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 《烽火恋情》一书，由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红船编辑部、北京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烽火恋情》专刊编辑部共同出品。本书18万字左右，共收录了三十多位开国将军子女撰写的文章，生动详细地描绘了父辈在战争年代的婚姻故事，讲述了那一代人的不平凡的经历。红船编辑部于每周三、每周六连载《烽火恋情》。
我的父亲母亲
2021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华诞，作为共产党的同龄人——我们的母亲申英也迎来了百岁诞辰。母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十五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却始终留在我们心中。
母亲申英1921年7月7日（阴历）生于山西省夏县。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在中学时代参加“青少年抗日先锋队”，后转入“抗日救国牺牲同盟会”工作。1938年8月经党组织安排，奔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参加八路军。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她从白求恩学校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军医，在炮火硝烟中奋不顾身，救死扶伤。1942年冬，母亲认识了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父亲肖应棠。毕业后俩人一起回到了抗日前线——晋察冀军区。1943年春节，在河北唐县农村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她全力支持在前线作战的父亲，为中华民族独立和新中国建设事业贡献了一生。
两颗子弹的故事
母亲曾经给我们讲过一次党课——《两颗子弹的故事》，在这里分享给大家，以此来缅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我军现代化建设贡献了自己一生的两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们的父亲母亲。
2001年7月我80岁了，恰与中国共产党创立80周年同庚。回顾我63年的党龄历程，有一堂战场上的党课使我终生难忘。
1943年秋天，我在晋察冀军区卫生部休干所（伤病干部休养所）当军医，赶到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驻地易县，与我的丈夫肖应棠同志一起过中秋节。当时，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准备调冀中军区，已下令调第三团团长肖应棠到一分区接任司令员工作。那时，抗日战争进入对峙阶段，敌后战场形势十分严峻，斗争条件也非常艰苦。抗日根据地军民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粉碎了日伪敌军的春、夏季“扫荡”，使华北抗日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敌华北方面军为了改变被动的局面，企图秋季再次进行“清剿”作战，以摧毁抗日根据地。
一分区根据敌之动向，决定采取内线与外线、主力与民兵、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针，准备反“扫荡”作战和保卫秋收。我来到一分区时，肖应棠同志正在准备明天的讲话稿，为贯彻党的北方局《关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三年工作方针的指示》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夜空，明月高悬；土屋，马灯雪亮；正是中秋节夜晚。我们的住房虽破旧简陋，却充满了夫妻团聚的温馨。我在茶缸里不断地续着热水，他在专心致志地写着讲话提纲。突然，来自前沿的敌情报告，打破了中秋夜的宁静。此时，有一大股日伪混合部队正快速向一分区司令部驻地靠近，情况非常险恶。后来我才得知：9月上旬各路敌军已从河北灵邱、涞源出动，占领满城、唐县、平山、盂县等关口要道，企图对我一分区驻地易县形成合围。
为打破敌之围攻态势，一分区决定以大部分主力团和县区地方武装及武工队，越过封锁沟，深入敌占区交通线，展开破击战，切断敌之后方供应，破坏其后方设施，以阻击、侧击手段，迟滞、消耗以疲惫敌人。而一分区机关的部分干部战士则掩护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分赴各产粮区，领导群众抢收粮食，实行坚壁清野去了。此时，在一分区司令部驻地附近根本没有作战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与大股来犯的敌人死打硬拼，肖应棠同志决定立即组织机关人员转移。我来到大部队是第一次遇上这种险情，心里不免有些紧张，还有一种说不出的亢奋。当时他的通信员因生病也不在身边，我也顾不上多想，立刻把长辫子盘起塞进军帽里，腰扎皮带打好绑腿，随手把手旗插进肩上的背包。肖应棠看着女扮男装的我，眼神里不由地流露出怜爱和欣赏的眼光，“行，走吧”他的话音一落，我赶紧迈开双脚紧跟在他身后出了屋门。早在门外集合好的警卫班战士们用惊奇的眼神看着我，互相问到：“司令员什么时候调来一个漂亮的通信员？”
