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之汉字问题》，引发了知识界有关汉字兴废的一系列讨论。
在文章中，钱玄同指出，中国现有汉字难以辨认，又没有什么文法，应当尽快废除。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甚至，就连现代思想解放先驱鲁迅，也曾公开表态，支持汉字废除的相关工作。
面对如此激进的观点，中国的老派学者章太炎不得不出面调停，表示汉字是古人几千年的智慧结晶，可以适当改动，但不能完全废除。
但在风风火火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章太炎的振臂高呼，并没有消减大众对汉字的憎恶。
反而是国外学者罗素，在了解了中国文化后，选择坚定的站在章太炎身边。
作为一个曾获诺贝尔奖的英国天才，罗素在历史、文学、逻辑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在新旧交替状态下的中国掀起了“罗素热”的风潮。
1922年，在《中国问题》一书中，罗素不遗余力的赞美了汉字之美。
但同时，他也不留情面的指出，如今的汉字仍有“三大缺陷”。
这“三大缺陷”究竟都是什么？
仅仅在中国旅居一年，罗素的观点真的站得住脚吗？
汉字第一缺陷：笔画繁琐、书写困难
方方正正的中国汉字，一直都是让国外友人大呼头疼的“语言必修课”。
特别是在1956年之前，当时繁体字还在大面积使用，书写繁琐、识记困难便成为了大多数人对中国汉字的第一印象。
以“轰”为例。繁体版本的轰写作“轟”，不仅与“蠹”“譶”“嚞”字形近，笔画也十分复杂，不利于书写与识记。
作为传承两千年的历史符号，繁体字不仅没有发挥应有的文化价值，反而硬生生劝退了不少国人。
再加上当时社会动荡，咬文嚼字的国文不被中国普通百姓接受，繁体字的市场便更加缩紧了。
但由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文字来代替，国人不得不继续使用晦涩繁杂的繁体字，错字、别字的情况时有发生。
就是在这样新旧不接的环境下，罗素来到中国进行了自己的学术访问。
可想而知，在习惯了使用简洁的英文书写系统后，看到繁体字的罗素自然会感到不适。
所以在《中国问题》中，罗素一针见血地将“笔画繁琐”的缺点，放在了汉字的“三大缺陷”之首。
罗素认为，繁体字的书写太过繁琐，耗时耗力不说，还存在不少读音完全相同的异体字，这大大加深了日常书写的困难指数。
站在当时的环境中来看，罗素的观点其实并没有错，甚至还意外的拥有一丝超前意味。
“封建”时代，文字是阶级的代名词。
由于识记困难，当时大多数普通家庭并不识字，只能出卖劳力来换取生活所需。
等到了更为严苛的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还进一步加深了汉字的阶级烙印，试图禁锢普通百姓的反抗意识。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繁体字的使用范围更小，也就失去了随时代变化的先决条件。
有调查显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民众的文盲率高达80%。
除去一部分接受过教育的城市人口外，几乎所有的农村人口都是没有读过书的。
即使后期有过识字的欲望，很多人也会被繁琐的字形劝退，甘愿做个什么都不懂的“文化沙漠”。
当然，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文人也意识到了繁体字存在的硬性问题。
在名作《孔乙己》中，鲁迅也曾对繁体字展开过批判。
他笔下的主人公孔乙己，就是时常吹嘘自己懂得“茴”字四种写法的落魄文人。
由此可见，不仅是大胆发声的罗素，当时的中国文人也都意识到了繁体字的症结所在。
但从汉字的发源来看，罗素将繁体字书写繁琐的弊病，归结为中国汉字的“缺陷”，依旧是较为短视的看法。
作为文明社会信息传递的重要方式，文字的产生，成为了人类跨越野蛮的重要标志。
早在五千多年前，苏美尔人便发明了楔形文字，古老的埃及神庙中，也有着最原始的文字记载。
相比于西方，中国的汉字虽然出现的时间较晚，但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中，人们赋予汉字浪漫的起源故事，结束了神农氏“结绳而治”的漫长历史。
但按照真实历史的记载，汉字的出现却并不是史官仓颉恰到好处的灵光乍现。
考虑到结绳记事的不足与缺漏，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中国的古人不得不采用类似图画的方式来表达思想。
眼见用来表意的图画越来越多，为了能及时将新生图画与原始图画区分开，近乎抽象的字形得以形成。
这就是最初的象形文字。
不同于之前的结绳记事，随着象形文字的不断发展，中国古人有意识的将象形文字分为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这四个门类，以便提升汉字的实用功能。
可以说，作为世界上仅有的表意文字，无论是从历史价值还是实际功用上来看，汉字都具有无法被取代的文化力量。
但是，虽然经过了历史的洗涤，繁体字出现了行书、隶书等不同分支，但字形、笔画等方面仍有进步的空间。
1956年1月，为了能更好的推行汉字，国务院推行《汉字简化方案》，将544个繁体字简化为515个简体字。
相比于之前的字形，简化后的版本在原有表意的基础上，也照顾到了日常书写的需要，相对更容易识记。
仅仅是“横、竖、撇、点、折”这几种基本笔画，就能区分出成千上万的中国汉字。
