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19日，日军攻入钦县贵台乡。1940年2月9日，由汉奸带路，1000多日军对贵台乡进行了“大扫荡”。由于贵台抗日游击队枪支差、弹药少，敌我力量悬殊，被迫撤出贵台王仙湾阵地。日军占领贵台后，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2月10日，这天正是大年初三，30多名日本兵包围了离那远村2公里的上那岭村，把群众赶出村前山坡上进行了屠杀。据统计，日军这次大屠杀共杀害村民118 人；那远村范绍昌全家14人就有 12人遇难；陈日和一家9人，除他留在本村得以幸免，逃到上那岭村的8位亲人均遭杀害；有位背小孩的妇女被日本兵对准胸口一刀直刺，母子双双丧命……
以下是几位幸存者和知情人深埋于脑海中的悲惨记忆:
陈业丰，1938年2月22 日出生，家住钦州市钦北区贵台镇那美村委会那远村，2008年8月12日接受采访时说:“我是上那岭日军大屠杀幸存者之一。听父亲说，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大年初三，全家躲鬼子，逃躲到上那岭村，鬼子把上那岭村包围，将全村人赶到村前斜坡上，一个个砍头。
那时我还是个婴儿，亚婆背着我，她被砍下头后，倒在血泊中。可能是枪声、喊杀声把我吓昏了，我和亚婆一起倒在死人堆里。后来父亲收尸见我还有气便把我抱回家。家里当时只剩下父亲、母亲、我和陈业和共4个人，5位亲人被杀害，分别是十五叔陈德珍、十五婶、亚婆、十二姐(少女)十三姐(少女)。全村房屋已被烧光，全村人基本被杀。”
陈业和，1927年10月5日出生，家住钦州市钦北区贵台镇那远村委会上那岭村，2008年8月12日下午3时接受采访时说:“日军到我村时进行了大屠杀，那时我才11岁，一家六口人被杀害的惨景，如今回想起来还惊魂未定，这段历史还似发生在昨天。
那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大年初三，村上的大多数人家也随着大流躲日本到上那岭村，我也随父母逃到上那岭。快到中午时分，有人喊'鬼子进村啦’。听到喊声大人们四处躲藏，我也躲进一个亲戚家。
鬼子进村后挨家搜查，把所有人都拉出去了。我听到枪声、搜查声、火烧房屋倒塌声，心里非常害怕，刚好亲戚家有一个大灶洞，可容纳一人，为了逃命，也不管黑，拼命往里钻，鬼子没有发现我才躲过一劫。待鬼子撤走后，我爬出来，见斜坡上满是尸体，鲜血一大片一大片，黑红黑红的。我家被杀害的有六位亲人。他们是父亲陈德荣、母亲莫氏、九哥、九嫂、弟弟陈十七(8岁)、弟弟陈十二(6岁)。”
范绍瑞2008年8月12日的证言:“我叫范绍瑞，今年87岁，钦北区贵台镇那远村人。我全家人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大年初二，为躲避日军，我与母亲、哥、嫂、妻子和一个3岁的侄子一起走到上那岭苏吉丰家。
大年初三，由于汉奸通风报信，上那岭村人多聚集的情况被日军知道，当时我和村里十几位青年正在聊天，听到枪炮声，有人喊'鬼子进村了’，村民听到喊声，惊慌地跑回各自家关上大门，有的往后山密林跑去，有的躲进牛栏。
我和妻子等9人躲到苏吉丰家楼上，鬼子进村后逐家逐户踢开大门，先用机枪扫射，放火烧屋，火很快烧到苏吉丰家，为了逃命，拆开屋顶爬出去，9个人中只有苏吉丰和我妻子得以逃脱，其余7人全被拉出去押到村边斜坡上捆绑在一起下跪着。先前被押出的许多男女都倒在血泊中，其惨状真是可怕，我心里想:我是非死不可了。
我们被拉出去的共9人，其中一个是我大哥，鬼子先一刀把我大哥脑袋砍下，头从岭坡滚到小路边。第九个是我，我之所以能幸存下来，是因当天天气寒冷，共穿了5件衣服，衣领有十几层布，鬼子一刀劈下，只见天旋地转，我倒在血泊中。
也不知是什么时候，耳边还隐隐约约听到鬼子号叫声。待鬼子撤走后，我才睁开眼睛，想抬头看却抬不起来，知道自己颈部被砍了，等了好久，叔父才来找人，见我还活着，把我抬回家包扎，用草药敷伤口，然后去埋葬家里 4位亲人。
从此，我颈部留下了一道12厘米长的伤疤。人们也给我起了个外号‘鬼斩颈’。这刀疤就是日本侵略军留下的罪证。我时常教育子孙要牢记历史，永不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