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惨案”制造者之一赵继贤，解放后，害怕受到惩罚躲了起来。公安人员翻遍户籍档案都没能查到他。同时他为了切断和亲戚朋友和家人的联系，早就做了预案，登报断绝和儿子的父子关系。但最终却意外暴露，暴露的原因不是别的，恰好是这份启示，这是怎么回事呢？
“不能让工人吃饱，这样他们会偷懒，得让他们挨饿，这样他们才知道工作的重要性，才会好好干活。”这是京汉铁路管理局局长赵继贤的管理心得。
赵继贤是北京京师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毕业后他靠着溜须拍马，很快得到了吴佩孚的赏识和重用，先是担任“直隶督军军法课长”，后又被委以“京汉临时军用管理局局长”等职务。
1922年，吴佩孚为了筹集军资用于军阀混战，特意提拔赵继贤为京汉铁路管理局局长。
要知道，京汉铁路对吴佩孚来说，那可是他的主要经济来源。比如1921年，京汉铁路就给他带来了千万大洋。可以说吴佩孚的军需费用、运兵和发行公债等都靠的是京汉铁路。在他眼里，京汉铁路就是他的钱匣子。
所以吴佩孚得找个善于管理的人来帮他打理京汉铁路的事务，从而解除他的后顾之忧，让他全身心和其他军阀争权夺利。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赵继贤被提拔为京汉铁路管理局局长。
赵继贤走马上任后，为了压榨工人的价值，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比如延长工作时长，取消休息日等。他规定，上班时间不得偷懒，一旦被发现，就会遭到毒打。还比如迟到一次扣钱，迟到两次开除，并且之前的工资也全部没收，等等。甚至在寒冷的冬天，他为了节约开支，还禁止工人烤火，美其名曰：“太舒服就会偷懒！”
总之，在赵继贤看来，工人都是和牛马一样的下贱坯子。尽管工人创造了巨大的劳动价值，但他还是想尽办法克扣剥削工人的工资，以至于工人长期处在吃不饱穿不暖，有病不敢治的艰难境地。
但赵继贤却拿着压榨工人的钱，过着灯红酒绿，极尽奢华的生活。在不少人眼里，赵继贤不仅是京汉铁路局的CEO，而且还是懂得管理的成功人士。所以他那些办实业的朋友，也总是向他请教如何管理工人的经验。
赵继贤是个明白人，他深知他能发财，主要还是因为傍上了吴佩孚这棵大树，所以他不用吴佩孚开口，每个月便会“孝敬”一笔巨款，用来作为吴佩孚的军费。
不过，贪婪的赵继贤可不想把自己口袋里的钱掏出来，所以他把算盘打到了工人头上。在没和工人商量的情况下，就直接扣下了工人四分之一的工钱，算是给吴佩孚的军费。而其他盘剥所得，则都落袋为安，全部进了他的口袋。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当时，革命思想已经在铁路工人中广为传播，饱受欺凌和剥削的工人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铁路各站的工人已经建立了16个组织分会。为了壮大组织力量，便于组织工人维护自由和权益，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河南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当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向赵继贤说明情况后，赵继贤假意支持，还特意把1月28日的休息日调到了2月1 日，以方便更多的工人能参加成立大会，并主动减免了坐火车到河南参会的工人的乘车费。
然而，赵继贤暗中却把情况迅速向吴佩孚作了汇报，并极力怂恿佩孚出兵阻止总工会的成立。
赵继贤这样做，当然出于私心。他深知工人对他的怨恨由来已久，一旦工人成立了总工会，他的好日子也就到了头。所以为了保住自己荣华富贵，必须对其搞破坏。
吴佩孚也很清楚，一旦有了总工会，他就很有可能丧失对京汉铁路的控制权。所谓“夺人钱财如弑人父母”，吴佩孚自然不能容忍总工会的存在。所以他授意郑州反动警察局局长黄殿成，带着100多荷枪实弹的警察，在总工会成立大会那天冲到会场进行野蛮阻挠。
