

父亲当时是晋绥六分区地委书记兼第六军分区政委,他认为一定要在部队宣传刘胡兰事迹,并派代表参加女英雄的追悼会。官兵们听了刘胡兰的事迹后,宣誓要定血债血偿,为刘胡兰报仇!后来他们把杀害刘胡兰的这支阎锡山部队全部歼灭。两个多月之后,转战途中毛泽东看到刘胡兰的事迹材料后,立即给刘胡兰提了八个字:“生得伟大,死得光荣”。

父亲带领军民在任职的两年中,在全分区境内消灭敌军,协同野战军,收复了塑县、宁武、原平、繁寺、代县、定襄、崞县、五台等城镇,建立了解放区。

首次使用集束炸药包抛射爆破法,攻下永丰镇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任120师独立二旅政委(独二旅前身为358旅),参加了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诸多战役。率部在青化贬歼敌整编36师,活捉师长廖昂。第二次攻打榆林未克,元大滩打援,歼马鸿逵1个团。在宜瓦战役中,率独二旅攻占宜川城,歼敌24旅,俘敌旅长张汉初。荔北战役于李家坡、杨庄歼敌65军4个营。协同二纵打蒲城的永丰镇,俘虏敌76军军长李日基7000余人。所以,西北战场都知道,父亲虽任政委,但是很能打仗,是西北战场的“武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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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独二旅参谋长谢彩贤、政委梁仁芥、旅长张开基

打得比较精彩的是永丰镇战役。二纵攻打永丰镇的时候,由于土围子城墙特别厚,像个小山似的,所以易守难攻,非常难打。王震是总指挥,他们打了一天一夜也没有攻下永丰镇。我父亲的独二旅在外围担负拦截敌增援部队。王震知道父亲的部队擅长打攻城战,就命令他带人两个小时之内赶到永丰镇,晚上八点开始进攻。鉴于行程紧张,我父亲跟王震请示:“我跑步还要两个小时呢,能不能推迟一点,还要侦察敌情,也不能贸然行事。”王震想了想,做了让步:“那行,再给一个小时的时间,21点,21点你们开始总攻,一定要拿下。”

父亲领着四团和五团的部队跑步过来,到了之后一看位置,没有城门,城门方向由别的部队负责,独立二旅攻城的任务是一段厚厚的城墙。怎么办?这任务太难了,但也一定要完成。所以他们经研究决定用集束炸药包抛射法试一试。父亲有个很厉害的部下叫赵永安,后来是基建工程兵西安基地政委。赵永安与我父亲一起督导爆破,他们集中了十几门迫击炮同时抛射炸药包,定点集束爆破城墙,不到半小时,城墙便被炸开了一个大口子。

这是永丰镇城墙被炸开的豁口,独二旅从炸开的永丰镇缺口打进城区

独二旅从这个城墙豁口冲进永丰镇,经过一夜激烈的巷战,一举活捉敌76军军长李日基,歼敌7千余人,凌晨前结束战斗,撤出永丰镇。天亮时,国民党的飞机对永丰镇狂轰滥炸,我军早离开了。

这是我军战史中,首次使用迫击炮抛射炸药包集束爆破城墙成功的案例,减少了战士单兵爆破的伤亡和成功率较低的问题。战后,独二旅受到王震和彭德怀总司令的嘉奖表扬。

1949年6月,父亲任第一野战军三军七师政委(独立二旅改为七师)。扶眉战役中,七师俘虏敌人7000余人。

守住黄河铁桥“关门打狗”

兰州战役是大兵团合成作战,在彭德怀同志的部署下,战斗异常残酷。兰州城驻守敌将领是马继元,蒋介石的干儿子。多年经营把兰州城墙修成永固模式,一野大部队在彭总部署下,在城外围打了数天没有攻入。

