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伴随着上个世纪金庸小说的盛行，侠客这个名词在人们的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金庸小说中塑造出来的大侠乔峰、郭靖，真正做到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江湖豪侠乔峰义薄云天，死守襄阳的郭大侠战死沙场，在他们几十年江湖生涯中，所作所为永远对得起一声“大侠”！
多年以后的今天，提起侠士，我们总能想到金庸武侠小说里那些潇洒不羁的风流人物，他们淡泊功名利禄，行侠仗义，广交朋友，书里的侠士勾起读者对自由洒脱人生的向往。
但文学创作毕竟与历史不同，在中国历史上，侠士文化对古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春秋战国时代起，侠士文化出现并开始盛行，最为典型的是从墨家游侠开始。
侠文化的起源：春秋战国
公元前 770年，周朝的首都从镐京东迁至雒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洛阳市，东迁以后的周王朝被称为东周，至公元前221年，东周被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这段时间被称为春秋时期，此时周室的统治权威受到冲击。
墨家游侠纵横天下，作为百家争鸣中较为显赫的几大流派之一，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兵杂，墨家崇尚兼爱非攻，并不主张用暴力的方式统一天下，因此和各诸侯国理念不合。
为了贯彻墨家主张的正义，老墨子培养了一支除暴安良的队伍，名为“墨家游侠”，对社会上的不公正以及暴君权臣进行讨伐，因此开启了游侠的先河。
由于各国征战不断，公元前476年后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前的这段时间称为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秦国在经过商鞅变法以后国力日增。
到了秦昭襄王时期，秦国已经成为了当时的第一大诸侯国，为秦朝日后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侠以武犯禁
老墨子去世之后，墨家也由一个统一的江湖流派分化为南北两宗，继而逐渐没落。
墨家没落之后，游侠文化被江湖人物传承了下来，重承诺，轻性命的游侠风格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波动。
侠士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为了一种新的现象，对于这些看重承诺，轻视生死的侠士，虽然许多文人对此贬褒不一，但侠文化的兴起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司马迁的《史记》中，专门为游侠刺客开了一个专门的章节“刺客列传”，由此可见，太史公对于传统的战国时期的游侠文化还是比较推崇的，在他的描述中，游侠大多数有着崇高的理想和侠客义气。
在历史的分类中，游侠并不是统一的一个类型，侠士也有游侠、官侠和儒侠之分。
游侠也叫任侠，是最早出现的侠士，也是世人认知中最为普遍的侠客，金庸武侠小说中所描写的乔峰、郭靖，乃至东邪西毒南帝北丐，都是平民侠客的一种。
此类侠客大多数任性使气，出身底层对于老百姓的生活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对于统治阶级具有很大的恨意。
这类人最受人喜爱，同时也最容易成为违法乱纪的对象，他们有着自己的一套是非观念，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凭一己之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益于社会风气的纠正。
至于官侠，只不过就是有编制和没编制的区别罢了，对于游侠中愿意和官府合作的，朝廷会将这一部分人收为己用。
大多数情况下，在世人的狭隘认知中，侠客一定是武功高强，在李白的《侠客行》中写道：“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侠客出手往往一击致命，往往并不为自己的利益，愿意为他人作出牺牲。
战国时期最为出名的游侠就是荆轲。
荆轲刺秦王
荆轲是战国末期卫国人，荆轲为人年轻时候喜欢读书击剑，还喜欢和一帮屠猪卖酒的人混在一起，养成了自己豪爽仗义的性格。
严格意义上来说，荆轲不能算是游侠文化的传承者，只能算是像现在社会上为了义气一腔热血的大哥一样。
年轻的游历中，荆轲练就了一身武艺，但据后来的表现来看，荆轲的武艺应该是不高，毕竟刺杀嬴政的手法比较潮。
但是一传十十传百，荆轲整日浪荡游街的名号就传了出去，得到了田光等人的赏识，继而被推荐给了太子燕丹。
太子燕丹在赵国做人质时候曾经和嬴政有年少私交，但并不具备一个雄主的气质，初次见到荆轲就被荆轲大大咧咧豪爽的性格折服了。
