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9年中国实行长假制度以后，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少有人知道，以国庆假期为发端的长假模式，却是张国宝在年夜饭桌上向朱镕基总理提出的。
一九九九：年夜饭桌上的长假提议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在法律层面，这是关于新中国人民群众节假日规范的首次面世。
1998年，国内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受灾无数，重灾区集中在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省，其中，尤以湖北省的情况最为严重。
1999年的春节，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来到了湖北洪涝灾区慰问受灾群众，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张国宝一路同行。
他们从车上走下来，皮鞋早已沾满污泥，裤腿上也满是泥点子，但朱镕基和张国宝一行人坚持步行，在车上，不过走马观花，只有一步步深入灾民聚集区，才能切实地看到老百姓们彷徨和苦闷。
朱镕基总理一个个会见了受灾群众代表、抗洪救灾烈士家属、劳动模范。
沉重的活动结束后，已是除夕夜，朱镕基总理及其夫人劳安召集了总理秘书李伟、国务院副秘书长马凯等随行人员吃年夜饭，张国宝亦在席上。
湖北省党政领导并未参与，张国宝后来回忆起来：“这其实是一场家庭便饭。”
席间氛围轻松，随行人员调侃说笑，问什么时候涨工资。
国内刚刚遭遇了特大洪涝灾害，加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涨工资”一说本来在财政上有所准备，但也恐难实行。
就此时机，张国宝故作轻松地说出了自己思考已久的大问题，“总理，这形势恐怕涨工资不太现实，”见饭桌另一头的人点点头，他似是受到鼓励一般，接着说道：
“虽然不能涨工资，但是可以看看，能不能增加节假日，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这也是提高福利的一种方式啊。”
这话一出，倒令席间人们来了兴致，“也是，多一点休息时间，陪陪老婆孩子……”
自从1952年以来，职工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8小时，这是普遍的模式。
新更改的《劳动法》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即“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的工时制度。”
也是自1995年之后，中国才有了“双休日”。
彼时，中国经济有两大热词，一是保8，二是内需。
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巨大，人民币贬值，经济形势很是困难。
此时应当想尽一切办法将国内内部需求激活起来，只是如何激活内需，这显然是一个尚在商议的日程。
张国宝见朱总理和马副秘书长很有兴致地看着自己，接着说道：
“现在的经济比起几十年前，是大大的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相应的提高，已经不需要像建国初期一样动员大家加班加点来提高生产率了，与其这样不如增加大家的假期，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来休息和学习，同时……”
“同时什么？”朱镕基早已想到了张国宝的下文，但他很是欣赏他提出构想时自信满满的模样。
“同时，还可以起到调整经济结构的作用，增加消费、旅游和相关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比重，不因增加假日而影响劳动生产率和产品数量。”
一席话停下来，众人早已将餐前“勿商公事”的约定忘到了九霄云外去了，你一言，我一语，为张国宝的这个“长假计划”添砖加瓦。
他们早就注意到了在全国各地形成的“周末旅游热”，如果能抓住这一时机，很可能暂时挽救经济危局。
春节假期一结束，朱镕基总理就把这个增加节假日的提案交给了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王忠禹来处理，在思量不久后，王忠禹秘书长便把它交给了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具体经办。
尤权是有名的“行动派”，当即就联系了张国宝，要求把增加节假日这一建议进一步具体化，最好是以书面形式正式提交国务院，然后以国家计委的名义提起讨论。
张国宝见自己的提议如此受重视，也干劲十足地张罗了起来。
共商推进：助力三产，拉动内需
张国宝在第一时间向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汇报了增加节假日的提议，意料之中的，很快便收到了他的允许赞同。
随后，张国宝和国家计委政研室的同事们共同起草了汇报稿，上交国务院后，由尤权负责跟进。
收到汇报稿以后，尤权不懈地同秘书局进行沟通，提议具体到劳动节、国庆节两大节日，分配上，“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期增加2天，从1天增至3天，国庆假日从原来的2天增至3天，增加了1天，其余的节假日都不变。
这样一来，虽然全年的假期只增加了三天，但是可以将前后两个周末合并起来，“这样，全年就形成了“五一”、国庆、春节三个七天的长假日。”
时隔多年，张国宝想起自己当年的计划，还是觉得兴奋不已。
然而，这一方案提出以后，也并非没有担忧和批评，持保留意见的大多数人认为，一来，长假日交通、住宿和旅游景点的压力陡增，忙闲差过大，很可能会造成国内旅游资源过度消耗，其中，有个别人士提出了带薪休假。
二来，“五一”、国庆、春节三个长假过多，小部分人主张增加一个长假，增加清明、端午和中秋这种中华传统节日。
