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陈独秀的儿子,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陈延年和陈乔年,陈松年虽然不出名也是陈独秀的三子。在陈独秀的后代中,陈松年算是过得比较安稳的。他帮助料理了两个哥哥和陈独秀的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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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

每年清明节,都会带着子女给父母扫墓。陈独秀在临终前,留下遗言说要安葬到安庆老家。陈松年却无奈将其安葬在了江津,跪在墓前含泪说道:“你先在这待着。”那么,陈松年为何没有遵守父亲的遗嘱呢?

凄风苦雨的青年时代

陈松年是陈独秀和高晓岚的最后一个孩子,与陈延年、陈乔年为一母所生。当他出生时,父亲陈独秀已经离开安庆和高君曼生活在一起,之后也很少回到老家。

在陈松年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境遇还不算太差。虽然父亲已经离开,但陈家的日子还是比较富裕的,更加重要的是,陈延年和陈乔年很早外出读书,而他也成为了留在母亲身边唯一的儿子,所以也得到了母亲和祖母的格外疼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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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延年和陈乔年

因此,年幼时的陈松年也只是温室的花朵,在家人的呵护下长大。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当陈独秀被关进了南京的监狱中,母亲带着陈松年去探监,陈松年这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多年以来,他曾不止一次地幻想过父亲的样子,当他看到父亲的那一刻终于情不自禁地流泪了。陈独秀教导儿子男子汉大丈夫要经得起挫折,告诉他不要哭。

其实,陈松年相比两个哥哥是幸运的。在他三岁的那一年,他的祖父刚刚去世,这个时候刚好袁世凯的亲信派打手追捕陈独秀,他们没找到陈独秀,便来到了陈家。

来到陈家,他们不仅抄家,还带走了陈家珍藏的字画,声称还要抓走陈独秀的几个儿子。而这个时候,当陈延年和陈桥年听说他们要抓人,便急急忙忙跳墙逃跑了。陈松年年纪太小,翻墙的时候不注意掉落在邻居家的澡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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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

邻居得知官兵正在追捕陈家的儿子,看到陈松年便装作是自己的孩子,帮他洗澡,陈松年这才逃过一劫。没成想,打手还是将陈独秀哥哥的儿子陈永年当做陈独秀的儿子抓走了,在监狱坐了四年牢。

之后,陈家因为受到陈独秀的牵连,几次遭受劫难,家道中落。

17岁那年,陈延年在上海被害,陈松年和姐姐玉莹去处理了哥哥的后事。当时他们兄妹二人来到上海之后,国民党不仅阻拦他们收尸,甚至连看都不让他们看一眼,兄妹二人只好在哥哥就义的地方烧了几柱香和一点纸,痛哭了一场。

第二年,陈乔年在上海被杀害,兄妹二人再次去处理了二哥的后事,当时国民党也不让他们收尸,兄妹二人之后看着二哥倒在血泊中无能为力,心中痛苦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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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每当谈起这两位兄长的壮烈牺牲,陈松年哽咽泣不成声,说这是他们家“最大的不幸。”两位兄长被反动当局杀害,给陈松年留下了永久的伤痛。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陈家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悲惨和磨难。

陈松年结婚前后,突然在报纸上看到了父亲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的消息。想到两个兄长的逝去,陈松年担心不已。

但是由于陈独秀正在审判之中,结案前不准任何人前去探望。陈松年虽然焦急不已,却不能不耐心等待着审判的结果。1933年初,陈独秀的好友从南京回到安庆,带去了父亲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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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陈松年,陈独秀还是那个老脾气固执得很,在法庭上大声疾呼,骂国民党丧权辱国,很多朋友帮助他串通了书记官,把他的口供改得缓和一点,可他偏偏要亲自修改口供记录,把他自己讲的话一字不漏地添上去。

得知此事后,陈松年担心不已,但他也意识到,父亲一定会被判刑、坐牢,可能不会有生命危险。

1933年6月底,国民党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之后陈独秀被押往南京第一模范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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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兰珍

