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与发展历史中，涌现出许多的伟大人物。我们马上会想到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也会想到彭德怀、贺龙、陈毅、刘伯承等十大元帅，还会想到陈赓、许世友等神勇将军。
但除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以及在前线指挥千军万马奋勇杀敌的将帅之外，还有一些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活跃在敌后，通过谈判、统战、文化、思想、谍报等工作，同样也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些人往往大都默默无闻，他们遮住身上的光芒，在暗夜里前行，只是为了在黑暗中为革命聚扰星光、找出暗夜中的突破口。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就是潘汉年。一个很多人并不了解，甚至觉得有些神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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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潘汉年在他革命的生涯中，曾发生过一件事，而因为此事没有及时向中央说明，以致后来毛主席得到消息后十分震怒，说出“此人不可再信”的话。
那么到底是什么事？他为何迟迟不说出来？因此又遭受了怎样的磨难？
一场迟来11年的坦白
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被中央安排到上海配合陈毅的工作。当时陈毅任上海市市长，潘汉年任副市长。
周总理曾一再叮嘱，让他当好陈毅的副手，尽快把上海的治安、经济、民生等，带回到正式轨道上来，快速恢复上海的生机与活力。
潘汉年充分发挥了他多年的思想、文化、统战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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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旧上海遗留下来的帮派势力进行瓦解与打压，让帮派人员与黑恶势力不敢再为非作歹，整治好上海的治安环境。
接着便是整合上海的文化战线骨干人员，着手利用新的媒体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快速占领文化思想阵地。
此时，原在上海从事生产经营的工商业界人士，部分人仍留在上海保持观望，也有很多已经离开上海，远赴香港或国外。潘汉年到处奔走，一一进行统战与谈判，尽最大可能争取工商业复工复营，恢复上海的经济与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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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潘汉年的协助，陈毅作为市长对上海的工作才能开展得有条不紊、步步为营，且效果卓著。
但就在上海各方面陆续开始走向正轨的时候，潘汉年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最大危机。
1954年初，由于“高饶事件”的爆发，使潘汉年想起了11年前的一件几乎已经被他遗忘的旧事。
他凭着多年的经验与判断，从对饶漱石的通报中，一眼就看出了自己被牵扯进去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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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潘汉年与这起事件的主导者饶漱石，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当时负责敌占区统战与情报的，正是潘汉年。
更可怕的是，随着对饶漱石及周边人员的审查，还有一桩更重大的事件，必将随之浮出水面。
而此事，因为种种原因及当时的特殊情况，他不仅没有向饶漱石汇报，也没有向中央报告。
如果此事被揭露出来，即使潘汉年问心无愧，但也难以自证清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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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很久，对于已经尘封了11年的那件往事，如果通过别人的嘴披露出来，倒不如自己如实说出来。
于是，已经躺下许久的潘汉年，披衣下床，来到写字台前，将那段历史在记忆中重新整理出来，并在一张张公文纸上形成了详尽的历史记录。
一大早，潘汉年便来到陈毅的办公室，将这份他花了一整夜写出的回忆资料，非常郑重地交到陈毅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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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首次见到经历各种生死危险都不形于色的潘汉年，递给他资料的手略略有些发抖，也意 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老潘，可以先说说是什么事吗？”陈毅一边接了资料，一边盯着他问道。
潘汉年扶了下眼镜，欲言又止：“陈市长，您还是先看看资料吧，看完之后，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我再来跟您解释。另外，这份资料，请您帮我往上呈交。”
陈毅虽然已经意识到时态的严重么性，但在他还没有完全了解事情的原委时，他也不好随便答应：“我先看看，再定。”
