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9年1月25日来到陕北韩家沟后队（二队）插队落户的，那天是腊月初八，一年中最冷的时节，我记忆非常深刻。
韩家沟虽然处在黄河沿岸，可那里沟壑纵横，土地贫瘠，交通不便，乡亲们的生活条件很差，日子很苦。当时考虑到韩家沟的实际状况，上级只安排我们七名北京知青到韩家沟插队落户，四名女知青分在了前队（一队），我们三名男知青分在了后队（二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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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家沟大队一共就这两个生产小队，两个生产小队都是一百多口人，二十多户人家，人均耕地倒是不少，可大多都是土壤贫瘠的山坡地，广种薄收，一亩冬小麦，只有几十斤的产量，乡亲们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白馍。
前队的条件比后队稍微好一点，原因是前队有一块平坦的川地，那块川地能多打不少粮食。
我们插队落户的后队共二十四户人家，家家户户都过着吃糠咽菜的穷日子，本村的女子长大后都想着逃离这个穷山沟，外村的女子又没有人愿意嫁进来，村里的光棍也就越来越多。据队长韩明立透露，全队二十五岁到三十岁的后生，有五个人还没娶上婆姨。
来到后队的当天下午，韩队长就把我们三名北京知青领到了他大哥韩大伯家，韩大伯不到五十岁，是个光棍，他一人住在一孔破旧的土窑里。
别看韩大伯是个光棍，可他讲卫生，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土窑里也拾掇得利利索索，一铺土炕分成了里外炕（也叫前后炕，就是在土炕中间用土坯垒砌一道矮墙，把一铺土炕间隔成两铺土炕），我们三名知青睡在炕头上，韩大伯一个人睡在炕梢上。
我们来到韩大伯家借住的第二天上午，快要做午饭的时候，韩大伯家院子里突然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大伯，哦（我）妈让哦（我）来帮你们做饭哩。”
话音刚落，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子走进了土窑里。韩大伯笑着说：“二妮来啦，你来得正好，哦（我）发的面快要好哩，你来给咱蒸团子嘛。”
二妮冲我们笑了笑，到灶火圪崂看了一下，忙转身走出土窑，到院子里抱了两趟烧柴，又熟练地往锅里添了半锅水，放好了箅子（蒸屉）和笼布。
韩大伯在里炕上端来面盆，放在灶台上，就要到灶坑里生火。早晨我就帮韩大伯烧火拉过风箱，看韩大伯要去烧火，我就说道：“大伯，我来烧火吧。”韩大伯欣然同意。
我一边拉着风箱烧火，一边和二妮交谈。原来二妮也姓韩，和韩大伯家是本家，当年十六岁，没读过书，十三岁就开始参加生产劳动了。二妮有一个姐姐，叫大妮，大妮比二妮大六岁，嫁到了山后的刘家塬，娃娃都一岁了。二妮上面原来有一个哥哥，只是她哥哥没能成人，两岁的时候发高烧夭折了。
二妮是一个很淳朴的女子，个头不高，长相也算不上好看，脸上的皮肤有些粗糙，两腮红红的，这一切都应该是陕北的寒冷和风吹日晒留下的痕迹。
春节前的那段时间，二妮天天都到韩大伯家来帮忙做饭，后来我才知道，二妮不是白帮忙，是韩队长安排她来帮忙的，队里一天给她记三分工算是劳动报酬。
渐渐地，我们三名男知青就和二妮熟悉了，但我有感觉，二妮对我最热情，她经常盯着我看，有一次还偷偷给了我一把葵花籽。
除夕那天，韩大伯为我们蒸了白馍，炖了白菜猪肉，还杀了他家的一只公鸡。吃年夜饭的时候，二妮端来了一碗炸年糕，还有半瓢红枣。那天二妮还穿了一件花棉袄，扎了红头绳，好像比平日里好看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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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我们跟着韩大伯去打了几趟烧柴，一年一度的春耕备耕生产也就开始了，起牛圈，往山上送粪，天天都有干不完的农活。刚参加生产劳动时，我的肩膀被担子压得又红又肿，二妮知道我的肩膀疼，她连夜用一块旧布和一些旧棉絮给我缝了一个棉垫，绑在了我的扁担中间。还别说，有了这个棉垫，我挑粪的时候，感觉好了很多。
可能是我有点清高，还是什么原因，我也说不清楚，但我慢慢发现，队里的几个年轻后生好像对我有意见，他们总是找茬跟我过不去，还用一些我听不懂的方言戏弄我。过了好久我才知道，他们是因为我和二妮走得太近，以为我喜欢上了二妮，他们才挤兑我，因为他们都想和二妮处对象。
那年秋天在沟东那片坡地刨洋芋的时候，一名叫马全根的年轻后生故意拿洋芋砸我，我反驳了一句，他扔下老镢头，跑过来就把我按倒在地上，用手掐着我的脖子，小声说：“以后再敢和二妮胡骚情……”
