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优生学恐怖的美国根源！美国的首创，如何逐渐成为德国制造？

优生学并非始于纳粹，而且事实上，纳粹完全是借鉴了美国的优生学。美国优生学开创了以更大的社会利益为名义，剥夺人们人权的法律——使用优生学的伪科学作为理由。就像颅相学所谓的“科学”，是完全的种族主义一样，优生学专门针对的是“不受欢迎的”美国人，包括穷人、移民和犹太人。

所以纳粹从美国人那里学到了优生学，这有什么奇怪的吗？美国优生学家哈里·汉密尔顿·劳克林（Harry Laughlin）甚至写信给纳粹科学家，讨论绝育法。美国优生学的黑暗历史，包括对至少对6万人进行绝育，而在弗吉尼亚州，这些做法一直持续到了1979年。

优生学运动在美国的流行，以至于我们熟知的很多名人，也在不遗余力的支持它——甚至是《给我三天光明》的作者海伦·凯勒，也在支持优生学。而美国人——以及最高法院，用来侵犯人民人权的理由，令人相当的不安。

当大多数人听到“优生学”这个词时，他们会很快联想到几个非常具体的人，比如希特勒或约瑟夫·门格勒和他进行的各种实验。但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优生学的思想，实际上来源于美国。

元首本人在1925年出版的《我的奋斗》一书中，明确阐述了这一点。他写道：“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国家，对于移民已有更好的构想和些许进步。当然，这并非我们模范的德意志共和国，而是美国。”

希特勒特别赞扬了美国的绝育法——1933年他的政党掌权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效仿美国，通过了他们自己的绝育法。

什么是优生学？根据1883年创造这个词的弗朗西斯·高尔顿的说法，这个词的意思只是单纯的“好基因”，之后很快就与人类的繁衍有关。在20世纪早期，来自各种政治派别的美国人都相信，优生学是一门可以改善社会状况的前沿科学。就像农民可以通过选择性育种，来改善农作物和牲畜一样，人类也可以引导自己的遗传后代，来改善人类。

1921年举行的第二届优生学国际大会的标志，为我们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优生学是人类进化的自我导向，”它宣称。优生学利用遗传学、生物学、社会学和医学，使人类变得更加强大。而且，优生学还是当时的主流科学，甚至大会还是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举行的。

从一开始，优生学就被宣传为一种帮助社会得到更好发展的工具。在早期的一些实践中，政府利用包括税收优惠或生育奖金在内的激励政策，来鼓励“合适的”人进行生育。还有举办“更好的婴儿竞赛”向人类儿童颁发了奖杯。而且事实上，这些比赛经常在州博览会上举行。类似地“更健康家庭”竞赛，则奖励“健康”的美国人生育后代。

优生学承诺，科学可以指导人类进化并改善人类基因。但优生学运动也有其阴暗的一面，试图阻止“不适合”的人生育。

优生学家认为，许多社会问题都是由基因引起的。优生学记录办公室的第一任负责人，查尔斯·达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发表了一项研究，试图证明礼貌、自私和不听话，都是一种基因特征。还有人走得更远，认为“懒惰”可以遗传，导致后代贫穷。到了在20世纪初，弱智、不道德的性关系，甚至犯罪都与基因有关。最终，小到九岁的女孩都要接受所谓的优生学检查。

根据这些观点，“坏基因”是一个社会问题，而社会有责任阻止它们遗传下去。正如查尔斯·艾略特1915年在《纽约时报》上所写的那样，“社会不应主要关注于暂时或永久地隔离个别杀人犯、小偷或伪造者，而应关注于消除或修复导致罪犯产生的遗传因素、教育水平或工业缺陷。”

最终当人们谈到消除“基因缺陷”时，人们有两种选择：绝育或安乐死。

1915年，一位名叫尤金·埃斯塔布鲁克（Eugene Estabrook）的优生学家，研究了纽约州北部一个名叫朱克斯（Jukes）的庞大家族。不过早在1877年，已经有一位名叫理查德·达格代尔（Richard Dugdale）的社会学家研究了同一个家族，追踪了朱克斯家族七代人的记录。达格代尔估计，仅这一家就使纽约州损失了100多万美元。但是当达格代尔将原因归结于贫困和公共卫生时，埃斯塔布鲁克则宣称这个家族有“犯罪基因”。

根据埃斯塔布鲁克和其他优生学家的说法，再多的公共福利项目，也无法“拯救”朱克斯家族。埃斯塔布鲁克后来在优生学记录办公室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写道，他们是“未被救赎的”。更糟糕的是，因为这个问题是遗传的，所以它永远不会被改变，而且永远都是这样。

优生学家们于是开始讨论，像朱克斯这样“不健康”的家族群体的繁衍，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进行阻止，而这一切都是以节省国家资金的名义展开。

到了1917年，国会试图禁止“可能成为公共财政负担”的移民，包括“白痴、低能者、弱智者、癫痫病人、疯子”等等。1920年，优生学家劳克林在美国众议院移民和归化委员会作证时，对国会推行优生学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因为劳克林声称移民正在污染“美国人”的基因库。劳克林还特别指出，东欧和南欧移民，以及犹太移民，在基因上都是劣等的。