见潘汉年退出了房间，陈毅连忙打开信封，从中抽出厚厚一叠稿纸出来，他开始逐页地仔细阅读。还未及读到一半，就倒吸了一口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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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凭这件事，就已经非常严重的事件。如果再加上近期刚爆发出来的饶漱石事件，两者相结合，后果不敢想象。
他以前虽然与潘汉年的工作交集并不多，但在他主政上海这几年，他已经充分了解到潘汉年的为人。他知道潘汉年对党的忠诚，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辛苦付出。
但他也知道，既然潘汉年将此事的资料交付到他手里，他也只能按照潘汉年的意思，继续往上呈交。
陈毅很快便带着潘汉年的资料来到了中南海，直接向毛主席递交，并简略地介绍了潘汉年这份资料中所记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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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一边听着陈毅的汇报，一边快速地翻阅着潘汉年的记录文稿，看完之后，抬头望向陈毅，面带怒色：“此人绝不可再信。”
看到这种情况，陈毅反倒安下心来，心想毛主席应该只是对这份迟来的坦白不满意，估计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
但他知道，这种安静更加可怕。事情不是没有结果，而是结果还没到来而已。来得越晚，风暴将越大。
果不其然，1955年，接到通知前往首都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潘汉年，刚入住北京饭店，便被公安部部长亲自带人秘密逮捕。
11年前的潘汉年究竟遇到了什么重大的事件
那么，11年前究竟发生怎样的事件，会让潘汉年在12年后的1954年，冒着巨大风险对过去的历史事件重新坦白？
那是1943年秋，当年饶漱石是他的直接上级，在饶漱石的安排下，他被派往上海调查日伪军清乡计划的实施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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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上海之后，潘汉年除了明面上的会会老友、应酬应酬之外，就是不断通过我方的情报与线索，大量物色与发展情报人员。
因为日伪方面的严控严防，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可以说推进得十分缓慢，但时机不等人。而在前线的饶漱石也非常着急，三番五次火急火燎地催他快速获得情报。
对潘汉年来说，此时最头痛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如果不能发展到日伪上层的人员，那么就很难获得关键性的情报；二是，如果不突破日伪特工机构的严防死守，情报如何获得又是一个难题。
想来想去，他脑子里面突然闪过了一个人物，那就是日伪特工头子李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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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李士群，他是手段极为狠辣的日伪特工头目，著名的“七十六号”就是他一手创建。
此人还曾经是共产党员，并做过周总理的警卫员，后来叛变革命，并逐渐成了汪精卫的得力助手。
潘汉年通过所掌握的情报，得知李士群对日伪政府的心态有些动摇，便先安排专人前往试探，经过进一步的了解后，他决定将李士群作为突破口。
如果能把李士群争取过来，不仅能从他那儿获得很多高层次的日伪情报；还能让他网开一面，确保整个我党地下组织及情报机构的安全。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潘汉年准备亲自去会会这个日伪的特务头子李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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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环境下，潘汉年直接去找李士群还是有着极大风险的，相当于他把自己的身份直接暴露在李士群的面前。
如果李士群并非真心，那么这可能就会成为一个陷阱，而他则是自投罗网。
但这个险必须要冒一下，如果不走这招险棋，他很难在日伪开展清乡活动之前，拿到有价值的情报。这样一来，我军就会在日伪的清乡行动中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好在李士群的确像他侧面了解的那样，对日伪政府的信心已经崩塌，他想寻找新的靠山。而潘汉年的到来，对他来说，最起码是一个选择。
而潘汉年的这步险招也确实走对了，他耗费大力气发展的情报人员，都抵不过一个李士群。很快，便从他手里获得了非常清晰全面的日伪清乡行动计划，安排人及时交给了饶漱石。
就在潘汉年已完成阶段性任务，准备返回华中局时，却接到了李士群的电话，说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要见他，电话中不便过多透露，只撂下一句：“我在家中等你，你速来。”就把电话挂了。
此时的潘汉年大脑不断地快速运转，在李士群眼里的十分重要人物，而且又如此神秘，在上海的日伪政府中还能是谁呢？
前后不过几秒钟，他突然一拍脑门：“莫非是汪精卫？”
没错，想来想去，也只能是汪精卫。除了汪精卫，不可能还有第二个人，会让李士群如此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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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汪精卫为什么要见他？
