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有云:“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决定一场战争胜负,很大程度上除敌我双方兵力对比、天时和地利等诸多复杂因素,战场上军事主官善于根据战局情势快速作出果断明智判断也是主导战争走向的重要关键方面,亦即孙子提倡的“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核心战略价值观念。

其实,一部西路军西征的悲壮波澜的历史画卷就是对孙子思想的充分诠释。

关于西征不同的人历来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毫无疑问的是:西征最重要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打通与苏联之间的国际通道,从而获取苏联方面的军需物资援助。

早在1935年6月初,长征中的红一、红四方面军尚未会合之际,红军总部就已经提出要在川、陕、甘三省交界一带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在这个地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一方面考虑到西北地区是国民党统治力量和帝国主义势力影响相对薄弱地区,另一方面此地与苏联边界临近苏联势力范围,更方便接收来自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援助。

而苏联方面也大力支持红军总部的决议,并让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带来消息:

“斯大林不反对红军向北和西北发展,靠近苏蒙边境。”

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来看,红军经过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艰苦作战,折损十分严重,此时的红军已是疲弱不堪,武器装备更是极为匮乏,就连红军总部抵达陕北后,由于经费紧张,甚至都到了不得不从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处筹借军饷等窘境。而陕甘宁本就气候恶劣、地瘠民贫,红一、红二、红四三大方面军的大会师,无疑又让战略转圜余地不大的陕甘宁根据地处境一时变得尤为艰难。

因此,开辟崭新革命根据地,尽快从苏联方面获取武器装备,壮大红色革命队伍力量成为摆在红军总部面前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按照当时苏联方面原定计划,红军只需占领宁夏,消灭马鸿逵反动势力,我军就即可从外蒙境内的南部获取苏联方面支援的武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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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武器装备有多少呢?

据后来的统计资料显示,这些武器装备大约一千吨,步枪15000-20000支,火炮8门,迫击炮12门,还有大量的苏式弹药,等等。

或许在今天看来,这些武器装备及弹药等看起来并不多,不值得冒险发起“宁夏战役计划”。但事实上,当时的红军真的很困顿。

以当时三大方面军中实力最强的红四方面军为例,红四方面军经过百丈关之战等战斗后,实力折损严重,但在三大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仍旧有3.8万人(红一方面军加上陕北红军2.2万人,红二方面军1.1万人),并且四方面军军事主官养成了带头冲锋在前的习惯,战斗力极为彪悍,加上此前屡屡胜仗,缴获颇丰,可以说,在长征,乃至三大方面军会师前夕,四方面军的武器装备是所有红军队伍中数量最多、最精良的部队。

饶是如此,此时的红四方面军也不容乐观。据1936年10月15日朱德、张国焘给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电报中统计:红三十军8000人,枪支大约只有5000支;红九军9000人,枪支居然仅有2000支,强盛如斯的红四方面军都如此,可想而知,其它部队所面临的巨大生存危机了。

也就是说,此时,苏联方面虽然援助的武器装备并不算多,但就当下危急的情势而言,这些武器装备犹如雪中送炭一般来得及时。所以,尽管困难重重,红军总部仍旧决心适时发起“宁夏战役计划”,以打通国际通道,尽快从外蒙拿到这些军需。

而前面讲过,除陕甘宁地瘠民贫、气候恶劣,以及三大方面军会师、庞大的总兵力超出当地供养能力和战略转圜余地不足等特殊因素外,此时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部等10个师大军云集河东之地,大有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连根拔起之势。反观河西一带,只有反动军阀马家军。

马家军核心力量就是以马步芳为主的青海第100师,警备第1旅、第2旅,马步青的骑兵5师,总兵力不到3万,西路军总兵力虽与马家军略有悬殊,但总体而言,相差并不是特别大。并且,马家军武器装备较于我军低劣,其所用的武器装备是长矛大刀以及19世纪毛瑟铅丸火枪。战斗力方面,马家军疏于训练,士兵大多也以当兵吃饷谋生,部队没有崇高的信仰,至于军纪、军容更是一盘散沙。以曾在西北军干过的董振堂的话来说,马家军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红军也曾在郭家河战斗中,以伤亡30人的代价,全歼马鸿逵两个团,马家军的稀烂的战斗力也给广大红军战士留下过深刻印象。这样一支队伍,又怎能是百战常胜的红军对手?

所以,论形势,显然,河西地区要优于河东。

况且,红四方面抵达甘南后,尽管甘南人口是陕甘宁的2倍,物产丰饶也远胜于陕甘宁,但问题是,这个时候的红四方面军已元气不复,倘若国民党军来犯,甘南势必难保,再加上不久后,由于敌情发生巨大变化和上层误判,“宁夏战役计划”流产,而此时苏联方面鉴于中共从外蒙接收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苏联与日本的冲突,所以,苏联又将接收地点改在新疆哈密。因此,综合各方面因素衡量,渡过黄河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就成为摆在红四方面眼前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换言之,无论此时从哪个方面来看,西路军西渡黄河,挺进河西走廊,形势既紧迫的同时于原红四方面军而言更为有利。