1924年的移民法，部分是基于劳克林的优生学论点，它对南欧和东欧移民设置了严格的上限。该法律以优生学为理由，针对被视为“劣等”的种族群体。后来，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在签署该法案时宣布：“美国必须保持美国的本色。”

2015年，参议员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称赞1924年的优生法，“对美国有利”。

在潜伏于美国基因库中的许多危险基因特征中，优生学家瞄准了“智力低下者”。这是一个很广泛的类别，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智力有任何问题”的人。这些人主要会表现出异常行为或在智商测试中得分很低。由于当时“智力低下者”也与滥交和社会依赖联系在一起，因为这对国家来说是个负担。

优生学家认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办法，就是确保“智力低下者”不能生育。优生记录办公室的另一位负责人劳克林在1914年主张，政府应该通过一项“优生绝育法”。在劳克林看来，这项法律针对的是那些“全部或部分由公共开支供养”的“社会能力不足”的人。

劳克林提出的法律不仅适用于“智力低下者”，它还专门针对了“疯子、犯罪分子、癫痫患者、酗酒者、有病者、盲人、聋子、畸形者和依赖者”。根据劳克林的说法，所有这些人都是遗传因素导致的，还有“孤儿、游手好闲的人、流浪汉和乞丐”，这些人都不应该被允许生育。

美国各地的州很快都响应了劳克林的号召，开始通过绝育法。最终，32个州通过了法律，使违背人们意愿的绝育合法化，有时甚至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绝育。仅在加州，“无性恋法”就被用于对2万人进行绝育。这个优生学项目后来还阉割了囚犯，给疯人院的病人绝育。绝育甚至在1927年被提交到最高法院，结果令人震惊。

在1927年最高法院的巴克诉贝尔案中，法官们必须决定政府是否可以违背人们的意愿，合法地对他们进行绝育。当时被告凯莉·巴克，在被寄养家庭的侄子强奸后被送进精神病院。正因为如此，劳克林声称她的基因“一生都有不道德、淫乱和不诚实的记录”。

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撰写了多数意见，并宣布绝育是合法的。根据霍姆斯的说法，绝育法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它保护了“社会福利”不受“有缺陷的人”的影响。

德国科学家的律师后来利用巴克诉贝尔案，为纽伦堡审判中犯下的暴行辩护。

希特勒并不是唯一一个关注美国优生学的人。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劳克林曾写信给德国科学家，讨论如何建立优生绝育计划。而后来德国在1933年通过的绝育法，就是基于劳克林的美国绝育法。1936年，海德堡大学（University of Heidelberg）向劳克林授予了荣誉学位——并且就在一年前，该大学清洗了所有的犹太教员。

最终新的绝育法基于美国法律，导致多达37.5万人绝育。

1939年，希特勒开始实施T4计划，杀害被认为不适合生存的人。这其中就包括老年人、身体或精神有残疾的人，甚至是情绪上心烦意乱的人。就像美国绝育法一样，部分理由就是经济上的。

德国人宣称，该计划的受害者“生活负担沉重”，是“无用的食客”。后来希特勒还以战争为借口，宣称：“战争是消灭不治之症的最好时机。”

1939年至1945年间，T4计划夺去了多达20万人的生命。而它以优生学为基础的原则，正是美国人用来为违背人们意愿，进行绝育的原则。

1927年，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在巴克诉贝尔案的多数派意见书中宣布，“如果社会能够阻止那些明显不适合继续他们种族繁衍的基因，而不是等待因犯罪而处决堕落的后代，或让他们因愚蠢而挨饿，对全世界都更好。”

霍姆斯的论点是，社会利益可以作为侵犯人权的理由，这不仅可以很容易地用于对“明显不适合”的人进行绝育，而且可以像德国人那样处决他们。事实上，这正是德国科学家的律师在纽伦堡审判中所主张的——他们通过霍姆斯的引文，来为他们所犯下的暴行辩护。

美国和德国的优生学支持者，都使用经济论据来支持优生学计划。德国人还增加了“净化”优等民族的条款，并且这与柯立芝的“美国必须保持美国”宣言没有太大区别。生物伦理学家保罗·隆巴多在谈到美国绝育项目时说：“这是为了省钱。这是经济动机。”简而言之，优生学家宣称，“我们不希望你生更多的孩子，我们必须为之买单，而且我们认为如果你有了孩子，你也照顾不了。”

二战后，随着德国类似行为的曝光，美国人终于开始回避优生学——但绝育法一直沿用到1979年，而巴克诉贝尔案也从未被推翻。2015年，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优生补偿法案》，以帮助以前被迫绝育的受害者。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也向每位优生计划的幸存受害者，支付了2.5万至3.5万美元的补偿。最近，加州立法者正在制定一项法案，决定开始为强制绝育的受害者提供赔偿，但其他29个州尚未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