就在这时，二妮突然站在了马全根身后，她拦腰抱起马全根，一下子就把马全根扔在了地畔（地堰）下面，马全根在地上趴了半天才爬起来。
马全根一瘸一拐从地畔下爬上来，一位老社员指着马全根的脑壳说：“你个二杆子，敢惹天皇老子，也不敢招惹二妮这个傻女子呀，你要惹着她，她敢砸你家的锅。”听了那位老社员的话，大家都哈哈大笑，马全根灰溜溜地刨他的洋芋去了。
之后的日子里，常听到有人背后议论，说我和二妮相好了。还有人当我的面说：“王长平，咱后队的女子原本就少，你要是和二妮相好了，咱后队又要多一个光棍哩。”
说句心里话，二妮虽然是个淳朴善良的好女子，可我根本就没往这方面想过，我也不可能和她恋爱结婚的。可年轻后生们都把我当成了他们的情敌，我也不知道该怎样跟他们解释。
1974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二妮突然送给我一双千层底布鞋，还有一双绣花鞋垫，她说她是第一次学着做鞋，做得不好看，让我不要笑话她。当时我虽然不完全了解陕北的民俗，但我也听说过女子给后生做鞋代表着什么。
这下我可为难了，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这到底是收还是不收啊？我左右为难。
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时，二妮却笑着对我说：“你穿上试一下，看合不合脚。”我赶忙坐在一块石头上，脱下脚上的球鞋，拿起一只布鞋就往脚上穿。穿了半天，也穿不上。二妮把鞋垫拿出来，让我再穿，我还是故意穿不进去，还笑着说：“我的脚长得太肥，穿球鞋都挤脚。”
二妮拿着鞋在我脚上比量了一下说：“这双鞋让我爸穿，我再给你做一双。”
那年秋天，我通过了各项考核，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要到山西省的一所师范学校上学去了。得知我要离开韩家沟大队了，二妮两个晚上没睡觉，重新给我做了一双布鞋。
我离开韩家沟的那天一大早，二妮拿着一个印花粗布包袱来到了知青点，她把包袱塞给我，泪眼汪汪地说：“你要想着我……”没等我说话，二妮就哭着跑回了家。我赶忙打开了包袱，只见里包袱里有一双新布鞋和两双绣花鞋垫，有十个煮鸡蛋，还有热乎乎的白面烙饼。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
师范学校临毕业的时候，我收到了韩队长的信，韩队长说二妮嫁人了，也嫁到了刘家塬，和她姐姐生活在一个村子里。那个后生是小队会计，有文化。看完韩队长的信，我心里难受了好一阵子。
在山西教书两年，我调回了北京，继续从事教书工作。后来我结婚成家，娶了一位贤惠的妻子。1986年春天，我调到区教委任职，后来又调到教育局，直至退休。
我退休那年，和妻子一起回到韩家沟看望了乡亲们，韩家沟已经大变样了，村子里新修了水泥路，家家户户都过上了好日子。只是村里的人口更少了，几乎见不到一个年轻后生，就连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乡亲们也都外出打工去了，当年的韩大伯和韩队长也都不在了。我和妻子看望了村里的老人，给老人们送了礼物，就打算去延安看看，我到韩家沟插队时曾经在延安住过一晚，后来再也没去过延安。
妻子执意要去刘家塬看看我常提及的二妮，我不好拒绝，只好陪妻子前往。到了刘家塬，我们很顺利地找到了二妮家，我看到二妮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二妮又黑又胖，，穿着一身厚重的棉衣，头上包着一块围巾，就像一位老奶奶。
二妮看到我，张口就叫出了我的名字，随即眼泪就流了出来。吃饭的时候，二妮对我说：“当时我年轻不懂事，惹你笑话了，你走后大家都让撒泡尿照照自己，说我一个农村女子还想嫁给北京知青做婆姨，真不知天高地厚，还骂我是个傻女子。后来我妈也骂我是个傻女子，我姐怕我难堪，就让我嫁到了刘家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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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去陕北，我妻子塞给二妮两千块钱，她收下后又放进装红枣的口袋里还给了我们，还开着她家的电动三轮车把我们送到镇上的汽车站。
从陕北回来，我拿出当年二妮给我做的那双布鞋穿在了脚上，那双鞋虽然又大又肥，但做工超好，针脚细密，我妻子都说就像一件工艺品。
时隔这么多年，那双鞋一直放在我家的橱柜里，一看到那双鞋，我就会想起那个叫二妮的傻女子，一想起二妮，我心里就难受，至今我还想念着她。二妮和那双布鞋成了我挥之不去的记忆，陕北乡亲们的淳朴和善良，我也会永远谨记在心上。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王长平老师讲述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