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3月30日上午，一辆接一辆的小车，停在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的大门口。到下午的时候，轿车已经多到快把整条方斜路堵塞。民警们在医院门口忙碌着，便衣警察来回巡视，扫视着每一个行人。反应再迟钝的人，都发觉了——这里发生了不同寻常的非常事件。
据保存下的现场记录看，当时有一个手术室的“白大褂”，仅本院的就达到33人。上海各医院的名医、教授、专家，几乎全来了。不仅如此，上海第一医学院的领导、市卫生局领导、市革委会的领导，一个个擦着冷汗赶到。虽然早在上午已进行开胸心脏按摩，无任何起色，抢救无效。
可是，在场那么多医学泰斗、政府高官，谁也不敢第一个开口说：“停止抢救！”一直拖到下午3点20分，市领导发话：“结束抢救！”这场早已确定“结果”的抢救行动，才彻底结束。这次突然出现的非常事件，惊动了上海市委。而上海市委与北京钓鱼台的长途电话也接通了。
徐景贤是当时上海的市委书记兼中央委员。徐景贤压低声音，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说道：“春桥同志，我要向你报告一个不幸的消息......”徐景贤的话还没说完，张春桥的阴沉声音便在电话里出现：“我已经知道了。”
显然，耳目众多、上海又是他大本营的张春桥，早已收到此次非常事件的报告。尽管如此，徐景贤还是详细报告了此次抢救的情况：“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说完，徐景贤拿起铅笔，毕恭毕敬地问道：“春桥同志，后事怎样处理，请您指示！”徐景贤把姿态放得极低。
张春桥应徐景贤所问，做出三点指示。见“春桥同志”无责怪之意，徐景贤不由松了口气，迅速安排起张春桥的指示，向下传达并督促执行。消息传到医院，劳累了一天的医护人员，顿时感到劫后余生，开始吹捧起张春桥：“春桥同志作为家属，这样高姿态，真难得！”
然而，这群“简单”的人，哪知道张春桥的阴暗心理。张春桥给徐景贤作的“三点指示”，不过是欺瞒他人，不想落把柄在别人手上的做法。张春桥的真正指示，是张春桥写给儿子的信——即家书，来人咬牙切齿地将信中内容念给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听。一场腥风血雨，即将在上海掀起；一场弥天大祸，在“无声无息”间降落在参与此次抢救工作的医护人员头上。
死者何人？正是张春桥的胞妹张佩瑛。张佩瑛有三兄三弟，张春桥是长兄，张佩瑛是七个兄弟姐妹中唯一的女性。张佩瑛突然死于手术台，尸体在冷库中存放多日，直至变形，才被拉去火化。因哥哥是张春桥，及张春桥在她死后掀起“通天大案”的缘故，所以张佩瑛是当之无愧的“文革”风云人物。
不得不说，张佩瑛的猝死相当蹊跷；1974年3月30日，张佩瑛即将接受一场“普通手术”；她刚上手术台，例行麻醉，一个护士吃惊地说：“医生，病人的手指甲发紫！”紧接着，她浑身颤抖，皮肤渐渐变成青紫色，嘴唇变得乌黑。在场知道张春桥“威名”的领导们，霎那间，脸色发白。
到这时，张佩瑛基本死亡了，之后的抢救都是徒劳。直到今天，重新翻阅张佩瑛死后“调查记录”，发现张佩瑛之死，跟其主治医师方兆麟有莫大关系：方兆麟因操作失误，导致麻醉机漏气，张佩瑛吸入大量笑气；他们越抢救，就越输入更多笑气，张佩瑛死亡速度更快，死得更彻底！
这是一起“医疗事故”，跟政治无关。妹妹张佩瑛之死，跟方兆麟有直接关系，张春桥是否知道？反正有关调查组是查出来了的，但方兆麟竟然未遭到张春桥“要命的打击报复”，这是为什么？实在让人捉摸不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