一百多人的机关队伍出发了，摸着黑走出了村庄，穿过庄稼地，走进了荒山野岭。到处是枪声不断，爆炸声震耳欲聋。天空蒙蒙闪亮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了对面山上的敌军。隔山相望，敌人在不紧不慢地搜索前进。肖应棠命令部队立刻分散隐蔽在丛林茅草之中。我匍匐在他身边大气都不敢出，看着他镇静的神态，果敢的眼神，慢慢的我也不感到那么恐惧了。脑子里突然回想起1937 年7月刚满16岁的那个年月。抗日战争刚刚爆发，还是一名中学生的我就参加了“青少年抗日先锋队”后转入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救国牺牲同盟会”，开始接触和学习共产主义的革命真理。1938年春天，党组织把我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四大队学习政治。通过多次党课教育，我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并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38年10月的一天，在延安清凉山的一座窑洞里举行了我的入党仪式。1939年7月，我随同选拔出来的一千多名有志青年，由罗瑞卿同志率领从延安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想到这里，暗下决心：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抗日军人，还是一名部队指挥员的妻子。我一定要经得起战场上的考验，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和自己的亲人一起战胜敌寇 ，渡过难关！
这时，我们看到对面山上的敌人开始分成一群一伙席地而坐，竟然准备趁天未大亮忙活着点火起炊。我心里一惊：如果天亮起来了，山上的丛林茅草稀疏矮小，哪里能够掩护住一百多人的队伍？正在遐想之中，耳旁突然听到肖应棠同志的小声命令：“照我说的打旗语，整队集合！”听到命令后我一下愣了，这样不就暴露咱们的队伍了吗？他马上说：“敌人不会想到我们此时会在他们鼻子底下，这时候我们只能以假乱真，以智取胜。”我赶紧直起腰来打出旗语，我们的一百多人即刻从隐蔽的地方站立出来，很快集合在一起排列成整齐的队伍。肖应棠同志要求干部战士们迅速地整理军装，仿照日军的习惯，按上刺刀，扛枪上肩，像出早操一样迎着晨曦大步向前开进。
山涧里飘起淡淡的晨雾，和着对面山上的炊烟，使敌我双方都笼罩在一片似云似雾的迷茫之中。果然，对面的敌人毫无反应，当真把我们看成了参与“扫荡”的队伍。我提着手旗和肖应棠同志并排走着，望着他那镇定自如的神态和他那高大魁梧的身躯，一股敬意的暖流缓缓涌上心头。我不由地伸出手来紧紧地拉住了他的一只手，我们俩都会心地笑了。
1946年7月在张家口，父母抱着三个月大的大女儿（肖春华）
我们的队伍突出重围后，一分区除以少部兵力继续分散于中心区及敌后进行游击战外，集中主力打击小股“清剿”之敌，以迫其缩小“清剿”范围和缩短“扫荡”时间。最终，日伪敌军对华北之秋季“扫荡”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我跟随队伍回到易县，补过了一个中秋节，那是庆祝反扫荡的胜利。肖应棠同志喝了酒，吃了我包的饺子后，我悄悄地问了他一个问题：“中秋节那天晚上，你怎么敢在敌众我寡的面前大摇大摆地走？他微笑着说，‘知彼知己，狭路相逢勇者胜嘛！’”我又追问了一句：“你就一点不害怕，如果出个万一的情况怎么应对？”听完此话，他立即严肃起来，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两颗驳壳手枪的子弹放在了我手上，对我说：“其实我早有思想准备，在贴心口袋里装好了两颗子弹，必要时用得上！”我看着手中两颗黄灿灿的手枪子弹，不禁浮想联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共产党员就要随时随地做好牺牲的准备。用生命的代价去换取革命的胜利。这两颗子弹就是革命军人临危不惧、大智大勇的见证；是共产党员坚贞报国、视死如归的见证；是忠诚伴侣相濡以沫，生死相依的见证。
肖应棠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但是这次经历却给我上了一堂终生难忘的党课。我忘不了那烽火燃烧的岁月，忘不了我们战场上结下的姻缘。时刻激励着我：永远跟党走，做忠实的共产党员。
我们的母亲于2006年10月19日在北京病逝。遵照她的遗愿，我们将骨灰撒入了山西壶口黄河。从那里，母亲奔赴延安踏上革命的征程；在那里，父亲携手母亲奔赴抗日战争的前线；回那里，母亲寻求到与中华大地的永存。
【作者：肖春华 肖胜华 肖慧芳】
肖应棠
肖应棠，出生于1914年，陕西省长安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中任红军干部团2营5连连长。1936年入陕北红军大学学习。历任晋察冀军区团长、分区司令员、旅长，第19兵团副军长。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2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65军军长。1955年夏结束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后二次入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10月，荣获朝鲜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959年夏，负责志愿军总部组织撤军和移交防务后回国任21军军长。1964年任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党委副书记。1980年8月8日在北京病逝。
申英
申英，1921年阴历7月7日出生在山西夏县。1938年8月，奔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参加八路军。同年10月，在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大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10月，从抗日军政大学转入八路军白求恩医校学习。1941年2月，结识肖应棠，毅然相随开赴晋察翼军区第一军分区的抗日最前线。
1948年3月，担任晋察冀军区下属病休所所长。1956年2月，荣获国防部颁发的“解放奖章”。多次荣获“人民好军医”等先进工作者称号，并曾被多次评为军区“三八红旗手”和优秀妇联工作者。1988年7月，她荣获中央军委颁发的“独立功勋荣誉章”。2006年10月19日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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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张喜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