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知青往事是上海知青杨宝谦老师讲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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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3月23日，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上海军工路码头上，人头攒动，杨宝谦挥泪告别父母，坐上了上海开往辽宁大连方向的轮船，开启了他插队落户的艰辛旅程。
到达大连后，又换乘火车和汽车，历时四天半，于1969年3月27日上午，杨宝谦他们一行七名（五名男生两名女生）上海知青来到了东北边陲的插树岭大队，他们七个人被分派在插树岭大队第五生产小队插队落户。
插树岭大队是东北的一个小山村，因为那里偏僻闭塞，交通不便，再加上耕地多为山地旱田，当地百姓的生活都不富裕。相比之下，第五生产小队更贫穷一些。所以，其他生产队都是安排十几名知青插队，唯独五队安排了七名插队知青。
杨宝谦他们到达插树岭五队后，五队的队长张大力把两名女知青安排在社员孔繁生家暂住。孔繁生家有两个闺女，大的十六岁，叫孔祥梅，小的十三岁，叫孔祥丽，两名女知青正好和她姐妹俩睡一铺火炕。杨宝谦他们五名男知青住在了牛棚旁边的一间半土坯房子里，房子里有火炕有锅灶，牛棚里的饲养员赵大爷可以帮助知青们做饭吃，杨宝谦被推选为小组长。
因为两名女知青居住的地方离牛棚较远，她俩也不愿到牛棚和男知青们一起吃饭（主要是她俩嫌牛棚有臭味），张队长就把两名女知青的口粮送到了孔繁生家，让两名女知青和孔繁生家一起搭伙。这两名女知青都是十六岁，一名叫陈小妹，一名叫王雨婷，王雨婷是杨宝谦的姑表妹，他俩的生日就差一天。
等知青们安顿好了，也到了春耕春播的准备阶段，牛棚里积攒了几个月的牛粪要挖出来挑到场院晾晒，还要挑土垫牛圈，干完这些，紧接着就要往地里运送土杂肥。那时是大锅饭，社员们干活的积极性都不高，有些人纯属在磨洋工，原本一天能干完的活，三天还干不完。知青们刚参加劳动，生怕社员们笑话，他们虽然不太会干活，但干起活来不偷懒也不耍滑。只挑了两天牛粪，知青们的肩膀就压得又红又肿，晚上躺在炕上浑身酸痛，早晨起床都快爬不起来了。
第三天往场院挑牛粪时，王雨婷没出工参加劳动，杨宝谦问陈小妹，陈小妹说王雨婷感冒了，早晨没吃饭，实在没力气干活了。中午收工后，杨宝谦就慌慌张张来到了孔繁生家看望他表妹。原来王雨婷就是个小感冒，倒没啥事，她正和孔祥丽坐在炕上看一本画报。王雨婷没出工劳动，主要是因为她的肩膀又红又肿，用手碰一下都疼，没办法再挑牛粪了。
那天杨宝谦在孔繁生家吃的午饭，孔繁生两口子都很热情，孔祥梅和孔祥丽也热情地挽留杨宝谦在她家吃午饭，杨宝谦实在是盛情难却。吃饭的时候，孔繁生说王雨婷用的那根扁担太窄，硌肩膀，回头他帮着弄一根宽一点的扁担。孔繁生还告诉他媳妇，让他媳妇给王雨婷和陈小妹一人缝一个棉垫肩。
从那以后，杨宝谦经常到孔繁生家串门，还把从上海带来的奶糖和饼干送给孔祥丽吃。孔祥丽不像她姐性格内向，她很活泼，爱说爱笑，就像个调皮的男孩。很快，孔祥丽就跟杨宝谦熟悉了，一口一个上海哥哥，叫得可口甜了。孔祥丽皮肤白皙，眼睛明亮，长得很漂亮，就是因为插树岭大队的小学合并到了邻村，十三岁的孔祥丽一直没能读书。
农忙结束后，杨宝谦和王雨婷只要有时间，他们就轮流教孔祥丽学习识字，每天晚饭后几乎一天不落。孔祥丽很聪明，半年的时间就学会了一年级的全部课程，二年级的知识也掌握了不少。杨宝谦本想让孔祥梅也跟着一起学习识字，可孔祥梅说她笨，学不会，说啥也不跟着学。