潘汉年想破了脑袋也理不出个所以然来。
对于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潘汉年来说，他有一个直觉，当然也有一个期望，觉得此次不排除是一个很好的刺探日伪头目汪精卫心态与想法的机会。
同时也是一场对他个人来说风险极高的豪赌。
全中国都知道汪精卫是头号汉奸，可以说是全国人民的公敌。他去见这个人，万一没有什么成果，或者成果根本不被上级认可，那么，他就不得不担着与头号汉奸会晤的负面影响，甚至会毁掉他一生的名誉。
而此时，因为与华中区通讯的障碍，他已经没法马上征得饶漱石的同意，只能按照他一贯的做法，自行决定，或先斩后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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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结果怎样，先蹚一蹚再说。”这是潘汉年临出门前给自己下的决定。
他先驱车去了李士群的公馆，下车时，见李士群已经在一帮人的保护下在大门口等他了。
潘汉年此时已心中有数，二人并没有过多交流，加上随行十多辆车，便直奔汪精卫公馆而去。
这次与汪精卫的见面，并没有聊太多的话题，更多的还是彼此试探对方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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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也深知自己的日伪政府已经岌岌可危，但他并非想寻找什么依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当下的国共双方，都不可能接受他，这是事关国家与民族大义的问题。
而潘汉年也不奢求从汪精卫这儿能直接获得什么可观的成果。但这次见面，他最大的收获就是，从汪精卫的心态与口吻中敏锐地察觉出，日本与伪军已经走向末路了，而作为日军在中国扶持的汉奸傀儡政府的主心骨已经动摇了。
潘汉年未能及时坦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当潘汉年回到华中局时，本想把与汪精卫会面一事向组织交代，但由于此时过于敏感，并非适合汇报的时机，所以潘汉年就将此事暂且隐下。
1944年，他前往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也曾前往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见到他后，十分热情，还将自己平时藏着的酒拿出来招待他。
这次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可将放在心里一年的旧事直接向毛主席进行汇报，但潘汉年始终还是开不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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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之所以开不了口的原因，就是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而在这个时候才说出来，总觉得有些刻意事后补救的感觉。怕不但没有好的作用，还会让毛主席对他产生误会。
一是他与汪精卫会面的事件的确重大而且十分敏感，二是考虑到时机不对，三是后来即便有了时机，反倒觉得再说出来已经迟了。
正是这些因素的影响，让这件本来可大可小的事，在潘汉年心里整整藏了12年。本来他可以一辈子放在心里，当成一件陈年旧事，尘封起来就算了。
谁知风云变幻，世事难料，饶漱石的事件又把他牵扯了进来，迫使他不得不对尘封了12年的往事重新进行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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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时的被迫坦白，已经让他变得十分被动。这次主动的坦白，不但没能自证清白，而且还令他引火上身。
潘汉年1955年被捕，直到1963年，才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67年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直到1977年4月病逝。
结语
潘汉年于1982年被平反，他的真实历史才被揭开，他身上的污点也随着冤屈一起被彻底抹去，并终于还了一身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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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的前半生，虽然并非戎马生涯、驰骋沙场，但他深入敌占区的工作所冒的风险不比战场少。而且工作与斗争的形势更为复杂，可以说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而他这种工作的特殊性质，已经决定了不可能事事都做到透明、事事都能经得起详尽的调查与考证，甚至有些事想自证清白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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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这种工作的特定性，让潘汉年不仅要承受敌人所带来的危险，还会面对自己人的不理解甚至误会，这也是他后期身陷囹圄的原因之一。
但正如潘汉年自己曾说过的一句话：“我可能无法自证清白，但我能做到问心无愧，我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