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26日,毛主席的大舅子贺敏学逝世。

令人疑惑的是这位曾经被毛主席称赞为“井冈山第一”、“武装暴动第一”和“渡长江第一”的贺敏学,临终时职位仅仅停留在副省部级,并无军衔。

为什么这位革命前辈的职位如此之低呢?

图丨贺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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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毛泽东建立根据地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面对国民党对共产党员毫无人性的绞杀,身为共产党的贺敏学深知自身处境危险,于是他带领着自己建立部队,来到了好友袁文才所在的井冈山上。

在毛泽东上井冈山前,王佐与袁文才已经在井冈山上,组建了一支农民自卫军占山为王,是当地有名的绿林英雄。

由于二人经常劫贫济富,引起了当地的豪绅的强烈不满,于是那些土豪劣绅便向国民党申请剿匪。

在贺敏学的指挥下,井冈山上这支农民队伍得以保存。但面临国民党的重重围剿,贺敏学深知这支队伍只是暂时安全,再加上目前全国局势动荡不安,一支小小的队伍很难生存。

于是他便想到了刚刚结束秋收起义的毛泽东,如果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仅可以为这支军队提供休养生息的条件,还能让山上的弟兄们摆脱“土匪”的身份。

图丨毛泽东

在队伍休整期间,贺敏学不断地向王佐与袁文才二人,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说服二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恰好此时的毛泽东带领着结束了秋收起义的队伍,来到了井冈山一带。

贺敏学便向王佐与袁文才二人提议,由自己下山寻找共产党,临行前还不忘叮嘱自己的妹妹贺子珍,要时刻关注王佐与袁文才二人的思想倾向,在二人思想动摇时,务必继续加强引导。

随着秋收起义的结束,毛泽东深知需要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壮大红军力量,于是他将目光转向了地理位置极佳的井冈山。

井冈山地势复杂,国民党不易发现驻扎在这里的红军,但此时井冈山上,已经有了王佐和袁文才二人的势力。

正当毛泽东在思考,如何才能不费一兵一卒取得井冈山的领导权时,贺敏学找到了他。

图丨贺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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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敏学表达了自身的来意,表示袁文才、王佐二人愿意派出一位代表,与毛泽东商谈加入红军队伍的事宜,毛泽东一听这消息,便立刻表示愿意参加商谈。

在宁冈大仓村中,毛泽东会见袁文才。

在这次的商谈中,毛泽东声情并茂地讲述了,中国红军是怎样的一支军队,分析了当前国家的局势,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前途,鼓励袁文才加入中国共产党。

说着,还吩咐警卫员将100支枪支送给袁文才,以此表示中国共产党的诚意。袁文才听得热血沸腾,当即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愿意全力帮助中国共产党。

于是,在贺敏学的“牵桥搭线”下,王佐与袁文才所组建的农民自卫军,自愿接受整编,为毛泽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奠定坚实基础。

图丨袁文才

袁文才与王佐是农民出身,心里还拥有着农民平均主义的思想,办事也讲究恩怨分明,所以有时会对共产党的一些决策心生不满。

每逢这个时候贺敏学便从中调和,他使得这支队伍由外到内,成为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红军。

除此之外,贺敏学率领永新赤卫队浴血奋战,先于龙源口取得重大胜利,后在黄洋界保卫战大破敌军。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离不开贺敏学的悉心奉献,毛泽东称赞其为“井冈山第一人”。

图丨毛泽东上井冈山

革命生涯几经浮沉

贺敏学的革命之路看似一帆风顺,但实际上他的经历颇为坎坷。

1928年底,国民党对井冈山实行围困战术,派出重兵包围井冈山。此时天公不作美,冬天来得特别早,红四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之中。

次年1月,毛泽东与朱德等人召开柏露会议,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示意众人暂时不要离开,针对王佐与袁文才二人的“土匪”经历问题展开了讨论。

党内最终统一意见,将王佐与袁文才二人分开,重新任命二人的职位,但对于此二人心有不满的干部仍然存在。

1930年2月,袁文才与王佐被认为是“危险人物”,于次年2月被错杀于永新县。

随着袁文才与王佐二人先后被杀,他们二人所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受到重创,再加上一些国民党反动分子的趁虚而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落入敌人的手中。

图丨贺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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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沦陷,令贺敏学十分悲痛。在悲痛之余,他也明白王佐与袁文才二人的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二人高调的行事风格,从这以后,贺敏学的性子变得非常沉稳。

在之前的井冈山时期,还有这样一段“井冈山之恋”,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恋爱主人公,正是贺子珍与毛泽东。

二人在塘边村遇险后感情迅速升温,最终二人决定确定关系,贺敏学由此便成了毛泽东的大舅子。

当贺子珍与毛泽东确立关系后,一些人便对贺敏学说:“以后你可是领导人的大舅子了。”