父亲所在的三军七师作为预备队,配属助攻兰州城外的狗娃山。傍晚,父亲前去19团驻地时,途中遇到师侦察连和他们刚抓到的俘虏,就地审讯,得知狗娃山的敌军要撤回兰州城内,并得到当日敌军通行口令。父亲认为事不宜迟,此时是打入兰州城的最佳战机,和上级请示时有线无线通讯都没接通,他果决地说:“先行动,后请示“,便带着三个团率先入城。

天正下着雨,父亲命令反穿雨衣,伪装成敌军,携带着敌军的部署图,以敌军当晚的口令,一路过关,长驱直入进到兰州市城内,七师神速出战,一举卡断黄河铁桥,攻占了敌人的桥头堡,敌军桥头工事和地堡里面准备的弹药特别充足,七师三营战士就利用敌人牢固的工事和弹药,封锁住黄河北岸正在撤回兰州城区的大批敌军,铁桥打得火光一片,成了一条火龙,敌人外围部队进不来,里头的也出不去,形成了“关门打狗”的态势。

抓准了时机,我父亲带着人直插中央广场,激战了一个晚上。凌晨时,七师将各城门和城内的各个要点都控制住,父亲率七师指挥所占领了省政府。在敌指挥所,父亲向上级报告了战斗进展情况,彭总听说七师已经占领兰州,非常兴奋也感到意外,直接打电话询问:“是不是搞错关系位置?”父亲回答说:“我们指挥所在省政府中山堂没有错。”彭总当即命令:一定要把黄河铁桥守住,要注意组织好兵力,扩大战果,彻底消灭东教场敌人。

七师仅以不到200人的伤亡,俘敌歼敌1.7万人,其中歼敌近万,俘敌7700余人。这一仗是“兵贵神速,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七师攻占黄河铁桥桥头堡阵地

守在黄河铁桥地堡里的12位勇士歼敌最多,彭老总亲自与每位勇士握手,并赠送鲜花一束,以示奖励。

兰州战役后,父亲由三军七师政委直接升任三军政委。

主动要求降低军衔

1950年9月,父亲任第三军政治委员。带领三军广大指战员在青海、甘肃、河西走廊剿匪,彻底消灭了马步芳、马鸿逵余部残匪和国民党余部,巩固扩大了军队武装,为共和国的和平打下了牢固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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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仁芥和夫人同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前同孩子合影

1952年,我父亲参加了抗美援朝作战。时任志愿军一军政委。志愿军一军是由原解放军一军和三军合并的,合并后,我父亲任一军政委。

中国志愿军第一军抗美援朝誓师大会

当年年底1军跨过鸭绿江在朝鲜谷山战前练兵。1953年3月,1军上阵地接47军防线,这是跨临津江两岸——马良山——老秃山三线进行防御作战。敌方相传“共产党的天下第1军来了”这一消息时,对1军望而生畏,为迫使美韩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5年授衔期间,当时按照资历父亲可授中将军衔,他和家人说:“不要忘记先烈,应珍惜这崇高的荣誉,牢记自己的责任,不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不能光关心自己肩膀上有几颗星,不然,先烈如果有知,问你‘当兵就是为了捞星星?’ 又该怎么回答!” 他主动请求调低军衔。

古浪支农积劳成疾

1974年父亲被发配负责甘肃省民兵工作,当时他为甘肃省军区第三政委。他不计个人得失,跑遍全省调查民兵情况。这期间父亲看到地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古浪县的老百姓日子非常苦,戈壁荒滩十年九旱,沙漠化进度很快,连喝水都成困难,龟裂的土地,无助的幼童,一家人只有一床破棉絮过冬,父亲落泪了,下决心要改变古浪这个全省最贫穷县的落后面貌。1975年,他把自己两个小儿子送到古浪农村插队三年多。

他亲率300余名省军区干部的支农三年,亲自调查水源,不顾自己63岁高龄和严重的冠心病,抡起大镐挖机井,修水利;开煤矿,植树造林等。累得昏倒过十几次,醒后继续逐个查看工地进展,他多次发病,甚至两次吐血。