之后的日子里，杨宝谦他们一直坚持教孔祥丽学习文化知识，直到1972年初秋，大队为知青们新建了住房，知青们搬到了新建的知青集体户里，王雨婷和陈小妹也不在孔繁生家居住了，孔祥丽暂时就不能跟着杨宝谦他们学习文化知识了。通过三年多的学习，孔祥丽基本掌握了小学的全部课程，她能认识报纸上一半以上的文字了。五队有十几个人都跟着知青们学会了很多字，大家都说上海知青是他们的好老师。那年回上海探亲，杨宝谦还从上海带回六本新华字典分给了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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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秋收结束后，农活不忙了，杨宝谦和王雨婷他们有时也到孔繁生家串门，孔祥丽就会借机向杨宝谦他们请教不认识的字，还把她学着写的作文拿给杨宝谦他们看。看孔祥丽很喜欢学习，王雨婷就告诉孔祥丽，有空也可以到知青集体户去，大家谁有时间都会教她学习。其他人愿意学习的，都可以去。
1973年春耕春播生产开始的时候，孔祥丽也开始参加生产劳动了。当时十七岁的孔祥丽长得比她姐姐还高，也比她姐长得漂亮，干起活来也不比她姐差，不像女知青们刚参加劳动那会，累得叫苦连天抹眼泪。孔祥丽和女社员们一样挑粪，一样拉车，从没听她说过累叫过累，在田间地头休息时，她经常一个人拿块小石头在地上写字，有时也让王雨婷教她读书学习。可能是年龄大一点的缘故吧，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看到杨宝谦老远就叫哥哥，她变得腼腆了，看到男生也知道脸红了。
那年夏天，张队长的媳妇给孔祥梅介绍对象，说的是靠山屯的她娘家侄。孔祥丽一听那人没上过学，就对张队长的媳妇说：“婶子，你倒是给我姐介绍个有文化的对象啊，我姐不识字，再找个不识字的对象，两个人都是睁眼瞎，那咋过日子啊？”“我和你叔都不识字，你爸和你妈也不识字，不照样过日子吗？再说了，咱这有几个识字的，你让我上哪去找啊。”张队长的媳妇笑着说。
孔祥丽看了看她姐，笑着说：“婶子，我看咱队的宝谦哥就挺好，也和我姐年龄相仿，你看咋样？”“你说的上海知青啊，人家是大城市来的，又有文化，咋会看上咱农村丫头，我看够呛。”张队长的媳妇愣了一下，一边说一边摇头。那天，孔祥梅没表态，她父母也说商量一下再说，这事就这样撂下了。
那天在村南的玉米地锄草，孔祥丽正好挨着杨宝谦，她笑着问杨宝谦：“宝谦哥，你喜欢我姐吗？你要喜欢我姐，以后就给我做姐夫呗。”“现在还没考虑过个人问题，我刚二十岁，现在说这事太早了。”杨宝谦满脸通红，他左右看了一下正低头锄地的社员，回头小声对孔祥丽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孔祥丽从心里喜欢杨宝谦，她很想让杨宝谦成为她的姐夫，可人家杨宝谦根本没这个意思，孔祥丽心里凉了半截。那年秋后，孔祥梅跟张队长媳妇的娘家侄订婚了，孔祥丽好久没搭理杨宝谦。
1974年春天，陈小妹和一名男知青被招工到县化工厂当了一名工人，孔祥丽也被选拔为大队赤脚医生到县里参加培训学习。到了秋天，王雨婷幸运地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她成了插树岭大队第一个跳出农门的上海知青，也是插树岭大队唯一一名被推荐上大学的上海知青。杨宝谦说，那年给他的记忆最深刻，当时要不是考虑到他表妹还没离开插树岭，春天化工厂招工时他就去了，当初大队书记第一个就把招工名额给了杨宝谦，是杨宝谦让给别人的。因为这事，大队书记还表扬了杨宝谦。
