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策大战严白虎》一节是研究《三国志演义》版本的重要依据。除了前文探讨的嘉靖壬午本与周曰校刊本的差距外，还有一个关于《三国志演义》残叶的问题。
这个残叶最初是衬在嘉靖八年周显宗刊本《陶渊明集》的前后两页的，刘世德先生通过残叶和现有各刊本的比较，认为其与嘉靖壬午本及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系统，同时认为残叶的出现足以证明《三国志演义》是存在一个早于明中叶（嘉靖年前）的刻本的。
此外，萧相恺先生也发现了一种藏于南京图书馆的《三国志演义》的版本，题为《新刻按鉴演义京本三国英雄志传》的书，认为“这个本子乃是根据了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本子”。
了解文学史的朋友都知道，所谓“按鉴演义”乃是嘉靖、万历年间熊大木所创造的商业模式，故此版本势必在嘉靖壬午本以后，但萧先生所谓“根据了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本子”意思是此版本是一种万历年后的改编本，而其改编的对象则在嘉靖年之前，其中的论述是很准确的。
但我们这个作品的目的在于探讨三国故事的文学演进，故对此版本学上的争议仅略带说明，以期同好参考。我们分析的版本则仍沿用嘉靖壬午本者，乃是取文学史研究上的成说而已。
从文学上看，孙策战太史慈、严白虎种种自然可以视为孙策的正传，然而读者于这个部分的印象往往不甚深刻，这自然是有其原因的。
如果以历史小说的标准要求，则此二节时序混乱而事实颠倒，如前文已经言及的笮融故事，毕竟就历史本身来说，笮融依违于群雄之间，乃是不亚于后来南朝的侯景之变的，是非常好的叙述材料，却被作者有意识地忽略了。
就情节本身来讲，此二节上接吕布袭徐州，下引辕门射戟，在冲突最激烈处宕开一笔，当然给读者以鸡肋之嫌。
如果将《孙策大战太史慈》中的“自此两家和好”之后到《孙策大战严白虎》的“术又曰：‘吾恨刘备无故以兵伐我，我欲报之。’”中间全部删去，直接改成“忽一日，袁术谓其长史杨弘曰”云云——原作中写为“杨大将”，实际上是对《三国志》中《孙破虏讨逆传》“后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将其众欲就策”一句的错误句读，这个问题刘世德、沈伯俊等先生早有发现——便可使行文简便，亦令读者自觉舒畅，这也是历史小说的标准作法——不是将全部的历史事件容纳在一部小说中，而是择其要者使读者能够感知到某一时代的背景和较为重要的英雄。
然则就作者的本心来说，本书既名之以“三国”，势必要综合叙述三家的来龙去脉，但他又将刘备一党作为绝对的主角，曹操作为与主角忠奸对立的邪恶代表，于是依违其间的江东孙氏只能被当成过渡性人物，乃至是一种立场、个性皆不鲜明的补丁。而孙策这一场平定江东之战，更是变成了乏善可陈的赘笔。
如果我们不主动阅读《三国志》、《通鉴纪事本末》等基础史书，便很容易会被《三国志演义》的作者误导，将目光集中到东汉末年的少数野心家身上。
事实却是在董卓之乱后，各州、各郡的长官由于都有听命于自己的土地和军队，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各自为政的状况，无论其是否听命于中央，都会被有志图王的野心家们视为争霸的对象，扬州全权州长（刺史）刘繇和其麾下的会稽郡郡长（太守）王朗便是如此。
一旦其身死或投降，其自身或余党便几乎没有再翻身的余地，只能听命于其他野心家，所以孙坚死后，孙策的复国名曰恢复，其难度实在不亚于再创。
反之，向吕布、刘备这样没有固定土地的流窜军阀，虽然在这一争霸活动中处于弱势地位，但却由于有自己的固定部曲，即便妻离子散、部将分离，也能最终兵合一处，只待有一处固定的根据地，便可以纵横捭阖，与人争雄。
