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邓小平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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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上海的7个春节

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很重视上海,但没有将它加入最早的经济特区试验田,他有些后悔和自责:“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

后来他解释,选择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担任第一批改革开放的“急先锋”,主要是从地理位置上做出的考虑:深圳毗邻当时的亚洲金融中心香港、珠海靠近澳门,选择汕头是考虑到东南亚国家华人中以潮汕人居多,选择厦门也是考虑到闽商在海外经商的地位。

但选择这些改革开放试验田时,他唯独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素质好,也十分聪明。“如果一开始就进行改革开放,也不会是十分落后的面貌。”

彼时的上海,再也不复往日松江府“衣被天下”及上海滩十里洋场的荣光,也远不是如今国际金融中心的繁华。

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上海,城市面貌落后而潦倒。放眼望去,浦东一片连着一片,芦苇荡一望无际。“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在老上海人之中口口相传。如今有着中国“硅谷”美誉的张江高科,遍布着菜园和农田。

从1988年开始,邓小平连续7年在上海过春节。

当时上海因甲肝病的流行人人自危,熟人即使相见也只是作揖致意,并不近距离接触,邓小平与上海春晚表演者们的握手引起了全场的掌声雷动。有敏锐者嗅到了之后的风向:改革开放已初见成效,下一步邓小平会将目光投向浦东。

果不其然,随后邓小平一连在上海度过了6个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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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大年初一清晨,朱镕基等上海领导出现在邓小平的住处,给他拜年。邓小平要求聆听上海市委市政府对浦东开发的成果汇报。

朱镕基犹豫了:“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不敢报。”

邓小平鼓励他应该赶紧向中央汇报:“不用怕,报嘛。”

1991年春节,邓小平依然在上海度过。大年初四上午,小平同志与一众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一同登上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

从透亮宽敞的落地玻璃窗里,他们将目光投向上海中心城区,邓小平嘱咐陪同的上海市领导:“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1992年春节,小平同志说:"这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这个机遇你们不能放过。"这一年,邓小平在上海的住所里,灯火彻夜通明。他在连夜整理文件和材料,而这些材料,形成了后来著名的“南巡谈话”。

1993年春节,小平同志又说:"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

1994年大年初一,邓小平再次登上新锦江大酒店41层,俯瞰上海的繁华夜景。远处的东方明珠若隐若现,高架桥上车水马龙,高楼遍地林立,万家灯火明灭。

数年建设初见成果,邓小平喜不自胜,当即吟颂:“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 他感慨,上海大变样了。

回京前,邓小平特意把黄菊和吴邦国叫上火车。他拉着黄菊的手,殷殷嘱咐:"你们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啊!"

很少人知道,邓小平这时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很好,公开的露面也少了许多,这是他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春节。此次离沪,他再未归来。

伟人眼光: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部署

80年代末,由于冷战遗留下来的世界格局,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充斥着怀疑和敌对。海外投资者犹豫再三,迟迟不敢注资。

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些激烈的改革计划被搁置。但邓小平极富远见卓识和魄力,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且还要一步步深化改革。他说:“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

邓小平认识到,中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寻找足以带动全国经济的新的发展极。“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

但,为什么是浦东?

从地理位置上看,上海地处长江出海口,是我国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发展上海不仅可以带动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更可以使上游地区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最远还可以辐射到我国的西部地区,使改革开放的成果在我国的中西部腹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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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地位上看,上海一直是我国的经济中心,若是建立开放特区,其经济地位或可直接超越香港,成为亚洲第一大港口,甚至成为亚洲金融中心。

从人才、技术、管理等条件上看,上海拥有这方面的储备,完全可以利用并发展起来。

而浦西彼时虽然繁华,却早已不堪人口重负,人口密度为全国最高,建筑密度也高达56%,几十万户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甚至不足4平方米。

浦东却仍是广袤阡陌,亟待开发。东西之间,仅靠渡船来往,浦西的繁荣难以向浦东辐射,造成了东西区之间发展的极不平衡。

因而,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中国要发展,上海是一张极为有力的王牌。而发展上海,需要把重心放在浦东。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倡导和推动下,浦东开发开放从地方的构想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并在1990年4月18日正式起步,上海由此提出了浦东开发的十六字方针:"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走向世界"。

1992年10月12日至19日在京召开的党十四大进一步明确了浦东的发展战略部署:以浦东为龙头,将上海打造成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中心之一,带动长江沿岸城市的发展,带动整个长三角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飞跃。

中央为此显示了莫大的决心,在浦东开发甫一启动时,就给予了五大政策,还将开发区的十大政策和特区九大政策都给了上海。而这五大政策,正是各国在WTO约定必须开放的条款。

可以说,在布局浦东开发开放时,党中央和国务院就已经具备了国际化视野和世界级的气魄格局,反而将上海作为国际化的先行试验田,反过来将其成功经验于90年代中后期逐步推行至沿海各地,也打响了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前哨战,极具前瞻性。

而给予浦东新区的十条特区政策可以说是极为重磅。其力度之大,含金量之足,在当时的政策文件中是极为罕见的,即便是给予特区的优惠政策中,也极少有力度如此之大的政策。倘若这些政策能够运用得当,即能够极大地发挥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功能,成为撬动国内外资本的利器。

那么浦东的开放开发,是如何发挥这些“利器”的作用的?