秦军灭赵之后，太子燕丹对自己国家渺茫的前程充满了担心和忧虑，苦苦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哪里，经历了几日几夜的思考，燕丹得出了一个结论。
天下动乱的根本是秦王嬴政，只要杀了他天下就能太平。
这个结论真的和荆轲的手法一样，充满了幼稚和可笑。
接下来荆轲的做法就充满了迷惑，害死来投奔燕国的老将樊於期，加上督亢之地的地图，算是向秦国拿下了一个投名状。
公元前227年，荆轲做出了唯一一件有着游侠豪迈风格的事情，《史记》记载：“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易水河畔：“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荆轲在一片悲歌中告别燕丹，独自踏上了刺杀秦王的道路。
荆轲那么潮的手法，自然是不可能成功的，最后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临终留下了一句：“我刚开始并不想刺杀你而是想活捉你”，随即被一拥而上的卫士剁成碎片。
荆轲的去世也标志着战国游侠文化的结束，为什么呢？因为燕丹的这一手操作，直接整死了燕国，公元前226年，秦始皇攻占燕国都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攻破齐国，统一六国，一统华夏，战国时代正式宣告结束。
战国时代不复存在，战国游侠自然也不复存在。
豫让侠义献身
豫让也是有名的侠士，曾经给晋国的范氏和中行氏做过家臣，但一直得不到重用。
春秋战国时期的公子大臣都喜欢豢养门客家丁，一来增加自身的豪侠气质，二来是为自己培养心腹之人，在紧要关头发挥重要的作用。
信陵君窃符救赵、毛遂自荐、鸡鸣狗盗等等故事都是在君子任侠的条件下完成的。
晋国家臣众多，内乱难平，韩赵魏三家合力攻杀智氏，瓜分了晋国的土地，形成了战国七雄的中坚力量韩赵魏三国。
赵氏和智氏仇恨最深，大仇得报之后，赵襄子将智伯的头盖骨做成了酒杯，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豫让作为智伯的家臣，一腔孤勇就要为智伯报仇，第一次暗自迁入赵襄子家的茅厕伺机行刺，不想被发现，赵襄子得知后深感豫让的忠义之心，没有痛下杀手就放他离开了。
原本以为此事已经过去，可没想到豫让不惜全身涂漆使皮肤溃烂，吞炭改变声音，在赵襄子出宫时躲在桥边的草丛里伺机而动，但还是被赵襄子识破。
赵襄子不明白豫让为什么偏偏对智伯这么衷心，豫让直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智伯拿他当国士对待，曾经有知遇之恩，他自然会为智伯尽心竭力做事。
知道事情已经做不成了，豫让也不奢望赵襄子放过自己，只希望赵襄子能脱下一件衣服让他象征性刺杀，以全了自己的侠义之心。
赵襄子答应了他的请求，让人把自己的衣服拿给豫让，豫让拿出宝剑刺向衣服，后拔剑自刎。
如此的侠义精神，就和荆轲完全不同。
真正的侠士多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胸怀，同时也可以看出，政治人物招揽侠士为自己所用是当时的一种常见手段，当时的侠士与政客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人的不同态度
当侠士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对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的时候，文人们对此却是贬褒不一，有人赞扬这种行为，有人对此并不看好。
儒家对于侠士文化更多的是一种认同，孔孟都主张义重于利，这与当时重情重义的侠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处。
墨家主张非攻兼爱，对于侠义精神更是积极宣扬，身体力行，可以说当时社会侠文化的形成与诸子百家有着密切的关联。
然而，有支持就会有反对，古代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并不完全都能支持侠士文化，许多读书人也会认为侠士有时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士，他们的狭义精神更多的出于自身的得失，效忠的对象是个人而不是国家，这种只忠于个人的侠义精神不利于国家的政治统治，因此，也有许多人并不看好。
总而言之，中国的侠士文化自春秋战国时代起历经几千年，与中国社会紧密结合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侠士文化的丰富内涵也值得我们不断探索，无论文人对侠士文化是贬低还是推崇，中国的侠士文化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对于中国历史的走向也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