如果我们以这个视角来看孙策的平定江东之战，就会体察到他的不易。对于孙策来讲，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取回孙坚的原有兵马。
《江表传》中说历史上的孙策前往寿春见袁术时哭泣着对他说：“亡父昔从长沙入讨董卓，与明使君会于南阳，同盟结好。不幸遇难，勋业不终。策感惟先人旧恩，欲自凭结，原明使君垂察其诚。”
哭是做给袁术看的，证明自己走投无路，但这番话却说得不卑不亢，即说明孙坚与袁术本是同盟而非上下级关系，故在孙坚出力帮助袁术进攻刘表不果之后，袁术吞并了他的军队本身是不具有合法性的。
袁术当然不肯接受孙策的请求，只说他应该投奔自己的舅父丹阳郡郡长（太守）吴景。孙策无奈，来到丹阳之后，只招纳了几百人，便迎战民变领袖祖郎的攻击，险些死于此难之中。
其实，前已言明，丹阳军乃是当时最为精锐的部队，吴景又是当地的最高长官，加之以孙策的战力，无论如何不至于有此结果。但孙策的这一场表现暂时麻痹了袁术：一方面他证明自己并没有作战的能力，另一方面则又暗示了自己与舅父吴景的不和，这才终于让袁术抽调了孙坚原有军队中的千余人跟随孙策——这是两位政治家彼此博弈的结果。
《三国志演义》中写孙策借兵，就显得阴柔许多，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哭了两次。第一次哭得十分蹊跷：“是夜月明，策思父如此英雄，独霸江东，今日到我，十不及一，忽放声而哭。”
这里的哭和刘备立于招兵榜下的长叹有异曲同工之妙，刘备之叹是中年人的凄凉与无奈，孙策之哭是少年人的热忱与无措，但这样一来却让这一人物形象变得冲动而少智，完全失去了一个政治家应有的果断和冷静。
毛宗岗父子则将孙策的月下之哭与孙坚在董卓火烧洛阳后的对月之哭联系在了一起：“昔孙坚在洛阳时，曾于月下挥泪。今孙策在袁术处，亦于月下放声。一为国事伤情，一为家声发愤。”
这算是看出了作者的目的的，但问题是这样的照应却使得孙坚和孙策身上的文人气多、英雄气少，无论是讲解三国故事的说话家还是故事的听众，都希望听到豪杰的慷慨之气而不是文人式的顾盼自怜，所以这一段哭戏并没有得到后世演绎者的采纳。第二次哭则是向袁术借兵时，这当然是化用了史书的记载的。
但问题在于作者将史书上出自孙策机杼的借兵之计改为孙策向朱治和吕范的问计，连这样简单的思路也没有，全然不具有英雄应有的智慧。一旦吕范提及 “只恐袁术不肯借兵”时，孙策居然毫无防范之心，面对本属于袁术谋士的吕范，孙策径自说出玉玺在自己手中，更见他的轻佻，哪怕作者略作回护，令孙策说：“吾自有计”，也好过这样直白的告知。
于是，在面见袁术之前，孙策已经成了冲动、无措、少智、矫情、轻佻的年轻人，这时的哭大约只有委屈和无奈，而无毛宗岗父子所谓“哭得英雄”。
至于他游说袁术那番话：“父仇不能报，母舅吴景被扬州刺史刘繇追之甚急。策老母家小皆在曲河，必被繇所害。策问伯父处暂借雄兵数千，渡江去探老母，助拔舅氏。”则完全是扯谎，以袁术当时的势力，只需与刘繇谈判，自然可解吴景之围，根本不构成借兵的借口。而其在袁术未能应许之际，竟然说出“恐伯父不信，有亡父遗下玉玺，权为质当”，更是冒险之举。
盖在袁术看来，孙坚誓死捍卫的玉玺被其子转瞬交出，其所求必然大于玉玺，自然更不能借兵。何况，在其惟一的外援吴景已经身陷刘繇围攻的前提下，孙策承认玉玺在自己手中，简直是自取其死。书中所谓“术闻有玉玺，取而视之，大喜”云云，实在是把袁术看得太浅薄了。
孙策以救母难为名借兵，于是发兵攻打刘繇，在此过程中路遇旧友周瑜。周瑜实在是三国故事里的一个重要角色，除了苏轼著名的“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外，亦有不少诗歌、戏曲皆以演绎周瑜的故事为主体。