对于当年的罗素而言，虽然眼光犀利，但他对汉字的评价多少有着时代局限性。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如今的汉字书写早已甩开了“笔画繁琐”等不利标签，成为一种简单方便的社交符号。
汉字第二缺陷：没有固定顺序，无法整行排字
“没有字母顺序，无法用铸造排字机。”
在提及了繁体字的繁琐之后，罗素将注意力放到了汉字特有的部首偏旁上。
与英文中的26个字母不同，中国汉字的结构比较复杂，仅仅是常用的部首偏旁就有53个，《说文解字》中收录的偏旁总数更是高达540个。
如此庞杂的知识量，让汉字的初学者望而生畏。
在古老的纸书手写时期，汉字的书写速度还能随着熟练程度而有所提高。
但到了工业时代，汉字的不足便被再一次放大了。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美国人威廉•伯特制造了一部名为“排字机”的书写机器，并在不久后取得了美国专利。
虽然这部排字机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凭借着26个字母的顺序组合，排字机还是大大提升了人们的书写速度，逐步告别了漫长的手写时代。
而在1868年，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克里斯托夫•肖尔斯更是对现有的排字机重新改革，发明了沿用至今的字母键盘。
在第二版排字机的帮助下，英文的书写速度被大大提升，纸笔书写时代正式被机器手打时代代替。
久而久之，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美国发明的排字机逐渐传到了西方的各个国家，极大的便利了民众的日常生活。
长时间生活在这样的现代环境下，罗素自然而然对书写的便利程度非常重视。
来到中国后，罗素发现，此时的中国不仅尚未接触到排字机，就连单纯的汉字书写都十分困难。
为了能改变国内的现有问题，罗素曾试图尝试将汉字编入排字机系统，但都以失败告终。
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下，汉语文字还并没有与英文字母融合，根本不适合排字机的工作原理。
甚至，在尝试赋予汉字固定的顺序时，罗素还意外发现了汉字的种种不“合理”之处。
罗素认为，中国汉字在发明时并没有遵照固定的规律，比如说象征着慈爱与亲情的“母”字，在加上特定的偏旁部首后，竟会变成毒药的“毒”字，文字的意思已经完全改变。
显然，汉字的这一特点，与拥有着固定时态和语态的英文完全不同。
也正是因此，在察觉到汉字只能依靠手写时，罗素才会将这一缺点放到自己的书中描述。
但其实，作为一种独特的表意文字，汉字所能传达出来的特指意味是绝无仅有的。
在英语中，在表达兄弟关系时，人们常常会用“brother”来一笔带过。
作为一个固定词语，“brother”既可以用来表示哥哥，也可以用来表示弟弟。
一旦离开了固定的语境，英文的特指意味便会被稀释，甚至还有前后矛盾的可能。
但在中文中，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
形容类似于“brother”的关系时，除去“堂哥”、“表哥”这样带有血缘区分意味的词汇之外，汉语词汇中还有着像“大哥”、“二哥”一类的年龄区分。
这样的精确指代，是含义单薄的英文系统所无法到达的高度。
当然，罗素对汉字缺点的表述也并不是毫无道理。
想要让汉字跟随时代的脚步，向现代社会发展，就必须要尽快找到汉字之间存在的顺序关系。
早在东汉时期，编写《说文解字》一书的许慎，就创造了部首检字法，将汉字按照偏旁部首的顺序加以分类。
根据“六书”的原则分析字义，再将其按照部首分别编入不同的章节，部首检字法将形态复杂且又极不规则汉字归纳在了540个部首里，大大方便了人们查阅。
但是，部首检字法虽然足够方便，却只局限在手写或查字的范围内，不适于在字母键盘上表达。
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开始推行汉字注音方案，倡导民众使用音节拼音的方式来拼读汉字。
相比于之前的部首检字法，拼音字母表更适合在字母键盘上使用，而凭借着这些字节拼音，汉字的书写速度也被大大提高。
为了能更好的传承汉字，拼音字母表还首创了语言声调，这是英文系统并不具备的。
直到现在，大部分的汉语字典中，仍有部首检索与拼音字母这两种方式供国人选择，汉字不利于排版的问题也不再存在。
汉字第三缺陷：无法很好表达外来词汇
清朝末期，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失去了与现代社会接轨的通道。
为了能将国家从混沌不堪中拯救出来，当时的先进志士东奔西走，终于敲开了国内外商品流通的大门。
但是，由于缺乏对这些外来物品的汉语定义，在形容它们时，人们往往会在物品名称前加一个“洋”字来区分。
比如，说我们今天使用的火柴，就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才得以传入中国。
在此之前，国人想要取火的方法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利用打火石引燃柴火，一种则是使用专门的火折子。
相比于这两种工具，火柴的适用面积更广，取用也更加安全，所以在传入中国后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
出于对新鲜物品的好奇，再加上中西方文化的冲击，当时的中国民众便约定俗成，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些外来物品打上了标签。
甚至，在面对远道而来的国外使者时，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也十分简单粗暴，那就是笼统带过，将他们全部称为“洋人”。