奇招迭出,勇破困境

邓小平在最后离开上海时的谆谆叮嘱,形成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主题。

尽管党中央和国务院给予了莫大的政策倾斜,但发展仍面临着重重问题。其中最重要也是最首要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尽管当时上海市每年为中央贡献了全国1/6的财政税收,但以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是支撑不起新区规划这一庞大的财政开支的。

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对每个功能区的发展最多只能给3000万人民币的支持,但这三个区的启动资金至少就需要100亿人民币,长远来看,至少需投入100亿美元的资金,这3000万人民币与之相比,只是杯水车薪。

而后时任上海常务副市长的黄菊定下了陆家嘴、金桥和外高桥三个功能区的开发任务后,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还是浦东开发办副主任的黄奇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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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帆效率奇高,仅用了一个星期就把三个功能区的规划方案做好,形成了以土地资本与现金资本相结合,推动土地滚动良性开发,把土地资本转换为资金资本的方案,同时定下了三大区的“掌门人”:阮延华、王安德、朱晓明。

1990年9月11日,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公司、外高桥保税区开发公司在上海的塘桥由由饭店成立,形成了浦东开发开放的骨架。

方案利用了十大特区政策中的土地批租政策,利用土地资本,形成了三个区各15亿元的注册资本,后又利用大力度的政策优惠,吸引了30亿的合资企业资本,再通过存一贷三筹借60-70亿的资金。就这样,启动资金的问题就解决了,并形成了资金的良性循环,摒除了借债的不良影响。

现在政策有了,钱也有了,但计划经济下形成的经济思维框架和惯性却没那么容易打破,也势必会动了一部分人的蛋糕,从而产生阻力。

以前外商贸易公司要进入中国市场,只能通过代理才能与国内的贸易公司进行联系,这类居间的代理商就成为一个“肥差”,没有一定的关系背景是很难进去的。

但外高桥保税区靠着过人的魄力和敢为人先的勇气,决心打破这样的模式,着手成立了“生产资料交易市场”,使得外商可以与国内贸易公司直接联系,极大调动了国内贸易公司的积极性,提高了国内外货物的交易额,活跃了整个贸易市场。

这样的例子在开发中比比皆是。外高桥以港区为重,而桥吊对港口的意义非凡,相当于筷子之于米饭,是货物装卸的有力工具。

但当时900米的港口海岸线,仅仅只有一部桥吊,根本无法应对日益增多的货物进出量。

外高桥被逼急了,找到振华港机厂负责人,希望以他们的名义向银行借钱,向国际上订购最好的桥吊,在正常使用后,连本带利由港区付账。一个敢承诺,一个也是敢信,双方一拍板就把事情做成了。

外高桥做成这件事的时候,并没有向开发办汇报,而是先斩后奏,事后才向局里补了请示,做了检讨。但在增加到第二部桥吊时,外资银行也已按约定打了款,有关方面却来了文件,认为这件事违反了外资管理法。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针对这件事写了份简报向市里反应,没想到当时的市长十分赞成外高桥的做法,阻力也自然就消除了。

1995年3月,30多位政府决策专家和学者齐聚于浦东川沙一家宾馆里。他们经过三天三夜的头脑风暴后,达成了一致意见:不复制深圳的产业经验,要走出上海自己的道路,发展以金融业为首的现代服务业。

这就是奠定了浦东未来的“川沙会议”。我国金融业改革的春风便以这里为起点,吹遍了神州大地。

6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把上海分行搬到了陆家嘴。随后上海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券商在陆家嘴落户。日本富士银行、渣打银行等也纷纷在陆家嘴落地生根,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区已初现雏形。

如今,在陆家嘴不过31.78平方千米的土地上,云集了12家国家级要素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6000多家中外金融机构,核心区域甲级以上楼宇单位经济密度为1.25亿元/万平米,是名副其实的寸土寸金。

结语

放眼国内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能不能抓住机遇,牢牢把握机遇,寻求快速发展,是一个国家、城市能否获取优势的关键之举。

上海在历史基础、地理、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极具优势,本也可以乘着改革之风,发展得更快一些。但越是重要,便越是不敢轻举妄动。即便敏锐如邓小平,勇敢如邓小平,亦是如此。

但幸好机遇未失,也幸得上下一心,才真正实现了浦东新区不可复制的神话。总设计师如今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他深邃的战略眼光和勇气仍然时刻在引领着中国,引领着我们,走向更辉煌的明天。

参考资料

CCTV纪录片:《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赵启正:《浦东逻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李佳能口述:《浦东开发的准备、研究和早期开发》,载《口述上海——改革创新(1978—1992>》,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