今日所知的元杂剧中便有《两军师隔江斗智》、《周公瑾得志娶小乔》、《周瑜谒鲁肃》、《东吴小乔哭周瑜》、《周小郎月夜戏小乔》等。
从今传的《周公瑾得志娶小乔》一出戏来看，其中不乏对鲁肃豪迈慷慨、周瑜儒雅英姿的刻画，尤其与小乔成婚一节，剧中孙权令鲁肃、吕蒙、韩当、程普押解金银彩缎与周瑜贺喜，既写出他的地位，又写出他的年少得志，少年英雄形象力透纸背。
然则《三国志演义》中仅写“瑜与孙策同年，结为昆仲。瑜小策两月，以兄事之。策住瑜道南大宅，策与瑜升堂拜母，有通家之好。”令读者找不到丝毫的记忆点。其写蒋钦、周泰时亦然，书中本写黄盖与张英交战时，寨中突然起火，而后转入一句：“寨后放火的是谁？两员将领三百余人来见孙策。”
两个将领未见其面，先知其事，算得上先声夺人。如果将这个情节写入孙策战太史慈之时，并将两员将领的样貌及作战时的风貌补出一通，则必然虎虎生气，使人印象深刻。但作者坚持将江东人物都当成书中的补缀，有意淡化，故对这些人物的刻画便被有意放弃了。
其后写孙策与太史慈的交战倒算是有一些可圈点之处，此事在《三国志》中仅61字——
时独与一骑卒遇策。策从骑十三，皆韩当、宋谦、黄盖辈也。慈便前斗，正与策对。策刺慈马，而揽得慈项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会两家兵骑并各来赴，于是解散。
《三国志演义》则用了大段袍带文的描写，先写孙策问当地人：“近山有汉光武庙否？”汉光武帝即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作为东汉的肇始人，其复国之举被视为“名为中兴，实同创革”，孙策之复旧土正与其心有戚戚，故其说：“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
毛宗岗父子揶揄说：“孙策后来不信神仙，此日独信梦兆，何也？”自然是没有看见孙策的这份英雄相惜的可贵之处。张昭基于刘繇营寨在附近明确表示反对，孙策说：“神人祐我，吾何惧之！”
于是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上岭、到庙、烧香，这是深入龙潭虎穴的孤勇。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后，刘繇亦担心：“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雀跃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
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刘繇之保守与张昭相对，太史慈之胆识与孙策相对，阵营不同却一样慷慨，为后文二人惺惺相惜埋下伏笔。
等到二人交战三十回合后，太史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三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便诈败而走。毛宗岗父子评价说：“不愁捉一得孙策，只愁捉了被人夺去，可谓目中无孙策矣。”
真是把英雄当英雄写。以下的许多事实便与《三国志》中太史慈本传类似，没有什么可以分析之处了。
之后的故事则是孙策大战严白虎。严白虎这个人本名严虎，是东汉末期的民变领袖。因为占据了吴郡的白虎山一带，因此有“白虎”之称。
从历史上看，严白虎的势力有限，仅有万余民兵，故此他勾连吴郡郡长陈瑀及其侄广陵郡长陈登等人，陈氏叔侄豢养严白虎的目的不过与陶谦豢养阙宣是同一道理，所以严白虎一死，陈登即刻收编了他的残部——《后汉书》及《三国志》并没有记载严白虎死于何时，只是通过陈登收编残部的记载，知道他为孙策所杀，足见此人在历史文献中不甚重要。