很显然，这样的称呼方式并不能发挥它原本的区分作用。
相传，当时有一位外交使者来中国商议政事，在席间听到中国大臣口中的“洋人”二字之后，竟直接愤然离席，并拒绝后续的所有沟通。
他的理由是，中国大臣的“洋人”称呼，在他看来有歧视的意味，并不是个友好交流的信号。
从这场闹剧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在舶来品称呼上的不足与疏漏。
所以，在《中国问题》一书中，深感其痛的罗素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
罗素表示，由于受到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影响，中国人在面对外来词汇时，很难百分百还原出它原有的意思。
在欧洲语言体系内，想要形容固定的科学用语，可以利用英文字母，用拼写的方式表述。
但是，这个方法却不适用于中文词汇。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面对这类完完全全的新鲜词汇，汉字只能从原本的语库中抽调音节，重新组成一个新词汇。
不仅如此，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被当作舶来品的外来词汇到了中国市场上，还会面临表意缺失的尴尬问题。
以常见的英文单词“copy”为例。英文词典中对这个词语的解释有复制、摹本、副本等含义，这些含义会随着语境的不同而发生相应的替换。
但是到了中国，人们在用汉字形容它时，往往会使用音译版的“拷贝”二字。
相比于原义，汉字对这一外来词语的解释就有些单薄，除了能尽可能还原它的读音之外，“copy”本身的含义被削减到仅剩“复制”这一层含义。
这样的改动，即使国外友人能欣然接受，也为国人理解英文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显而易见，罗素提出的这第三点“缺陷”，其实是站在中国角度上的诚意劝告。
中文含蓄深远，而英文简单直接，在不同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如果仅仅是将概念简单拼凑，很容易引起双方的误解。
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用自己的方式诠释外来文化，其实并不是近代人的原创。
早在明清两代，借着丝绸之路的便利，中原就曾与接壤国家有着物品的传递。
像是如今熟知的蚕豆，就是宋元时期从异邦传来的食物。
不过在当时，人们习惯性将蚕豆称之为胡豆，因为它是从陆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农作物。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胡豆的说法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这一农作物的定义，所以胡豆才摇身一变，成为了今天的蚕豆。
由此可见，在面对外来词汇时，中国常用的做法就是先为其框定大致范围，再任由其自我命名。
类词缀，就是中文在吸收过英文的精髓之后，在汉字上的具体体现。
在参考过英文系统中的时态表达后，中文创造性的发明了前词缀与类后缀这两种表达方式。
比如说，英文语言系统习惯用“un”为前缀表达否定，于是产生了“unofficial”“unnatural ”等词语。
所以为了能尽可能还原英文本意，在使用前词缀后，中文中也出现了“非官方”、“非典型”等相应汉字。
虽然在吸收外来语汇的过程中，中文翻译的用时较长。但不可否认的是，相比于英文，中文的翻译有种古老的浪漫。
百岁翻译泰斗许渊冲，就曾有过几个精妙绝伦的经典翻译。
在翻译毛主席的《为女兵题照》时，许渊冲就将句子“不爱红装爱武装”翻译为“To face the powder,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
通过巧妙运用同源词语，许渊冲最大程度还原出了毛主席句子中的同异格，将中国汉字之美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相比于中文“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浪漫，留给英文的表达形式，恐怕只能仅仅局限于“so beautiful”这样的简单词汇。
由此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罗素提出的汉字“三大缺陷”都已不复存在。
站在特定时代的角度，罗素对汉字的质疑其实并不是没有道理。
但作为一种传承千年的语言，汉字历经沧桑却仍不改其意，它的存在，早已跨越了时代的界限。
结语
与其他语言不同，汉字承载了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每个字都凝结着先人的远见与智慧。
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汉字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相对滞后的情况。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接棒先人，在保护好中国文化的同时，让汉字拥有更多时代的可能性。
编辑：予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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