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12日10时41分，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先生在武昌病逝。我与先生同城，距离也不算远，理应前去告别，然而，由于疫情原因，遵照先生遗嘱，丧事从简，终于不克前往。
最近一段时间，经常看到先生弟子和同道发表在网络或微信上的悼念文章，深受感动，促使我回忆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有不能已于言者。
我虽然不是先生的弟子，也不是历史学界的同行，与先生交往并不多，但作为一个边缘人，仍然得到过先生的无私帮助，领略过先生睿智的思想、博大的襟怀和温煦的人格。我应该将这种感受公之于众，以答谢先生的在天之灵，希望先生的精神能够世代相传，沾溉学林！
我知道武汉有个冯先生是在1976年初春，最初只是神交。当时，全国“批林批孔”运动慢慢转向“评法批儒”，我在荆州师范学校担任语文班的班主任，要组织学生开展“评法批儒”活动，还要及时向学生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我买到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论孔丘》和《孔丘教育思想批判》，认真学习，以便辅导学生。这是我和冯先生的第一次接触，虽然只是思想文化的接触，但对我的影响却异常深远。
为了能够理解两位冯先生的著作，我又找来《论语》细细品读。这些阅读使我对孔子产生了浓厚兴趣，也产生了与两位冯先生都不一样的体会，以致在后来40多年时间里，我不断重读《论语》，撰写了二十多篇研究孔子和孔子教育的论文，发表在《孔子研究》、《国际儒学》等期刊上；1998年，在为湖北人民出版社主编“走近圣人丛书”时，我自撰了《文圣孔子》一书；当下有一本三十多万字的《孔子教育研究》正在湖北人民出版社编校，原打算等该书出版后送冯先生指教，不想先生遽归道山，使我失去一次向先生请益的机会，感觉无比遗憾。
我相信，冯先生是知道我在研究孔子的，也了解我对孔子的一些看法，但先生从未当我的面谈论过孔子，只是用扎实的研究推进着自己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认识。
199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的《中华元典精神》，将儒家“六经”作为中华元典，提倡弘扬元典精神，早已超越《孔丘教育思想批判》，而2021年元旦所写的引起争议的《“史剧”和“史观”》，直接提出“劝君少颂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强”，在在体现了先生“与时俱进”不断超越自我的可贵品质。我能够在先生的思想影响下不断有所进步，难道不应该由衷地感谢先生吗？
我得以拜见冯先生是在1994年9月初，属于机缘巧合。8月底，荆州师范专科学校同意我调往湖北大学，放了我的档案。我先到武汉安排好儿子进入华中师大一附中读高一后，就去湖北大学办理相关手续，落实住房。
湖北大学总务处同志告诉我，现在有两套住房可供选择，一套是已经调往海南大学的张志扬教授的住房，一套是准备调往武汉大学的冯天瑜先生的住房，前者在六楼顶层，后者在二楼，属于不同楼栋。他们领我看了张教授住过的房子，冯先生的房子需要我自己去了解，因为带我去怕引起误会，以为是催促冯先生搬家。我表示理解。
当时没有移动电话方便联系，我只好在当天下午4点钟左右敲开了冯先生家的大门，开门的正是冯先生。9月初武汉很热，记得先生穿着汗衫短裤，将我让进室内，热情而谦和。冯先生长我不足10岁，但那副坦荡儒雅、宽厚仁慈的形象给予我强烈震撼。
我为自己没有事先联系而直接上门的卤莽举动而愧疚，也为能够拜谒先生而欣喜异常，硬是愣了几秒，缓过神来才向先生作自我介绍，提到拜读了先生与何晓明、周积明合著的《中华文化史》和先生新著《中华元典精神》，深受启发，希望到湖大后能够得到先生的指导。
冯先生告诉我，他听人说起过我调湖大的事，欢迎我加盟湖大，并说他已经调往武汉大学，正式搬到武大可能还需一段时间。
显然，我急需确定住房，以便搬家，等不及先生搬走后再住他的住房。我怕耽误冯先生的工作，就告辞退了出来。这虽然是短暂的一次拜谒，但先生温煦博雅的言谈举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今难以忘怀。
我和冯先生的深入交流是2010年开始的，当时我刚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岗位退下来。尽管在我任《湖北大学学报》和《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的十多年里，先生给予两刊很大支持，不仅惠赐大作，还帮忙审稿，但那主要是先后在两刊任历史学编辑的梅莉编审沟通的结果，我没有直接与先生联系过。
2010年秋，湖北大学何晓明教授打电话给我，说是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冯先生主编的《中国专门史文库》，拟请我写一部《中国小说史》。我有些犹豫，便说：“中国小说史出版了不少，何必再写一部呢？”晓明兄说：“冯先生和我都认为，你写的《中国小说史》会和别人的不一样。”
冯先生和晓明兄的信任，给了我极大的勇气，我没有理由拒绝，于是应承下来，接着去武汉大学出版社参加了由冯先生主持的组稿会。会上，冯先生感谢到会作者的支持，并希望作者放开写，写出特色，写出精彩，请先拟订写作提纲报文库编委会。会后，我很快拟订了写作提纲，请冯先生审正。冯先生同意我的写作计划，并说了许多鼓励的话，相信我能够写出一部有特色的中国小说史。
我原计划将《中国小说史》分成通俗小说和文言小说两部分，列为上下编，分别清理它们各自的发展轨迹，在前面通过绪论讲清两类小说的区别与联系。结果花了两年左右时间，我只完成了中国通俗小说史部分的撰写，已经超过70万字，而每部书稿原拟限定在50万字左右。
我去找冯先生，向先生报告写作进度，同时提出修改写作计划，只写通俗小说部分，书名定为《中国通俗小说史》，我提出的理由，一是国内还没有专门的通俗小说史，选题会有创新性，二是文言小说（笔记小说）史已经出版多部，武汉大学吴志达先生就有《中国文言小说史》，《专门史文库》原计划请武大陈文新教授撰写《中国笔记小说史》，专题通俗小说史可以避免重复。
听了我的汇报，冯先生没有犹豫，说：“就按你说的做，字数多点没关系。”得到先生的支持，我很快撰写了有关通俗小说发展的绪论，于2013年定稿交出版社，2015年1月该书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受到学界的肯定，甚至被一些高校作为选修课教材，去年又进行了重印。
