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上旬，为了策应红军主力转移，党中央指示周恩来组建川南特委和川南游击纵队，并作出了两项决定：
一、由红三军团六师政委徐策为书记、中央直属纵队干部团政委余泽鸿和红八军团民运部长戴元怀等人组成川南特委；二、在红军主力部队中抽调400人，组建川南游击纵队，由川南特委统一指挥，进入川滇黔边界开展武装斗争。
一个星期后，川南游击纵队来到了川滇黔边界地区，并与叙永特区游击队会师，从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一、游击队的诞生
1935年1月下旬，依照党中央部署的战略方针，中央红军分成三路，向遵义县的西北方行军，进入川南地区。
进入2月份后，川南地区的敌情加重，渡过长江的任务难以开展，中央军委决定推迟原定计划，准备发展川滇黔边区，通过斗争来发展新形势，这成为中央红军主要战略方针。
为了赤化全贵州，党中央又指示中央红军转战于云贵川，以创建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开始在广大的云贵川地区机动作战。除此之外，中央红军不断发展群众进行斗争，在壮大革命力量的同时，还创建了一些规模不大的地下党组织。
不久后，党中央决定组建三支黔北游击队和一支川南游击纵队，以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作战和转移行动。
中央红军转移至扎西时，中共川南特委正式成立，徐策奉命担任书记一职，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分别由戴元怀和余鸿泽担任。
川南游击纵队的成员总计有400余人，主要从政治保卫局第5连抽调，其中还包括中央红军各军团的干部和战士，川南游击纵队拥有600余支枪，并配备了一部电台。
2月中旬，川南游击纵队所有成员在扎西东南部集合，川南特委随即只是部队由石坎子出发，向川南地区挺进。
在川南特委的带领下，川南游击纵队抵达树坪，找到了驻扎在此的叙永特区游击队，两支部队会师的认为顺利完成。
叙永特区游击队原本是一支绿林武装，于1934年8月时加入革命队伍，队伍的成分较为复杂，且具有不稳定性。2月18日，会师后的两支部队召开了大会，川南特委在大会作出决定：“两支部队合编为川南游击纵队！”
同一天，川南游击纵队司令部宣布成立，徐策奉命担任政委，而原叙永特区司令员王逸涛则是继续担任司令员的职务。
川南游击纵队还下辖5个大队，大队长由原川南游击纵队干部担任，各大队内部还分别设立党支部。
川南游击纵队除设有司令部和政治部之外，还组建较为健全的党总支部，以加强党的领导，党总支部书记由阚思颖担任。
此外，第三大队还设有党小组，归党总支部直接领导，川南游击队刚成立时，有100余名共产党员，近60名共青团员。
为了配合中央红军主力二渡赤水，川南游击纵队积极发动群众，打击川南地区的敌人，并取得了不错的胜利成果。
川南游击纵队取得的积极成就，令党中央十分重视，为了进一步发展贵州的革命武装力量，党中央又批准成立遵湄绥游击队、黔北游击队和黔西游击队三支游击队。
1935年2月下旬，黔北游击队在习水东皇成立，来自中央红军的80余名干部和战士加入其中，陈宏担任游击队队长，游击队下辖三个支队，主要活动在赤水和遵义地区。
3月初，遵湄绥游击队的组建工作顺利完成，红9军团中的农民、工人和先进知识分子成为了遵湄绥游击队的干部骨干。
与川南游击纵队相似，遵湄绥游击队也成了党总支部，全队120余人被分成了四支小队，周风山出任了总队长一职。
遵湄绥游击队成立后，在绥阳和湄潭等地进行武装斗争，不过，由于部队内部成分复杂，且大多没有经过整训，在一次次伏击敌人的活动中，遵湄绥游击队被人数占优的敌人打散。
3月中旬，黔西游击队宣布成立，成员均来自红三军团，队伍包括三个中队，队长罗彬率领黔西游击队活跃于遵义以西地区。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川南游击纵队和黔北三支游击队相继前往川滇黔边境地区，边发动三省群众，边进行游击战争。