事实上，严白虎其人非但没受到史家的重视，孙策在平定江东的过程中亦没有将之视为主要的对手。
其人之所以能够成为被关注的势力，大约只是吴郡前任郡长许贡被朱治奇袭后投奔他所致，当时吴景等人劝孙策优先消灭严白虎，孙策的反应是：“虎等群盗，非有大志，此成禽耳。”于是兵临会稽郡，攻打会稽郡的郡长王朗。
王朗拜杨修的祖父杨赐为师，是经学大家，他的儿子王肃更是在经学史上以其“王学”取代郑玄“郑学”的重要人物，其伪托孔安国之名写作《尚书传》、《论语注》、《孝经注》、《孔子家语》、《孔丛子》五书成了经学史上影响颇为深远的著作，他的外孙则是后来一统三分的晋朝开国皇帝司马炎。
地位这样重要的一对父子，在历史上的行为轨迹自然是非常清晰的。《三国志》王朗本传记载，其人早年做会稽郡郡长，晚年则做到魏国的宰相（司徒）。前已言之，周曰校刊本中多出了一段王朗与太史慈酣战的情节，并被毛宗岗父子的改编本沿用，此处的王朗与后文中被诸葛亮骂死的王司徒其实是同一个人。
这倒颇令人意外，有人读史不细，甚至以为本节中的王朗乃是《魏书·于禁传》中的同名人物。
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自然是《三国志演义》处理故事类型化的结果，如虞翻劝谏王朗捉严白虎以献孙策，王朗不听，是典型的排斥贤臣意见的昏君形象；面对孙策的挑战，拍马舞刀与太史慈大战数合，是典型的袍带文中的名将形象；后文中与诸葛亮对阵的王司徒，则落入到了昏懦无能且囿于道德困境的文官形象。
于是，同一历史原型在不同的故事中被不同的方法诠释，组合起来自然有一种割裂感，这也意味着传统说话的叙事圈套很难适应于叙述历史的小说。
事实上要想塑造好王朗这一人物形象并不难，《世说新语》中曾经写过他和华歆一起乘船逃难的时候，有人想要跟他们共同乘船而去，华歆不许，王朗认为船还算空，多一个人是无所谓的。等到变民到来，王朗与华歆商量准备抛弃同船者，华歆不许，并说：“本所以疑，正为此耳。”世人以此判断二人的优劣。
这个故事是可以写进《三国志演义》中的，至于华歆，其人品亦为堪忧，《世说新语》中写他和管宁一同种菜发现寸金，管宁照例耕种，华歆捡起来看后扔掉，两人一路读书，外面有官员豪车经过，管宁照例读书而华歆废书出看，致令管宁割席，这一故事相信读者已经颇为熟稔了。
按照这一逻辑，则王朗不如华歆，华歆不如管宁，这也与他们的历史角色是相一致的：管宁拒绝曹丕、曹叡、曹芳父子三代的征召，为汉代尽节；华歆帮助曹操杀害伏皇后一家，成为了代汉而立的勋旧，品节等而下之；王朗的重外孙司马炎代魏自立，且灭掉曹氏满门，自然无懿行可称了。
作者虽然没有明确对三人进行臧否，但用这两个故事就令韵味全出。以这种设计来作历史小说，才能令到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真实可感。反之，如果像此二节一样机械地塑造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不但使原应突出的英雄人物形象失范，就连基本的逻辑连贯性也是做不到的了。
这种教训其实颇可以为后来的讲史小说吸收，然则受到商业利益的驱动，越是后来的小说越无法经历时间的打磨，小说的作者或整理者们索性自暴自弃，或如英雄家将小说仅将史实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将主要精力用来塑造书中的英雄人物，如《说唐全传》、《飞龙全传》等，或如讲史小说，完全依照史实而罔顾作品的文学性与趣味性，如《大宋中兴演义》、《东周列国志》等。
《三国志演义》作为历史演义的发轫之作，反而因此成为了讲史类小说的巅峰，并以此位列四大名著之首，这是作者在作此书时无论如何未能设想的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