梁仁芥带领甘肃省军区支农队在古浪县兴修水利

同志们劝他休息,他说:“60多岁的人了,为党工作,拼命干还跟不上呢!”古浪县的许多干部、群众都说:“梁政委为了帮助古浪人民过上好日子,天天豁着老命干,真是一个铁老汉。”

最后他们在73米深的地下找到源源不绝的水源。他说:“这里群众有水喝了,庄稼也要有水浇,我们要把荒漠变成良田,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1976年,文革结束,父亲恢复到兰州军区副政委的位置。

1981年,因多年在大西北艰苦条件下的奔波劳顿,积劳成疾,主动向军委打报告要求离休,总部首长让他到顾问委员会工作,他谢绝了,他说一定要腾出位子让给年富力强同志。

父亲说:“咱们家啥也不缺,就缺烈士”

我们子女当兵时分配在基层连队,在边防线上执勤放哨,没有丝毫的“特殊待遇”,谁也不知道我们是军区首长的子女。唯一的特殊是在选升上重点大学时,他把已经选入大学的子女退回连队,他说,应该让贫下中农的子女去上大学。他对子女的教诲是:自己的路自己走。

梁静群

1985年对越防御作战期间,他送两个儿子、女婿、外甥共4位亲属上前线,为孩子们送别的话振聋发聩:“我们家什么都不缺,只缺烈士。” 他鼓励孩子们英勇杀敌报效国家,就这样义无反顾地送他们去了前线。

在对越作战期间,我哥哥任军侦查处长、第一先遣梯队长兼总指挥,在军侦察作战和情报保障方面成绩突出荣立战功。姐夫时任军区部队侦察处参谋,战时组织协调兰州区3个侦察大队,执行东起鸡街西至河口边境130余公里正面的侦察任务,特种作战贡献突出。弟弟任师侦查科长,在老山主战场出国境线侦察、出击拔点、侦察作战和情报保障工作中机智勇敢,荣立战功。对越作战的日子,兄弟们都有过渗透敌后、穿越雷区、遭受越军炮火和直瞄火器射击、在侦察作战行动中目睹身边战友流血牺牲的经历。

病中的父亲观看老山前线儿子们部队作战实况记录片时,在滴水成冰的冬天,父亲的汗却一滴滴地流下来,他非常担心在战场的亲人。

1991年,父亲写下了“我的后事”,在他晚年病重的最后时刻,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德和高尚情操。病重弥留之际,他坚决不让用价格贵些的药品(80多元一瓶),他让医生拿给更需要的人用,他说:“我不浪费国家钱财了”。身边的工作人员来看他时,他亲切地教导他们以后在新的岗位要好好工作,嘱托家人要把工作人员安排好,不给组织添任何麻烦。他辞世之后,家里遵循他的嘱托,丧事一切从简,也没开追悼会。

1军老兵,书法家吴三大为父亲写了挽联,上联:南征北战,为国尽忠,戎马一生,下联: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儿孙楷模。

没有哀乐,没有鲜花,但他光明磊落的品格,平凡朴实的为人,一生为民的情操,感动每一个熟知他的人。为他送行的人有士兵、有将军、有老人、有妇孺,许多人自发来到我家,哭倒在父亲遗像前,或长跪不起,他们也是军人,发自内心地表达着怀念崇敬之情。父亲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了革命战争年代时的拼命精神,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艰苦奋斗,忘我工作,为后代树立了榜样。

梁仁芥(1912−1991),江西省吉安县人(现吉安市青原区人),1930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梁仁芥历任红四军宣传队分队长、宣传队长,独立营政委、独立团政委、120师科长、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旅政委、师政委、军政委、军事学院政委、省军区政委、兰州军区副政委等职。

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八一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勋章。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代表大会代表。

注:本文图片均由梁静群提供,并做修正。

撰文:柴甜甜 申伊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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