四支游击队牵制敌人的斗争，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军的转移，却也让自身遭受到了一定的损失……
二、游击队的会师
1935年3月下旬，敌人在大石盘山包围了川南游击纵队，为了跳出包围圈，川南游击纵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两个月后，司令员王逸涛叛变潜逃，带走了一些队员，川南特委不得不将川南游击纵队缩编，仅剩下了3个支队。
鉴于王逸涛背叛革命，川南特委撤销了其在部队中的一切职务，开除了其党籍，并任命徐策出任新司令员。
与此同时，黔西游击队也遭受了重创，4月中旬，在仁怀轿子山的激战中，政委不幸牺牲，队长罗彬身负重伤，被迫在群众家休养。为此，副队长胡方只能率领黔西游击队北上，与黔北游击队会师，并撤销了黔西游击队的番号，黔北游击队的编制随即被调整。
调整后的黔北游击队下辖3个支队，队员达200余人，陈宏继续担任队长的职务，胡方的职位仍是副队长。
黔北游击队坚持与敌人展开斗争，并在桐梓新站伏击了敌人，缴获了30箱子弹，黔北游击队的队员也因此扩张到300人。
蒋介石得知此事后，气急败坏地电令当地保安团大力“围剿”黔北游击队，这让黔北游击队陷入险境。
队长陈宏认为协助中央红军转移的任务已经完成，要解除敌人的攻势，黔北游击队应立即赶赴川南地区，与川南游击纵队会合。
6月下旬，黔北游击队由放牛坪出发，在渡过赤水后，来到叙永的朱家山，与驻扎在这里的川南游击纵队顺利会师。
两支游击队会师后，召开了干部联席会议，确定了两支部队的合并工作，两支游击队从此合编为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
相比于先前的川南游击纵队，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部门更为完善，还增设了后勤部门，纵队下辖6个大队。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的过程中，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牵制了国民党大量兵力，使得中央红军得以顺利北上。
蒋介石在部署“围剿”中央红军计划的同时，还发动了“三省会剿”，试图将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一举消灭。
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川滇黔边区特委组织了反“围剿”作战，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发扬无畏的革命精神，在艰难险阻中坚持与敌人斗争。
7月中旬，游击纵队在云南遭遇敌人的伏击，100多名队员英勇就义，徐策和张风光壮烈牺牲，游击纵队遭受巨大损失。
游击纵队突出重围后，川滇黔边区特委召开了会议，总结了与敌人斗争半年的经验教训，游击纵队随即开始整顿。
在游击纵队休整期间，纵队特委也进行了重组，休整过后，游击纵队避实击虚，成功攻占了赫章和威宁两地。
趁着胜利的余威，游击纵队北上来到川南，在占领筠连县城后，营救出了200多名被俘的同志，缴获了一大批物资。
不久后，游击纵队袭击了护国镇，并缴获了40多支步枪和10余箱子弹，大部分土豪、劣绅和民团的财产被没收，游击纵队用一部分财产订做了衣服，将其余财产送给了当地的百姓。
1935年10月，游击纵队开始南下，进入黔西地区斗争，一个月后，游击纵队又渡过赤水，再次进入川南地区。
然而，游击纵队的这次转移，使得部队的人数锐减，全军仅剩100余人，川滇黔边区特委决定分兵活动。
11月下旬，胡紫健率领第一支队留在川南，黄虎山率领第二支队前往滇黔边区，两支部队却并没有取得理想效果。
由于分兵使得两支部队力量减弱，经过敌人反复“围剿”后，游击纵队的元老骨干相继牺牲，部队仅剩下20余人。
为了不让游击纵队全军覆没，川滇黔边区特委率领部队转战于四省交界，游击纵队从此隐蔽在连天山进行休整。
1936年1月，完成休整的游击纵队离开连天山，来到兴文和长宁一带活动，并在此总结了过去失败的教训。
一个月后，川滇黔边区特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游击纵队重组的问题，刘复初继续担任总支部书记，龙厚生出任司令员的职务。