张国宝没有即刻否定这种方案，毕竟事出有因，他们确实是考虑到了长途出游的压力，“减少七天长假，增加三天小长假，适宜鼓励引导郊游和家居休息。”
但张国宝考虑的不仅仅是简单的休息时间。
朱镕基总理的打算更是明晰，为了将中国从亚洲金融危机的泥淖中拯救出来，提出了要重点发展三个经济增长点，第一个是住房业；第二个是信息产业；第三个便是旅游业。
当时便有许多旅游业的翘楚听到风声后立刻声援，支持“旅游立市”。
无论是“旅游立市”还是“旅游立国”、“旅游立省”，本质上都是对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发展定位，如海南的定位就是国际旅游岛，桂林便是国际旅游市，可事实上，在九十年代末，桂林市的旅游业增加值占比还不到10%。
再看同样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张家界市，旅游业占GDP的比重超过50%，但这主要原因在于GDP的分母太小，从九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来看，张家界的经济水平长期出于湖南省的后端。
在国务院的开会讨论中，有12个部委都表示赞同。
其中，公安部提到了反对者们所担忧的犯罪率问题，特别点明，据统计数据表明，节假日犯罪率反倒远低于平时工作日，公安部队增加节假日表示赞同，只是公安干警们为了保障节假日的社会治安可能会需要更多的加班值勤，对此，要处理好干警待遇改善问题和调休。
教育部也表示赞同，面对所谓的“增加节假日影响学生学习”之质询，正面回应道：“增加三天假期不会影响学生学业，相反，学生可以在假日和父母、同学、家人相聚，更有利于学生增长知识，开拓视野。”
民政部和民委同样表示支持，但特别提到了能否考虑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业放假，比如清明节、中秋节。
而这一提议在张国宝提出“三小长假”后也得到了回应，因此，张国宝建议增加节假日可谓是开大规模增加假日之先河。
交通部和铁道部亦表示支持，但特别提醒，在节假日旅游人数剧增，很可能会造成交通拥堵，应主义防范出现恶性交通事故等。
在这次特别会议中，还谈及了一些需要细细落实的具体问题，如为应对节假日群众的存取钱需要，银行不能全都关门，节假日里银行应当做好服务安排，外交部应当和其他部门协调好“中国放假，外国上工”的特殊情况，特殊时期更应当妥善交接国际事务和业务处理等等问题。
一些拍板之后，初兴的国内旅游业可谓是万众瞩目。
旅游业属于实体经济，而鼓励旅游业发展，等于是昭告老百姓，经济即将向着“脱虚向实”发展。
而在国务院召开的部门讨论会议中，只有经贸委没有投赞成票，饶是如此，在尘埃落定之前，经贸委仍是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如一些需要连续运转的工厂，如化工厂和钢铁厂等，如果要放长假，在此期间必须根据《劳动法》，保障加班工人们的双倍工资。
当然，不可避免，这将增加企业的成本。
这也是经贸委反对实行长假期制的重要原因之一，毋庸置疑，经贸委这一理由一提出，就遭到了各个部门的反驳，“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构成反对实行长假期的硬性理由。”
最终，在热烈的讨论中，尤权进行了总结，队经贸委提出的企业因节假日加班多支付加班费这一问题，应当作出一个预算，最终看看会增加多少成本。
亿人共度黄金周：第一个国庆小长假
各部委会议结束后，再度面临一个问题：谁有权决定公共节假日的安排和设定？
国办起初犯迷糊，没能弄清楚该由全国人大负责还是国务院办理，经过查询大量历史文件后得出，公共节假日的文件是1950年的政务院文件，因此，应当是交由国务院来决定公共节假日。
而民政提出的增加清明节和中秋节假期的建议暂时未被考虑，但这一出于“传统节日”的方案也提醒了国务院应当重视已有的节日，因而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未曾考虑过另设新的节日，都是在已有节日的基础上增加节假日。
而经贸委提出的针对工矿业因工作性质无法正常休假的节日加班费也出炉，经过测算，以钢铁行业为代表，仅增加不到2000万元加班费。
1999年8月底，距离国庆节只剩一个多月的时间，实际上关于增加节假日的方案经过拍板、细化，早已具备可行性，但是主张推后一年实施的人仍占大多数。
此时，朱镕基总理提出，希望在1999年，也就是建国五十周年之时实施新的节假日方案。
8月下旬或9月初，朱镕基总理召开了总理办公会，再次审议了增加节假日方案，最后各部委和国务院领导一致同意。
在9月下旬，中央常委会在一次会议上听取了国务院关于增加节假日的汇报，最终，中央常委一致同意。
1999年的国庆黄金周很快到来，那一日，朱镕基总理的车从长安街经过，看到了参观故宫的游客队伍，长长的大队早已派出了天安门，看到这一场面，他一方面为旅游消费的巨大潜力而欣喜，另一方面也隐隐担心潜在的安全问题。
也正是因为“黄金周”创造的巨大经济效益，国务院的假日部际协调会议办公室也已放到了国家旅游局。
这一时期，人们对旅游业的认知发生了一个过山车似的变化。
原本只以为旅游业是三大产业中的“花边”，却未曾料到它在振兴经济发展上具有如此强大的动力。旅游业属于服务业，但比起绝大多数的服务业，其具有更强的包容性。
服务业的最高一级便是金融业，而金融业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并非处处都能扎根，除了北京、上海这些地方，没有几个地方可以做；其他的如同软件服务、科技服务等，往往也只能交给少数科技实力强劲的大城市来做。
但旅游业不一样，每个地方都有点资源，只要把旅游业做起来，就能带动餐饮、娱乐等服务业发展。
事实表明，尽管相关部门和但尚未在应对1995年的“周末旅游热”时已经做了相当充足的准备，但是骤然迎接1999年10月的“旅游井喷”显然准备不足。
诚然，这也为后续不断完善重大节假日各项保障提供了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武一男 黄歆.张国宝：1999年长假制度决策始末[N].中国经济导报.2013.
作者：延津
编辑：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