可贺敏学却一脸严肃地说:“子珍与谁结婚,都不会改变,我是一个心中怀揣着伟大理想的共产党员的身份。”

但也正因为这一层关系,贺敏学的人生起伏与毛泽东的起落息息相关。

图丨毛泽东和贺子珍

1931年1月,随着“左”倾冒险主义代表者王明,领导地位的确立,他便越来越对“草根”出身的毛泽东心怀不满。

在赣南会议与宁都会议上,先后剥夺毛泽东的党领导权与军事领导职务,就这样,毛泽东失去了领导地位。

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人,强烈抵制当时党内具有“左倾”色彩的一些决策,坚持维护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与战略主张,引起了王明的极大不满。

王明意识到,光打压毛泽东一人是不够的,于是他各种编纂“名头”打压四人。

王明认为毛泽覃具有“叛党倾向”,多次向贺敏学的胞妹贺怡施压,要求她揭发毛泽覃的“反党罪行”。

图丨贺子珍和贺怡

由于贺怡坚持否认这一罪名,被解除职务送进党校进行“思想教育”,甚至险些被开除党籍。

贺敏学的父母是地主,于是也被王宁列入“清算”名单之内,即便二老已经投身革命,也备受王明的冷眼。

贺敏学因为并不在中央和总部机关,没有很高的职位,暂时没有引起王明的注意,暂时躲过了此次的“清算”。

随着毛泽东失去了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面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时,博古、李德一改毛泽东“防御为主”的战略,转而实行与国民党“拼消耗”的战略。

这一战略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面对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前仆后继的战士纷纷战死战场,中国红军损失惨重。

图丨战士

贺敏学看到漫山遍野的伤员,无数战士在这一场毫无胜利的希望可言的消耗战中血染土地,贺敏学再也顾不得自身所处的环境,找到了李德。

“李德同志,您的‘短促突击’战术行不通的!您看一眼那些在外奋力作战的战士,他们在为一场毫无希望可言的消耗战而流血牺牲!请您调整战术吧!”贺敏学声泪俱下。

“那你有什么好的战术呢?听说你还是毛泽东同志的大舅子,我看看你能不能提出,与毛泽东同志不同的战略方法。”李德盯着贺敏学的双眼,仿佛在警告他。

“不论我与毛泽东同志是什么关系,但我永远是一位共产党员!就目前的局势来说,继续采取毛泽东同志的战术还来得及!”

贺敏学感受到李德对于他的警告,仍旧斩钉截铁地说出自己的心声。

图丨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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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话吗?扰乱军心,你这样与外头那些国民党有什么两样!”李德愤怒地拍着桌子,转身离去。

伴随着此次谈话的不欢而散,一场批斗立刻便降临在贺敏学身上,贺敏学被中央撤销职位,与此同时丧失兵权。

此次贺敏学的“政治处理”,党内许多人心知肚明。

贺敏学是毛泽东的大舅子,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便功劳显赫,指挥红二十三军配合中央主力军为第四次反“围剿”立下赫赫战功,被中央认为是“赣南战线最有力的主力军”。

如此一号人物的存在,只会巩固毛泽东在军队的影响力,对于王明来说是万万不想看到的,为了掩饰自己对毛泽东的排挤,将贺敏学打成“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的支持者。

此次的政治风波,让贺敏学意识到政治的险恶。

图丨毛泽东

1934年2月,随着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长何长工的调离,贺敏学失去了何长工的照顾,一些深受王明错误思想影响的人,对贺敏学百般欺压。

明明是进谏忠言,明明是立功大将,如今却被一群趋炎附势的小人欺负,如果是普通人,早已奋起反抗,可是贺敏学却默默承受着一切,有人挑刺,他便将所有事做的极致;

有人挑衅,他便沉默相对,贺敏学深知自己与这群小人较真的话,便会给这些小人机会,再给自己加上莫须有的罪名。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一家搬家至瑞金梅坑云石山,贺敏学便想着立马去看望他们。

面对贺敏学的到来,贺子珍十分开心,她牵着年仅三岁的小毛出来迎接,当贺敏学看着自己的外甥咿呀学语的样子,感到十分欣喜。

图丨贺敏学和家人

毛泽东被这种家庭温馨的氛围所感动,不禁满怀歉意地对贺敏学说:“我对不住你,你是因为我而受到牵连啊!”