三、游击队的覆灭
游击纵队整编过后，开始向川滇边界转移，以防止与敌人正面斗争，截止到1936年5月时，游击纵队发展至100余人。
在此期间，地下党的同志策反了陶树清，国民党的一个营宣布起义，6月初，游击纵队、陶树清部和阮俊臣的抗日救国军合兵一处，三支部队会师后，准备应对严峻的抗日形势。
在联席会议上，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成立，部队拥有800余人，下辖三个支队，阮俊臣和陶树清分别担任司令员和副司令员。此后，抗日先遣队在特委的带领下，积极在川滇黔边界活动，发动三省群众，宣传抗日思想的同时，打击国民党顽固势力。
抗日先遣队队伍的壮大，令蒋介石坐立不安，蒋介石再度发起“三省会剿”行动，激烈的斗争形势，让抗日先遣队损失惨重。
就在外部形势走向严峻时，抗日先遣队内部却出现了“左”倾思想，陶树清和阮俊臣不被特委信任，游击纵队也被迫脱离。
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番号恢复之后，刘复初再度出任了司令员一职，并带领游击纵队征战南北，先后在滇北和川南取得胜利。
在大庙战斗中，游击纵队一战歼灭了数十名敌人，缴获了近百支步枪和上千发子弹，还俘虏几十名川军。
1936年10月，川军一个连宣布起义，100多人加入到了游击纵队的队伍中，游击纵队的力量进一步壮大。
随着敌人“围剿”力度的加大，川滇黔边区特委决定创建稳固的根据地，毕竟在此之前的两年内，游击纵队一直没有自己的根据地。
然而，敌人的“会剿”和“围剿”，已经让游击纵队损失惨重，不足百人的队伍，已经难以完成这项重任。
身负重伤的刘复初，留在了群众家中休养，却不幸在敌人搜捕中被发现，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失去了一个重要领导人。
面对敌人持续严密的封锁，游击纵队不得不离开川南，准备前往滇北的扎西地区，在转移的过程中，游击纵队再次遭到敌人的伏击，数十名战士不幸牺牲，仅剩10余名队员突出了重围。
游击纵队政委龙厚生带领队员来到水田寨，在龙厚生的指示下，游击纵队队员分散到滇北各县，坚持进行地下斗争。
1937年1月，川滇黔边区特委地点暴露，龙厚生等一众特委领导被当地民团杀害，与敌人斗争了近两年的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从此销声匿迹，结束了悲壮又光辉的战斗历程。
不过，川滇黔边区特委遭到破坏后，游击纵队中的一些队员还分散在滇北地区，从事着发展群众的活动。
得知组织已经遭到破坏，这些队员只能暂时停下手中的工作，以躲避敌人的进一步追查，大家都静静地等待着党中央的指示。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初期，党中央就是寻觅过游击纵队的踪迹，但是，由于长征的任务过于艰巨，寻觅工作也被搁置下来。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周总理又多次派人打探游击纵队的消息，却发现川滇黔边区特委机关已经被敌人捣毁。
当时，包括周总理在内的党中央领导人都认定，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已经被敌人消灭，便放弃了联系游击纵队的安排。
1949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解放了大西南，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才再出进入党中央的视野中。当解放军来到川滇黔边界地区时，一队着装破烂的农民拦住了解放军的去路，就在解放军疑惑之际，其中一位农民询问道：“同志，能帮我们联系一下周恩来同志吗？”
“你找总理做什么？”解放军十分警惕地反问道。
这位农民哽咽着解释道：“我们都是红军，部队的番号是川南游击纵队，这些年，我们一直在等周恩来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