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谁是蜀汉亡国的第一罪臣，我估计大部分人的回答可能都是宦官黄皓。拜《三国演义》所赐，大家都知道是由于黄皓弄权干政才导致暗弱的刘禅更加荒唐，最终误了国家大事的。但是，还有一个人，在史书中着墨不多，对蜀汉的破坏力却更加强大，他就是尚书令陈祗。
陈祗字奉宗，出身于汝南陈氏，又是蜀汉开国功臣许靖的哥哥的外孙。许靖是东汉后期著名的大名士，董卓之乱后南逃，先后在扬州、交州、益州等地避难，刘备入蜀后担任左将军府长史，和诸葛亮共同执掌府中事务。刘备称汉中王的劝进表上，许靖名列第二，而诸葛亮也只名列第五，可见许靖是刘备幕府中地位极其崇高的一位文臣。
因此，从小就因为失孤而生长在许靖家的陈祗便早早就踏进了蜀汉的上流社会；再加上许靖的独子早逝，蜀汉官方为了照顾许靖，便把他的孙子许游和陈祗早早地就吸纳进了官员队伍。而陈祗由于能力更为突出，被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选曹郎上，负责官吏的选拔调整工作。
走上工作岗位以后的陈祗由于工作能力突出，很快就受到了大将军费祎的赏识，在董允死后接任为侍中，负责蜀汉的宫内事务；不久以后，又兼任了董允生前任职过的尚书令，专门负责替皇帝处理奏折，成为了蜀汉政坛的最高执政者之一。
那么，陈祗表现得怎么样呢？不怎么样。对比他的前任董允，两人的行事风格几乎完全背道而驰：董允生前，对刘禅的私生活管理地极其严格，刘禅每次想要充实后宫都会被董允引经据典一番后顶回去；至于陈祗，他的理念也非常明确，那就是只要刘禅满意，干啥都行（史称“祗媚兹一人”）。
作为蜀汉皇宫的大总管，陈祗不仅对刘禅本人完全放任自流、听之任之，对另一位著名人物黄皓，也采取了和董允截然相反的态度：董允在位时，尤其提防刘禅和身边宦官的关系，明里暗里都有意贬抑黄皓之流（“允常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於皓”）；陈祗一上台，就和黄皓打得火热，甚至还有意利用黄皓与刘禅之间的亲善关系以争取刘禅的更多宠信（“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两相对比，高下立判。
此时，蜀汉名义上的第一大臣应为大将军姜维。尽管姜维被视为诸葛门生，又手握重兵，却是一直不受重用。原因有很多，比如他的曹魏降将身份，又比如他一直在汉中前线不太待在京城，最关键的，应该就要属姜维的主战派立场。而很不幸的是，陈祗是个非常坚定的主和派。
作为长期在宫中工作的官员，陈祗对北伐没什么兴趣，反倒是如果将领们在前线打了胜仗会威胁到他的地位；而作为许靖的从外孙，陈祗的立场早就和益州本地的土著们完全一致了，什么“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早已是陈旧的理想，得过且过知足常乐才是要紧事。
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和主和派乃至投降派官员聚在一起抨击姜维的北伐，比如谯周的那篇著名“反动文章”《仇国论》，就是在和陈祗聊完之后写的。有人推测文章中那位高谈阔论、力陈不应北伐曹魏的“伏愚子”，恐怕陈述的就是陈祗本人的观点。
就这样，蜀汉宫廷就在刘禅-陈祗-黄皓这个铁三角的经营下过着歌舞升平的生活；与此相对应的，是姜维每次北伐都因兵力不足或粮草不济而无果而终，而国内的百姓则都过着“民皆菜色”（孙吴使臣薛翊语）的生活。这样的政权，又怎么能不亡呢？
当然，这一切陈祗是看不到了。景耀元年（公元258年），他祸国殃民的一生戛然而止，刘禅为之悲痛异常，还特意下诏书称赞其“统职一纪，柔嘉惟则，幹肃有章，和义利物，庶绩允明”，并亲自为其加上谥号“忠”。
这是个什么待遇呢？蜀汉立国四十余年，一向吝于给臣下谥号，从刘备入蜀到刘禅投降，给予谥号者按时间次序不过庞统、法正、诸葛亮、蒋琬、费祎、夏侯霸、陈祗以及五虎上将数人。这些人里，或是开国重臣，或是当国宰辅，或是曹魏来降的宗室。只有陈祗，对蜀汉毫无寸功，却获得了一个仅次于诸葛亮“忠武”的谥号，刘禅是个什么样的君主，大家心里也应该都有数了。
陈祗的死并没有为蜀汉国运的下坡路踩上一脚刹车，反倒更像是猛踩了一下油门：陈祗生前虽然和黄皓沆瀣一气，但是毕竟不可能真的穿一条裤子，彼此之间至少还存在着一些制衡关系；陈祗一死，蜀汉宫里的事基本就黄皓一人说了算了。五年后，成都城破，蜀汉灭亡，邓艾入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为蜀中父老斩杀祸国殃民的黄皓；而黄皓则将毕生所积累的财富献给了邓艾身边人，为自己换了一条命。这样的结局，对蜀中父老以及蜀汉群星而言，不知是悲还是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