同时，驻扎在信阳的第44师师长也奉吴佩孚的命令，率兵赶到了郑州总工会成立大会现场。
看到军警都在现场，赵继贤立刻要求工人全部退场，并威胁称，凡违抗命令者，均按军法处置。
总工会筹委会在和赵继贤等人沟通无效后，为了保护工人的安全，果断宣布总工会成立，并对工人及时做了疏散。
3天后，在总工会的组织下，工人们针对吴佩孚动用军警阻挠总工会成立之事，发起了京汉大罢工，一时京汉铁路全面瘫痪。工人们提出了5项要求，其中就包括撤换赵继贤。
2月7日，赵继贤以“工人用手枪和士兵发生冲突”为由，指挥军警武力镇压参与罢工的工人，当场打死37名工人，打伤200余工人，还逮捕了70多名工人。
当天晚上，赵继贤把汉口江岸分会会长林祥谦绑在江岸车站的电线杆上，逼迫工人复工。但遭到林祥谦拒断然绝。于是在他的示意下，刽子手砍杀了林祥谦。后来，施洋等共产党员也相继被捕，并壮烈牺牲。
赵继贤又广发布告，要求工人必须在24小时内复工。为了镇压工人，他还从北京调来一支混成旅，四处搜捕工人。对继续抗议的工人组织，他先是命令用机枪扫射，后来又让马队冲进人群中去踩踏，造成4人死亡，30余人重伤。
然而，赵继贤并没有停止疯狂的举动，他一方面不许受伤的工人就医，另一方面开始抓捕工会委员，对他们进行刑讯逼供，结果有5人被他折磨致死。
吴佩孚倒台后，赵继贤很快又巴结上了蒋中正。自从有了蒋中正的庇护，他不仅平安无事，还把搜刮来的钱财，拿去买房置地，娶了几房年轻漂亮的姨太太，在南京过起了富家翁的奢靡生活。
后来，随着蒋中正败逃台湾，赵继贤惶惶不可终日起来。他先是计划出逃香港，可是他的房产地契一时又出不了手。广州解放后，已经对出境方面有诸多限制，他更走不掉了。于是他干脆改名赵博学，带着三姨太悄无声息地住进苏州的一处别墅里，自此过上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就在赵继贤自以为一切都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苏州市公安局局长丁兆甲和干警高其志等人找上门来了。
当时，赵继贤正在楼上诵经，手上还拿着一串佛珠。
看到公安人员上门后，他还强作镇静，声称自己以前是个木材商。但在丁兆甲和高其志的盘问下，他很快就露出了破绽，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就是赵继贤。
那么，公安人员是怎么找到赵继贤的呢？
原来，赵继贤在隐居到苏州后，担心追查的人会顺藤摸瓜，从他儿子那里查到他，所以他让儿子赵世清在《新闻报》上刊登了一则“断绝父子关系”的声明。当然，在他看来，这样做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保护赵世清，不让赵世清受到自己的牵连。
然而这份报纸却引起了公安人员的注意。原本他们一直在追查赵继贤，可是，苏州成千上万的户口档案，赵继贤像淹没在里面一样，公安人员根本无从查起。正在一筹莫展时，突然有人举报赵志清聚众赌博，于是，公安人员以“聚众赌博”为由，拘留了赵世清。
赵世清在解放前曾做过国军连长，本就惶恐不安，待高其志向他询问赵继贤去向时，他唯恐又背上一个“藏匿罪”，所以立刻交代了父亲所住的地方，并详细地描述了父亲的外貌。
赵继贤没想到，出卖他的竟是自己亲儿子，不由得哀叹不止。
当然，他也知道，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自己早晚还是会有这一天的。
1951年7月，赵继贤被押到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初发地，并在那里举行了公审大会。随后，他又被押解到武汉，在汉口江岸车站执行了枪决。
赵继贤制造“二七惨案”，手上沾满人民的鲜血。他原以为隐姓埋名就能逃过处罚，没想到机关算尽，最后还是难逃一劫。只能说这是正义的力量，也是他应有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