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梳子姐
新闻发布会讲的很清楚了，证据确凿，事实清楚，胡鑫宇系自杀。
其实，发布会前就可以判断出这个结果，因为昨天新华社发布的预告消息中称之为“事件”而非“案件”。
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
一个正值青春花季、父母眼中的乖孩子走向不归路，对其家庭来说是无法接受的晴天霹雳，冰冷寒凄的情感伤痕需要用时间慢慢消弥。
“如果我不活了，将会变得怎么样？”这是胡鑫宇在课本上留下的一句话。
青少年自杀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们尚未体验人生便开始思考生死，对死亡抱着无所畏惧的好奇，甚至视为一种游戏体验，刹那间闪念就会一往无前地尝试，对后果严重性缺少成熟的思虑。
这是人类自然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古代有现代也有，外国有中国也有。
胡鑫宇一定没想到，他的离开让父母和亲属有多么悲痛，让全世界的人多么关注牵挂，也不会想到因此带来多少伤害和纠葛。
至少在这件事上，他所就读的致远中学承受了空前的压力和冤屈，校领导、班主任被怀疑为凶手遭到网暴和调查，全校所有学生和家长也曾被器官买卖的阴影所笼罩，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马不停蹄地进行着各种线索谣言的排查调查，还有当地政府以及各方救援力量的辛苦工作。
尽管水落石出，当仍免不了有人发问，为什么失踪后不及时组织寻找，为什么监控有盲区，为什么能轻易潜入粮仓，为什么死亡地点那么近没有搜索到？
当时者迷，事后者清，若都有先见之明，胡鑫宇哪会走到这个地步？
甚至说句诛心的话，事发前胡鑫宇曾三次向母亲哭诉不想上学，已经流露出心理方面的问题，不也没有得到重视和妥善处理吗？
我们不能对失去儿子的母亲有任何苛求，同样也不能对其他无辜者作过度揣测，如果真要追究什么责任，最该彻查的应该是谁编造了器官买卖、删除监控、轿车藏尸等各种谎言谣言，又是谁干扰影响了调查的方向和重点。
胡鑫宇失踪100多天期间，网上各类悚人听闻的小作文普天盖地，不少人打着正义旗号讲述着所谓的作案细节，这种表演其实不攻自破，既然他们手里掌握所谓的证据，那么为什么不举报、为什么不报警呢？不相信江西警方，还有国家公安部呢。
最离谱的一个谣言，说胡鑫宇是铅山县第1968名失踪人员，8年时间平均第两天失踪一个人。如果连这种事都能相信，说明信息茧房里养着一群没脑子的猪。
同时反过来看，为什么节奏一带就起，小作文一写就信，阴谋一编就火，社会舆论的干柴烈火如此脆弱呢？
我们承认，胡鑫宇事件中社会有质疑监督的权利，人民有了解真相的权利，更多人也是出于善心关注这件事，但脱离理性和法治行使权利就会产生反作用，善良和慈悲也会被人利用，最后只有那些吃人血馒头的人得利。
静默三分钟想想，若是曾经相信网上关于胡鑫宇事件的各种谣言，现在是不是有一种被欺骗、被玩弄的愤懑？是不是在助纣为虐，替造谣者摇旗鼓劲？
此前我曾分析，这是“塔西佗陷阱”的典型表现，社会信任严重缺失，导致真相被湮没，公信力沦丧，直至所有人变成受害者。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人中间普遍存在的弱者心态。
胡鑫宇失踪后，有一种声音不容忽视，认为如果领导的孩子丢了，绝对不是这个结果。
这种想法是与胡鑫宇父母共情的重要心理动因，大家都是打工人，都是受害者，都处于弱势一方，都没关系没资源，都处于被忽略被无视的境地，孩子丢了没人管，所以要把事情搞大，要戳穿背后的阴谋，要伸张人间正义。
普通人既能以极强韧性吞咽苦难，又对苦难保持着特殊敏感。有些苦难是强加的，有些苦难是天意使然，当强加的苦难司空见惯时，会把不可抗拒的天意也视为对自己的刁难。
这种心理状态下，很容易产生抛弃是非本原的感情用事。
热播剧《狂飙》刚刚落幕，最火最让人追捧的是黑老大高启强，这固然有演员张颂文演技精湛的因素，其实更深层次是迎合了一种普遍存在的弱者心理。包括反腐大戏《人民的名义》，最后触动人心的是最大反派祁同伟。
从鱼贩到黑老大，从农村娃到公安厅长，人们看重的不是高启强和祁同伟如何违法乱纪，而是无权无势的弱者怎样屈辱逆袭，因为他们身上寄托着普通人对权力和财富的乌托邦。
从根上看，这是价值观的严重扭曲，弱者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且不受谴责，而理由就是大道不行，强者不仁，整个社会秩序只剩下“权”“钱”二事。
胡鑫宇事件已不是单纯的青少年自杀以及舆论问题，更深层次暴露出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心理危机和价值危机。
以上三重危机也是后疫情时代产物，三年疫情不仅摧残健康，冲击经济，更深刻地影响着人的精神心理和价值认知。
一个孩子的无意之举揭开了社会的疮疤，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背后也隐藏着片片疮痍。
人世间并不完美，最能抚慰人心的是恒久不变的善良、仁爱和信任。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希望我们整个社会充盈着理性的阳光，每个家庭经营着温暖的幸福，每个人锤炼着强者的心态。
在这个路遥马急的时代里，愿各自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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