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该文首发于2017年12月21日

2009年,一部谍战剧《潜伏》火遍大江南北。相比讲述前线斗争的抗战神剧,这部关于国民党军统总部情报处的地下党故事看着似乎更为过瘾。情报处是国共内战时期一个举足轻重的机构,而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说,更是一个神秘的存在。2013年秋,《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建成,纪念上世纪五十年代牺牲在台湾的中共隐蔽战线战士们。至此,当年关于隐蔽战线的故事才逐渐被社会知晓。

2017年12月3日,“纪念大连情报处成立70周年论坛”在京举行,数十位当年的隐蔽战线老战士及后代齐聚一堂。红船编辑部有幸见到该情报处早年工作人员之一——何凤经。不日,何老接受了红船编辑部的专访。冬天的早晨,老人家倚在沙发上,正拿着ipad听书,今年已是88岁高龄的他说自己眼睛不大好了,但说话还算利索。关于当年的情报工作,何老不便多谈。面对镜头,何老向红船编辑部娓娓道来自己成长与家庭的那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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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凤经接受红船编辑部采访(摄影/李文静)

15岁毛头小伙的心事:不做亡国奴

1929年,何凤经出生在山东省潍县一个小村庄(今潍坊市寒亭区)。当时,他们村是敌占区,在何凤经的记忆中,这座小村庄常年受到日军的清乡。年幼的他又瘦又小,但跑起来飞快,日本人带着汉奸一进村,他就跑没影儿了,等“警报”解除之后,他才听村民说,村里又有人被日军吊在树上鞭打,受了很多罪。

小学毕业后,看着两个哥哥早已加入八路军,何凤经也想参军。小小年纪,心事虽然没有那么多,但身处敌占区,自己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想法:不能做亡国奴!14岁的时候,何凤经想参加八路军,因身体弱小被拒;到了15岁,终于跟着当地的武工队到了解放区,正式成为一名军人。

提到武工队,何凤经清楚地记得,1938年,村里就有了武工队。据老人家介绍,当时武工队作用还不小:带着鲁南八路军过封锁线;处理伪军、汉奸;倒腾子弹,为八路军提供军火;平时多方打探日军消息,保护村民。

一分钟都耽误不得的工作

1945年3月,刚过春节没多久,何凤经就跟着武工队来到解放区了。刚参军的何凤经身高勉强只有150cm,用他自己的话说:“连三八大盖都背不起来”。但还算有点文化,出身中农,两位哥哥都是八路军,成分挺不错,不久就被安排做机要工作。

军人何凤经的主要工作就是翻译电报,事实上,他说自己一辈子就是干这个的。“一开始肯定什么都不会,但是慢慢学,时间长了也就熟悉了。”1946年4月,何凤经被调到旅大市(今大连市)委机要科;1947年7月,又被调到大连情报处,之后,一直就在该系统工作。

何凤经对红船编辑部表示:“我们那时候没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只要电报一来,争分夺秒,连一分钟都不能耽误。”当然,没有工作的时候,大家也有自己的休闲方式。何凤经记得吃完饭以后,几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小姑娘就凑一块常常听广播,打乒乓球......“电影也有,当时都是苏联的片子,没有翻译,没有字幕,完全看不懂,偶尔当动画看个一两回,几乎很少看。”何老不无遗憾地说。

事实上,情报工作看起来“无聊”,其作用却举足轻重。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发展至今,情报部门仍是我国军委重要的部门之一。目前,中央军委的总部机关包括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总参谋部是负责组织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的军事建设,其中就包括情报业务部门。

当然,革命初期并没有专门的情报部门。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白区成立了中央特科;1931年,在红区成立国家政治保卫局。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组建了“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和“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几经发展,将其合并改为“中共中央社会部”。

而大连情报处是在后来国共内战时期,根据革命需要才建立的。最初,据《大连市志·人物志》载:最初,中共党员刘逢川与何汉清组成大连情报组,准备潜入大连执行情报工作任务。1947年,大连情报处正式成立,当时中国共产党急需能胜任隐蔽战线的忠诚战士,于是已有丰富情报工作经验的何凤经被调入该机关。

一家四口都是军人

何凤经的爱情故事始于天津。

1949年,新中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联络部,何凤经被调到天津军委办事处,在这里,他遇到相守一生的人。讲到老伴文中奇,何老的目光愈加柔和下来。他告诉红船编辑部,老伴儿是湖南人,参军之后进入情报系统,从北京调到天津,两人就认识了。当时中苏关系属于“亲热期”,需要会俄语的干部与苏联专家进行沟通。而文中奇高中文凭,学习不错,就被组织送到南开大学学俄语。

1950年,何凤经与文中奇喜结连理。婚后,文中奇去了二级部当翻译,两人长时间处于分居状态。后来出于对家庭和孩子的考虑,1964年,文中奇被调到国际关系研究院,彼时,何凤经在办公厅工作,两人终于结束了分居生活。

此外,何老谈到自己的两个孩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何老一家可算得上是军人世家,因为两个孩子也是军人,复员以后到了地方工作。但是在2014年,年仅61岁的大儿子突发心脏病去世;小儿子早在改革开放之后就定居在深圳;今年2月份,老伴也永远地离开了他......不过何凤经表示:“自从老伴去世以后,小儿子一个月回来一次,从深圳到北京,我觉得很不错了。”

小儿子曾提议要把他接到深圳生活,但是老人家拒绝了。他说:“我在这个大院已经生活了一辈子,战友都在这儿,这个地方不错,机关有老干局,有活动站,可以下棋、打牌、打麻将,还有台球呢。颐和园,圆明园也在附近......1989年退休以后就是这么过来的,每天生活很规律。”

何凤经讲述当年的故事(摄影/李文静)

长达70年的战友情

当年,与何凤经在大连情报处工作的同事如今分散在全国各地。何老说,当年他们部门只有四名工作人员。如今有两位战友已经走了,现在与何凤经保持联系的只有远居深圳的一位老同志,两人偶尔会通个电话,也极少谈到以往的工作,只是聊聊彼此的近况。当然,当了一辈子军人,也少不了交流一些对当下局势的看法。

何老还解释道,干了一辈子情报工作,同事是不少,但组织交代:“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国家保密制度非常严格,与亲友通信都需要经过领导检查,所以退休后以前的战友们之间交往并不多,大部分人已离世。

“我现在身体还算硬朗,孩子们工作忙,还算不给他们添麻烦。”老人的话语中,依然是对子女的理解和关爱。

撰文:王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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