1934年,红军被迫长征,贺敏学由于与毛泽东特殊的关系,同样遭受排挤,被迫留在江西。

从一位军功显赫的参谋长“贬谪”为一位小小的科长,如此巨大的职位变动,普通人定不能淡然接受。

可是贺敏学深知袁文才等人被害的原因,行事高调容易引起他人的陷害,他认为只要还能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便已经是自己最大的荣光,至于职位高低并无多大关系。

凭借着这种高尚的思想,在接下来的解放战争中,贺敏学凭借着自身优秀的军事才能,立下赫赫战功,被毛主席誉为“渡长江第一”。

可是即便如此,贺敏学的军参谋长职位,直到建国1949年之后才重新授予。

图丨贺敏学和家人

建国后致力建设

开国之后,这位被毛主席称为“井冈山第一”、“武装暴动第一”和“渡长江第一”的贺敏学,考虑到自身与毛主席的特殊关系,主动褪去一身戎装。

褪去一身戎装的贺敏学,突然有一天接到了一封调令,中央希望他去负责,华东地区除了上海之外的防空工作。

贺敏学愣住了,自己戎马一生,虽说带兵打仗不在话下,面临敌人的空袭也是颇有经验。

而如今自己却负责防空部署,这对于贺敏学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可这是中央对他的信任,他务必不能让中央失望,于是毅然接下了这个任务。

面对这个任务,贺敏学做了许多积极地探索,他不断地训练防空部队,提高战士应对空袭的警觉度,同时对武器进行合理的部署。

图丨贺敏学(中)

在全华东地区的防空部队实兵演习结束之后,军委防空军司令员周士第,再也忍不住对贺敏学大加赞赏。

可正当华东地区的防空部署渐入佳境的时候,贺敏学又接到一份调令,他被调往上海,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建筑工程部副部长。

一位戎马一生的军事奇才,居然要去搞建筑?这不就是让这位帅才放下枪杆子,去工地搬砖吗?许多人为贺敏学打抱不平。

听到这些为他打抱不平的消息后,贺敏学只是欣然一笑:“这是中央对我的信任,我只要能为新中国贡献一份力,那就是我的荣幸,哪里还管得着,是打仗还是搞建筑呢?”

贺敏学来到上海后,细心观察着上海这座城市,体察民众的生活,他认为建筑不仅仅只是一项工程,更是关系民生的一项工作,搞好建筑之前,群众的意见也是非常宝贵的。

图丨贺敏学(前排左二)

了解上海这座城市之后,贺敏学便废寝忘食地,在图书馆中阅读书籍,向专业人士讨教,在与专业人士请教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当时的上海精通建筑学的人才中,大部分拥有着复杂的身份背景,有的曾经与国民党有些许关系,在这部分之中,会不会存在国民党派来的间谍呢?

可是上海的建设必须需要专业人才,再三思索下,贺敏学还是呈信给中央分析其中利弊。

不久中央回信,中央让贺敏学适当录用这些专业技术人才。

贺敏学便组建了一支专业的建筑团队,为了能够让自己这个“建筑队长”名副其实,白天亲自实地考察,晚上则挑灯阅读建筑书籍补充知识。

图丨贺敏学

1953年,为了满足上海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扩大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中央决定在上海举办一场盛大的展览会。

此次展览会的主题与苏联文化交流相关,为了使得展览会可以顺利召开,中央决定建造一座,与之主题相适应的展览馆,这座展览馆占地面积之广,可以称得上是当时上海最大的一项工程了。

贺敏学接到此项任务后,意识到这是党对于他的考验,于是他迅速安排好此次建筑任务的相关人员,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在会议上,他慷慨陈词:“同志们,在战争时期,党和人民的未来需要我们用枪杆子拼搏,现在新中国成立了,我们依旧要为党和人民奋斗,我们务必拼尽全力建设好这座展览馆!”

在建造期间,贺敏学带领的工程队,经历了恶劣的天气:长期的雨季、潮汛以及严寒。

图丨贺敏学(第一排右二)

但这些恶劣天气并没有打击贺敏学的志气,他顶着狂风大雨,即便是视线已经模糊不清,仍旧奋斗在第一线。

皇天不负有心人,展览馆终于建成,这座凝聚着贺敏学心血的宏伟建筑被命名为“中苏友好大厦”,也就是现如今的上海展览中心。

1955年,中央举行大授衔,军队职位的授衔需要本人仍在军队之中,不在军队之中的贺敏学,参加不了此次的授衔。

贺敏学一生都在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别无所求,直至贺敏学晚年都还心系国家,参加各种会议。

1985年贺敏学被查出了肺癌,身体十分虚弱,身边的人纷纷劝他颐养天年。

图丨中苏友好大厦

贺敏学却说:“不行,我的一生都是党和人民的,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为国家贡献一份力。你们不要阻拦我,你们多阻拦我一分钟,我就失去一分钟为国效力的时间。”

这位为党和人民奉献了一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临终后职位停留在副省部级,贺敏学从不纠结于自身的职位,党和人民在哪儿需要他,他就去哪儿。

贺敏学无私奉献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投身于国家建设之中,党和人民永远铭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