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胡适从美国回到中国，他在上海吴淞口登岸。胡适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九年没有看到祖国的落日明霞了。胡适的书籍、文章皆是理性，鲜有这样的富余情感的诗句，可见胡适当时的兴奋。现在回看，“落日明霞”更是战火的象征。
1946年，胡适使美归来
此时国内的政局已经和胡适去国之日大有不同，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使得知识分子呈现两极化，再也没有回旋和中立的余地。胡适也不得不站到蒋介石这一边。
1948年12月，就在北平城围城之际，学生陈雪屏奉蒋介石之命匆匆北上，迎接正在筹划北京大学50周年校庆的胡适南下。胡适是毫不犹豫的“走了”，对西郊的广播没有再做进一步的回应，
胡适日记中的“去国之日”
南下的胡适始终以“逃兵”自居，心情愁闷悲苦。随后在蒋介石的建议下，于1949年4月6日远走美国。这是他第六次出国。到达美国的胡适，面对记者的提问，胡适明确表示：他在道义上始终支持蒋先生。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再此期间，胡适拒绝了李宗仁和阎锡山的组阁邀请，继续留在美国。
胡适的表态，也让胡适从被争取的对象，迅速转为战犯。
胡适
进入50年代，中国开始大范围的开始批判胡适及胡适思想，并且誓把胡适思想从每个人的脑海中抹去。
有人把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上批判胡适的文章共集成八大册，命名为《胡适思想批判》，收录173篇文章，共计164名作者，洋洋洒洒近300万字，这还不包括已经发表但没被收录的文章，因为写的“不过关”。
贺麟老先生
批判胡适思想的知识分子都是大名鼎鼎，他们不是胡适的朋友，就是胡适曾经的同事和后辈。他们是：
艾思奇、白寿彝、鲍正鹄、蔡尚思、蔡仪、曹道衡、曹孚、陈丁沙、陈鹤琴、陈炜谟、陈友松、陈元晖、陈中凡、褚斌杰、戴镏龄、刁云展、丁则良、范文澜、冯友兰、冯沅君、高亨、高觉敷、高一涵、葛力、葛懋春、郭沫若、郭预衡、韩文佑、韩允符、何干之、何家槐、何其芳、何思敬、贺麟、侯外庐、胡华、胡念贻、胡曲园、胡绳、黄汉生、黄美复、黄枬森、黄药眠、嵇文甫、江柱、金应熙、金岳霖、黎少岑、黎澍、李长之、李达、李光璧、李庆聪、林淡秋、林彦、刘付忱、刘绶松、楼栖、卢婉清、陆侃如、绿藜、罗尔纲、罗根泽、罗克汀、马清健、麦若鹏、毛礼锐、毛星、孟宪承、孟志孙、潘懋元
潘允中、潘梓年、庞朴、乔彬、全增嘏、任继愈、荣孟源、沙英、邵鹤亭、孙定国、孙思白、谭丕模、陶阳、田余庆、童书业、汪子嵩、王崇武、王庆淑、王若水、王文琛、王瑶、王雨田、吴景超、吴文祺、吴徵镒、吴忠匡、夏康农、夏鼐、夏澍、夏甄陶、萧超然、徐绪典、徐之梦、颜振奋、杨荣春、杨招棣、杨锺健、以群、弋丁、阴法鲁、游国恩、余崇健、余冠英、袁良义、曾文经、詹安泰、张毕来、张恩慈、张继安、张晋藩、张俊彦、张凌光、张沛、张清常、张世英、张志岳、章世鸿、赵淡元、赵俪生、赵凌、赵卫邦、郑鹤声、郑林庄、钟敬文、周谷城、周家本、周来祥、周一良、朱伯崑、朱玉湘、朱作云。
胡适说：还是弟弟好，“弟弟”指的就是周作人
但是，并非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炽热状态。胡适早年的朋友周炳琳、 周鲠生、 张奚若、 潘光旦、 罗隆基、 吴晗和钱端升没有写文章， 陈寅恪、 钱钟书、周作人和吴晗都保持了沉默。
即使那些批判胡适的知识分子也在后期觉察到一丝不同，开始了痛苦的思考，他们把这个思考后来写了出来。
而远在美国的胡适对这些批判自己的文章，并未使他情绪波动，胡适感慨自己播种四十年的辛苦没有白费，这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甚至说：“胡适思想是消灭不了的”“批判胡适思想就是让人们重新温习一遍胡适思想”。
1953年1月14日，胡适在自由中国之声电台答曾虚白关于批判胡适思想时说：
大陆上有些文人，有些学者发表文字骂我，清算我的思想……我一百分地同情这些可怜的人，这些可怜的朋友们，可怜他们没有……，我一点也不怪他们。我不但不怪他们，我还要感谢他们。感谢他们什么呢？我感谢他们在铁幕里，替我宣传我的思想。
他曾对忘年交叶公超有过一个谈话，他想做一个总回应，叶公超以“处女和强盗”劝说了胡适。
除了郭沫若，胡适对批判他的知识分子均抱有同情态度。他深知他们的不易，他说：
他们的痛苦，都是我们国家的最大不幸，都是国家的最大损失。我们可以说，他们受痛苦，就等于他们替我们的国家受痛苦，就等于替我们整个民族受痛苦。所以，我们对于这无数爱国家、爱自由的同胞，绝对不敢责备他们，绝对不忍责备他们，也绝对不应该责备他们。我们对他们只有一百分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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