陈松年立即带着妻子乘船南下,来到监狱探望父亲。1937年夏季,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被迫为陈独秀减刑,并将其释放,陈松年再次赶到南京,同潘兰珍一起迎接父亲出狱。而陈松年一家也给陈独秀的晚年岁月带去了不少慰藉。

一家人在江津的生活

陈独秀出狱之后,在南京住了几周,陈松年返回老家安庆。不久之后,南京的形势紧张,陈独秀决定乘船去往武汉,在离开南京前,陈独秀曾写信给陈松年,告诉他安庆很快会沦陷,要他们夫妻俩和祖母一同去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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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

1938年春,陈松年夫妇带着66岁的祖母,一起来到了武汉,并找到了父亲。

武汉也并未久留之地,他们决定移居四川,并安排陈松年夫妇先走。

1938年夏天,陈独秀安排他们一起离开了武汉,坐的是他在国民党做官的老朋友的船,但这条船只开到宜昌。

当他们走到宜昌时,便听到了安庆沦陷的消息,在那里他们休息了两天,搭了一条运军火的船到了重庆。在重庆他们西安住在了客栈里,十几天之后,父亲和潘兰珍也到了重庆。

在这一年的夏天,他们一大家子移居江津,陈独秀夫妇先走,陈松年夫妇和祖母在一个多月后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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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津,祖母和陈独秀住在一起,陈松年夫妇则带着女儿另外住在一起。

陈独秀来到江津之后,不少社会名流以及达官显贵前来造访。

即便生活清苦,幸而身边有儿子的陪伴。可陈独秀在江津胃病经常复发。因为江津地处偏僻,医疗条件非常差,病情也没能得到缓解,陈独秀准备去往重庆医治。

1939年12月30日,陈独秀在给好友杨鹏升的信中表示自己将要去重庆医治。之后章士钊还给陈独秀联系了重庆最好的医院,1940年2月6日,陈独秀在潘兰珍的陪同下,来到了医院治疗。

医生仔细检查了陈独秀的身体之后,表示病症需要静养,之后陪同的学生走出门告诉医生,请他一定要尽力。

医生低声说道:“你是他的学生,可以告诉你,陈先生可能活不了三年,陈先生的心脏不能再扩大半指。”学生听后,嘱咐道:“请医生千万不要告诉陈先生和陈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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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医院刚刚住了一个星期,好友郑学稼前来看望,当时陈独秀的精神也非常好,很是健谈。

陈独秀还劝诫好友包惠僧:

“不要再认死理,找找人,搞个一官半职。现在物价这么高,守在那里总不是事。”

当包惠僧邀请他去自己家住几天的时候,陈独秀说道自己年老多病,还是不去了。

2月20日,陈独秀在妻子的陪同下,离开了医院,乘船回到了江津。经过两周的精心治疗,他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

而陈松年跟随父亲来到江津之后,便在江津第九中学找到了工作。学校本来是安庆二中,也是抗战爆发后搬迁到江津的,教务主任和陈独秀也是老朋友,陈松年这才进了九中,主要负责总务工作,偶尔也会代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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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二为陈松年

陈松年虽然有了工作,但生活也并不富裕,只是勉强糊口而已。1941年,陈松年夫妇又生了一个孩子,生活雪上加霜。为了维持全家人的生活,陈松年还会开荒种地,做一点过去从未做过的农活。

陈松年自顾不暇,所以也根本没有余力来照顾父亲,只能给予精神上的安慰。晚年的陈独秀也对陈松年夫妇和两个小孙女的到来,十分欢喜,享受了一番天伦之乐。

1942年5月25日上午,陈独秀的生命走到了终点,他将潘兰珍、陈松年以及何之瑜叫到床前,和家人托付了自己的身后事。他有气无力的对何之瑜说道:

“我要走了。谢谢你照看我。我的书,由你经手,送给北大。我的书稿,你和松年等人商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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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还指着潘兰珍说道:

“她还年轻,要帮她找一个工作。莫拿我卖钱,遇到合适的,再找一个人,今后一切自助,生活务自立。我在南京狱中,友人赠送的五只古瓷碗,连同一部分稿费留给她。”

之后他又对陈松年说道:“以后回家,把我的棺木和祖母的棺木都带回去。”

5月27日晚上9点40分,陈独秀逝世,享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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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

父亲的逝世,陈松年油然而生一种悲凉感,他知道自己当前的第一要务就是:尽早达成父亲的遗愿,将他和祖母的棺木送回老家安庆。

可父亲逝世,他们全家人都穷的叮当响,去哪能给父亲找一副像样的棺材呢?