这段在冯先生指导下的写作，让我充分领略了冯先生那种虚怀若谷、从善如流、集思广益、海纳百川的大家风采，与先生交流，真有如坐春风之感。这是一段不可多得的学术经历，也是在仁厚长者指导下进行愉快写作的成功尝试。
我对冯先生更深入的了解是在2013年以后。2013年，我以《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申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得通过，这是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部进入《文库》的著作，学校和学院都很重视。
在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前，我请我院文学理论家王先霈先生和冯先生赐序。因为这部书稿既属于文学，也属于史学，希望他们的序言可以提起读者的阅读兴趣。王先生在古代文论和文学批评领域造诣精深，是国内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
冯先生在历史学尤其是文化史学方面是国内最具开创性和代表性的学者，而且一直提倡文化语义学和历史语义学，反复申论陈寅恪“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名论，并亲自撰写了名著《“封建”考论》，以贯彻这一理念。我也是读了《“封建”考论》受到启发，才细致清理“文学”观念在先秦的发生与发展，冯先生能够赐序，定为本书增色不少。
不过，王先生和冯先生都是大忙人，手头都有自己的研究任务，向他们提出后，我有些惴惴不安，怕他们为难。可喜的是他们都答应下来，并很快就完成了，丝毫没有影响出版。拙著2014年出版后，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将其收人首批推荐目录，并于当年立项进行韩语翻译，2020年获得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奖，产生了较大影响。
最令人感动的是，冯先生是史学大家，而我却将冯先生的序作为序二，因为在我看来，拙著主要归类是文学，不是史学，出版单位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我将出版的拙著送到冯先生府上，向冯先生做说明时，冯先生笑着说：“你弄的是文学，我本来就是客串嘛。”
冯先生说这话时，是那样真诚，那样谦和，那样坦然，没有丝毫芥蒂。先生还进入书房，拿出新近出版的《中华文化生成史》上下册，题签后赠与了我。我是第一次到珞珈山麓的冯府，在先生取书题签的时间里，我打量室内陈设，整洁而朴素，尤其是被封闭的外阳台上放满了姿态各异、生机盎然的植物盆景，强烈感受到室主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艺术的追求，这种感受至今仍存留在我的脑海，让我体会到冯先生的卓异与优雅。
其实，冯先生的家学虽是史学，但文学艺术底蕴深厚。尊父冯永轩是原武汉大学语言学家黄侃的学生，考入清华大学国学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先生，成为清华国学院第一期“七十子”之一，史学与文学修养都很高，而且雅爱收藏，湖北大学钱币博物馆便是用他捐赠的藏品设立的。
冯先生承继家风，能书善画，硬笔人物速写绝对一流，书法也堪成名家，所编辑出版的《冯氏藏墨》、《冯氏藏札》，充分证明先生的文学修养、艺术修养绝不亚于我们这些专门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学艺术的学者。
我虽然也爱好书法绘画，在荆州小有名气，但与先生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先生不以我没有肯定其文学艺术成就为忤，该是多大的雅量！捧着先生赠送的大著从冯府出来，我的内心里充满了温暖和感动。
冯先生离开我们走了，有一事想在这里向先生报告。2020年底，湖北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主任祝祚钦编审找到我，说有部书稿想请我整理，书名《经学通论》，是冯天瑜先生主持的《王葆心文集》的一部分，拟收入《荆楚文库》，《文集》其他部分已经完稿，独《经学通论》几经转手，未能完成，希望能够尽快整理好，不影响《文集》出版。
尽管我主持的《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著录小说资料集》35册书稿审定任务十分繁剧，出版社也不停在催稿，仍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因为这是冯先生主持的项目，何况冯先生近两年癌症转移，经常要去医院，精力也顾不上。我应该竭尽所能，黾勉而为，没有推脱的理由。
于是，我放下手里的工作，用了近两个月时间，整理好这部书稿，完成时间是2021年2月6日，农历庚子年腊月二十五。王葆心是民国年间著名学者、方志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教授，兼任几个地方书院院长，董必武曾以“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题其墓碑。《经学通论》是王葆心在书院和高校讲论经学的讲义，为国立武汉大学刊本，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从刊本情况来看，《经学通论》不是整体构思精心结撰而成，而是简明经学史和各经源流史的集合，即是由其多年讲授经学的讲义整理合刊而成，《易》和《尚书》与经学简史最早编定为教材，有整体考虑，而其他各经则可能为单行讲义，随课程发放，后期才整合进《经学通论》中来。
正因为如此，全书体例前后不一，需要进行整理。由于原刊本校对不够精审谨严，错字、别字、漏字、错简、重排、衍文等现象时有发生，给整理工作造成不少困扰。全书总共约10万字，我在整理时改正错讹达三百五十余处，可能还有错讹未被发现，仅此即可想象整理此书之难。
然而，协助完成了冯先生主持的项目，没有耽搁《荆楚文库》的出版，算是对先生长期帮助我信任我的一次回馈，心里感觉比较踏实。在纪念冯先生逝世的日子里，能够有这件事自我宽慰，也算尽了一个晚学者的义务，不然，真是愧对先生了。
壬寅年除夕记于武昌桂子山寓所，癸卯正月初六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