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以史为鉴。

关于红军长征,之前的认知是:最早向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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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6月-10月在西北实地采访,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

他在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前夕,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的撰写,并于当年10月在伦敦公开发表,在全世界都引起极大的轰动。但是中文版本在国内出版后遭到封禁,于是改名为《西行漫记》在国内发表。

但是《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其实并不是最早向全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

早在1936年3月,也就是埃德加斯诺还没有去陕甘宁边区采访时,就有一本名叫《随军西行见闻录》的著作发表在我党在法国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上。

图注:

《随军西行见闻录》的作者署名为“廉臣”,根据文中所说,“廉臣”的身份是一名军医,之前效力于国党第59师,现在“系被俘之身”。

“廉臣”自述被红军俘虏后,一度非常担心红军就像宣传中一样杀人不眨眼,尤其是担心国党宣传中的红军领袖朱毛“凶暴异常”,没想到他亲眼看到的红军领袖却颠覆了他的想象。

“廉臣”因为自身是军医的缘故,不但没有受到虐待,反而备受重用,还一度为红军高级将领诊病。

“廉臣”在书中写道:“毛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辞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

“朱德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竭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我到,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赤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象,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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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红军的高级将领都非常平易近人外,普通的红军战士也完全不同于国党宣传的“匪徒”。

“廉臣”亲眼所见的红军将士始终以“抗日救国”“解放工农”为己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据“廉臣”统计,党员及团员在红军中的比重大约占到百分之四五十左右,行军途中但凡发生粮食短缺、宿营地缺乏等困难时,共产党员必让非党员的红军士兵先吃先宿;作战时,党团员则冲锋在前。

正是因为红军有这样“极好的组织”,所以才可以凭借区区“六只破烂之船”就渡过金沙江,跳出围剿的重重包围圈。

像这样的战例,“国人未目睹此情形或不信之”,但是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图注:文艺作品中的强渡金沙江

“廉臣”极为详细地描写了红军强渡金沙江的细节,比如红军为了渡河征集了当地的船夫帮忙,但是这种帮忙不是国军抓壮丁这样的操作,而是“日夜工资现洋五元。且日夜进食六次,每次杀猪”。

船夫吃的这么好,是不是红军战士吃的更好呢?

廉臣却在文中说明:指挥红军渡河的人则每餐之菜蔬只吃青豆。

红军渡过江后,因为船是当地土司所有,且为了预防追兵就毁掉了渡船,但是“但念船夫之生活暂时将绝,故每人除工资外,各给现洋三十元,因此船夫中有大部对红军有好感而随红军入川者”。

如果说红军对帮了自己的船夫如此照顾还情有可原,那么红军对所有的穷苦百姓同样照顾就实在让“廉臣”惊讶。

在湘南等红军经常活动的地区,一些红军在路过老家回家探亲的短短时间里,就能带回好几个老乡参加红军,这些老乡都说:“只有红军来了,我们穷人才有一口饭吃。”

老百姓听见红军来了之后,沿途全都是烧水送水,招待红军的老乡:“故见红军此次复来,沿途烧水送水,招待红军。我在行军时见每过一村一镇,男女老幼立于路旁,观者如堵”。

廉臣粗略统计,在红军退出江西前的4个月时间里,就招募了“将近十万”的新兵。

在汉族居住的地方是如此,红军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同样如此。

“廉臣”记录了红军在路过彝族部落时,刘帅和彝族首领歃血为盟,结为兄弟。而且红军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以“皮衣、旧枪、盐布”赠给当地民众,少数民族部落则牵牛送羊欢迎红军,有的部落民众甚至自愿编为“红军游击支队”,为红军带路。

赤军领袖即与当前的一部落名‘沽鸡’者以鸡血充酒,与彝民领袖共饮,表示歃血为盟共打刘家(刘家即对彝人打压的刘文辉部)。经过歃血为盟后,‘沽鸡’一部落彝民非但不打赤军,而反被赤军收编作‘红军游击支队’,而与赤军引路及招抚‘阿越’、‘罗洪’等十余部落。伺候赤军全部过此彝民山时,彝民则牵牛送羊欢迎赤军于道旁。赤军则以皮衣、旧枪、盐、布送彝民。故当时我等日夜恐惧之彝民山地,如此竟安然地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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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臣”还栩栩如生地描绘了红军中的女战士们,廉臣写道:“(女战士们)均腰悬短枪,脚穿草鞋随军出走。此辈娘子军,均系身体强壮,健步如飞者,常在卫生部招呼伤病兵。有时竟能充夫子抬伤病兵”。

“廉臣”这本《随军西行见闻录》,以细腻真实的文笔记载了完全不同于宣传中的红军指战员形象,在文章的最后,廉臣说自己经过了和红军同行的三年时间:

“我总觉得无论如何,红军总是中国人,总是自己的同胞,放任外敌侵凌,而专打自己同胞,无疑是自杀政策。……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

这本书在法国发表后,又在莫斯科出版,1937年民生出版社以《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八路军光荣的过去》为名出版。

图注:1949年6月,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的《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封面、封底。

在1938、1939年,其它出版社又以《从东南到西北:红军长征时代的真实史料》(明月出版社,1938年)、《随军西征记》(生活书店,1938年)、《长征两面写》(大文出版社,1939年)、《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49年)等书名出版。

因为书中记载的事例非常详实,根本不像虚构的,因此本书的内容还被编入各种长征回忆录。

直到1985年,时值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之际,《红旗》杂志才首次解密“廉臣”即陈云的笔名,并以作者陈云的名字公开发表了《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全文。

陈云在跟着中央红军长征走到遵义,此时中央红军和共产国际失联,遵义会议后陈云受命前往上海寻找和共产国际的联系途径。

1935年7月,陈云在抵达上海后一边寻找联系途径,一边开始着手写作本书。后来中央派陈云去莫斯科直接跟共产国际汇报,陈云最终在莫斯科完成3万字的《随军西行见闻录》,然后交给了在巴黎创办的《全民月刊》编辑部发表。

文/以史为鉴

图/网络

参考资料/

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首次向世界讲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故事——中国档案报

陈云最早著述向国外介绍红军长征——《中华魂》202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