然而,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就在西路军渡过黄河后不久,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一举切断黄河以东红军主力与西路军之间的联系,西路军顿时变得犹如江涛中的一叶孤舟。除此之外,西路军前线指战员轻率了些,特别是当西路军一路下来攻城略地,占领一条山大部村寨和五佛寺、大拉牌等地后,更是加重了对马家军不堪一击的刻板印象,殊不知,此时的马家军早已今非昔比。无论是董振堂等人此前对马家军的认知,还是广大红军战士对之前马家军的看法,此时已经显得较为滞后。

要知道,董振堂在保定军校学习前后,马步芳也军官训练团深造,并且在学有所成后,他按照西北军的训练方法,严选兵、严练兵,一切从实际出发“练为战”,经过他的认真打磨,曾经萎靡不振、精神涣散,一触即溃的情况一去不返,马家军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此外,宁青自古就是出骏马的好地方,也是军马的重要产地。北宋在与西夏的交锋中屡屡败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大量优质战马,尽管此后的南宋步兵方阵曾创造出步兵大破“拐子马”的神器战绩,但在冷兵器时代仅仅凭借步兵很难压制住来去如风的骑兵。马步芳就是占着产马宝地的优势和西北一带民风彪悍、从小熟悉骑射的条件,辅以严苛的训练和洗脑,建立了一支凶残成性的骑兵队伍。

而面对一路捷报频传的西路军,马家军深知纵然以他们的实力,仍旧不足以与西路军正面硬杠,于是发挥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采取沿途尾随“切尾”,并在我军占领城池后,用“车轮战”反复冲击我方据守之地。

在这样高强度冲击之下,西路军本就在河西一带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加上河西自然条件恶劣、人口稀少,一时补给断绝陷入重重困难。特别是古浪之战红九军损失过半后,西路军决策层始终没有对马家军和形势作出正确的预估,西路军既没有及时东归,也没有如徐向前建议的那样,火速撇开马家军纠缠,迅速进入新疆,待拿到苏联武器装备后,再调转枪口消灭马家军,而是作出红五军开路,红九军和西路军机关居中,红三十军断后,向高台、临泽地区前进的部署。

红五军是土地革命时期宁都起义的冯玉祥旧部,尽管是旧式军队出身,但红五军个顶个的都是英雄好汉。在长征途中,红五军团(红五军前身)承担着极其重要的后卫任务,军团麾下34师在师长陈树湘的率领下血战湘江,以6000余人与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殊死激战四天五夜,在付出几乎全军覆没的代价和师长陈树湘的生命后,成功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因此,红五军团被高度誉为“绝命后卫师”,其时就有“一军团的冲锋、三军团的包抄、五军团的大刀”的说法,由此可见,红五军战斗力的何等强悍。

红五军奉命攻下高台、临泽后,西路军总部再次调整部署,以红五军守高台和临泽,红九军驻沙河堡,红三十军拱卫西路军总部,进驻倪家营子。

高台和临泽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且两地之间相隔百余里,红五军虽号称一个军,下辖2个师4个团的番号,实际不足4000人,而且每支枪只有5发子弹。夺取高台后,红五军政委黄超不仅带走了37团、43团及军部直属队去留守临泽,还将全军唯一的电台也带走,这就使得守卫高台的董振堂部兵力仅剩下约3000人,军力显得尤为单薄,联系显得更为孤立。

除此以外,红九军在古浪之战后折损大半,元气尚未恢复,此时要及时策应红五军难度可想而知。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倒是看出了问题的关键,于是提出把红三十军放在高台与临泽之间,可惜的是,这个正确的建议没有被陈昌浩采纳。

事实也恰如李先念预料的那样。董振堂麾下3000人驻守高台后不久,马家军两万匪军向高台发起了一轮又一轮凶狠地反扑。董振堂作为我军赫赫有名的将领,一方面有条不紊指挥部队牢牢控制住城外制高点,死死牵制住敌人长达七天,另一方面,没有电台的董振堂无法与西路军总部直接取得联系,只好数次派人赶往临泽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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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苦苦坚守之下却仍旧没有任何回音,眼见敌人已经突破外围据点,即将攻入高台之际,董振堂明白,城破已经只是时间的问题了,为此,他在敌情相对薄弱的北城附近挖掘好了地洞,只待合适时机一声令下所有人从此地突围而出。

只是令人没想到,就在董振堂快要决定从地道突围出去之际,政委黄超的特派员送来一封急电:

“董军长,高台是打通国际线的重要据点,总部命令一定坚守,如高台有失,就要你董军长的头。”

董振堂从立志投身革命以来从未替自己考虑过分毫。宁都起义后,董振堂将仅存的3000大洋积蓄全部交给党组织,何长工劝他慎重,毛主席劝他给自己留点,董振堂却说:

“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了党,还要钱干什么?”

这样党性原则和革命信仰如铁的人,自然对西路军总部发来的军令深信不疑地贯彻下去。

可问题的关键是,这封急电真的是西路军总部发出的吗?事实上并非如此!

西路军董振堂部3000人血战高台之际,西路军总部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即将陷落前夕,西路军情报部门通过破获敌人电报才得知高台被围、敌军兵力高达两万之众这个消息后才大吃一惊,急忙命令李先念率领红三十军和总部骑兵师前往火速救援,只是可惜远水救不了近火,此时高台已陷落董振堂及3000余将士全部以身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