就在这时,父亲的好友在了解情况之后进行了捐助,陈松年也为父亲买到了棺材,父亲终于能安稳沉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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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

然而,当时因为社会动荡,中国还处在战乱中,陈松年只得将父亲的灵柩暂时放在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之康庄。下葬的那天,陈松年奎在墓前,含泪说道:“你先在这待着,等时候到了,我一定带你回家!”

那么,陈独秀最终到底回到老家了吗?

陈松年将陈独秀遗骨带回老家

陈独秀逝世不久之后,潘兰珍离开了江津,而陈松年一家继续在这里生活。

或许会有人问陈松年为何不离开呢?

实际上是有两个原因,第一,当时抗战尚未胜利,家乡还在日军的手里,去别的地方也不是那么容易;第二,祖母和父亲都立下了遗嘱,抗战胜利后要把他们的灵柩运回家乡,让他们落叶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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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松年

所以陈松年没有离开,是因为没有实现他们的遗愿,也要陪在他们的身边。就这样,陈松年夫妇在江津艰难度日,终于等来了抗战的胜利。

陈松年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将灵柩运送回安庆。但当时的形势还不太稳定,再加上江津距离安庆相隔数千里,运送的花销也很大。

陈松年决定先筹措运送资金,寻找运送灵柩的船只。当亲朋好友得知陈松年要将两位老人送回安庆,也被他的孝心感动,纷纷倾囊相助,给予了陈松年支持。

终于,在多方筹措下,陈松年在1947年将祖母和父亲的灵柩用船只送到了重庆浙江会馆,办理好各种托运手续之后,写信给在安庆的堂兄,请他们迎接灵柩。同年6月,两人的灵柩抵达安庆古城,几天之后,陈松年带着妻子和女儿终于离开了临江,踏上了归乡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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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安庆后,他将祖母和祖父葬在了一起,将父亲陈独秀和母亲高晓岚葬在一起,安葬在安庆市郊叶家冲。

从那以后每年的清明节,陈松年都会带着子女给父母扫墓。但后来由于时代的动荡,很长一段时间他也没去扫墓。十几年后当他再度回去时却认不出父母的墓地,直到一位知情者指认,他才找到。

陈松年意识到要重修父母的墓,不然对不起父母的在天之灵。可当时的他资金仍不宽裕,经过好友的动员,陈松年终于向安庆有关部门提出了,要求政府资助重修陈独秀之墓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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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墓地

终于在1979年10月前后,正值陈独秀诞辰一百周年的前夕,有关部门终于同意陈松年重修陈独秀墓,并资助费用。陈松年得知后非常高兴,在父亲百年诞辰之时,将父母的墓修好,并重修立碑。

1984年夏天,陈独秀的墓终于落成,陈松年这颗心也终于安心了。

陈松年夫妇回到安庆之后,安庆女中的校长要他去教书,可他们都不愿意。他认为教育界太复杂,与政治关系太密切,当年的安庆女中就有许多国民党特务,因此陈松年也不愿意进入教育界,和政治靠的太近。所以当时他们只能靠着种地过活。

1949年安庆解放之后,街道办了工厂,陈松年便选择了在窑厂生活。以他的资历。国家机关、工商税务部门都可以进去,但他却挑了最脏最累的窑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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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毛主席来到安庆,询问了陈独秀后人的生活。之后党和政府为他们家送来了烈属证,还决定每个月发30元补贴他们的生活。

1980年,已经在窑厂干了近30年的陈松年正式退休,市有关部门将其安排到了市文史馆当馆员,前来拜访的学者络绎不绝,陈松年热情接待。

对于父亲陈独秀,他也曾说父亲的功过是非,只能由历史来评判,他唯一的责任就是实事求是地提供史料,供学者专家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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