一起来插队的七名上海知青有三人先后离开了插树岭大队，剩下的杨宝谦他们四人心里多少也有些失落和难过，毕竟当时农村的生活状况要比城里差很多。到了1975年年末，又有两名男知青去金矿当了工人，五队知青集体户就剩下杨宝谦和一名叫陈恩发的男知青了。煤矿和金矿都有招工名额，只是他俩不愿去矿上当工人。那年春节，杨宝谦和陈恩发是在孔繁生家吃的年夜饭，张队长原本说让杨宝谦和陈恩发去他家过年，孔祥丽却提前就把杨宝谦和陈恩发拽到了她家。她说她能当上大队的赤脚医生，多亏了杨宝谦教她学会了那么多知识，在县里学习期间，杨宝谦和陈恩发也给予了她很大帮助，她要感谢他俩。
1976年初冬，陈恩发得了肺结核，病得挺重，经县知青办批准，陈恩发办理了病退手续，回到了上海，插树岭五队知青集体户就剩下杨宝谦一个人了，按他的话说，他成了光杆司令。那年春节前，杨宝谦回到了上海，他是回家探亲陪父母过年的。知道五队知青集体户就儿子一个人了，杨宝谦的父母心里都很难受，可他们都是普通工人，也没办法帮助儿子返沪，只能嘱咐儿子一人在外多注意身体，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从上海返回东北时，杨宝谦的母亲搂着他哭了好久。
杨宝谦过完春节从上海返回到插树岭时， 已经到了1977年的3月中旬，他在上海待了两个月。回到插树岭后，杨宝谦到张队长和孔繁生家串了个门，给他们送了一点从上海带回的上海特产，在他们两家各吃了一顿饭，就躲在知青集体户没再出门，天天躺在炕头上看书。当时还没到农忙时节，社员们也都没出工劳动。
杨宝谦刚回来的那段日子里，孔祥丽几乎天天到知青集体户找杨宝谦，有时给他送好吃的，有时是去叫他到她家吃饭，有时是问不认识的字或不懂的问题，她每次去都有借口，但多数时间是陪着杨宝谦聊天，她怕杨宝谦寂寞。
经过一段时间的单独接触和交流，杨宝谦突然对孔祥丽产生了强烈的好感，他突然觉得孔祥丽特别善解人意，特别会关心人，特别温柔体贴，也特别美丽大方，他非常愿意和孔祥丽在一起，一天见不到孔祥丽，他心里就像少了什么，吃饭睡觉都不香。他已想好了，干脆扎根农村一辈子，和孔祥丽生活一辈子。
春耕春播生产开始后，上工和收工的路上，杨宝谦都故意找借口和孔祥丽走在一起，还没话找话和孔祥丽说笑。社员们都说，杨宝谦和孔祥丽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大家经常拿他俩说笑。对于社员们的说笑，杨宝谦不在乎，孔祥丽也不生气，她还大大方方地说：“人家宝谦哥是大城市来的知青，咋能看上一个农村丫头。”
很快就有闲话了，大家都说杨宝谦和孔祥丽谈恋爱，还有人说看到他俩亲嘴了，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对于这样的传言，孔祥丽的父母也没往心里去，更没生气，他们非常希望自己的二闺女能找一个有文化的上海知青，最好杨宝谦能做他们家的上门女婿。
1977年11月末的时候，杨宝谦才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个消息还是他父母写信告诉他的，他很后悔这么晚才知道这个消息，当时的报考时间已经结束了，他错过了一次机会。之后的日子里，杨宝谦只要有时间，他就抱着书本学习，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没赶上，第二年的高考他一定要参加。知道了杨宝谦要考大学，孔祥丽心里说不出是喜是忧，她甚至默默祈祷，祈祷杨宝谦不要考上大学。
1978年的7月份，杨宝谦顺利参加了高考，他感觉发挥得不错，应该能考上他心仪的大学。
秋收刚开始的那天中午，杨宝谦和孔祥丽还有几名社员刚把玉米棒挑到场院，公社的投递员骑着自行车过来了，他老远就喊：“杨宝谦，杨宝谦考上大学了！杨宝谦考上大学啦！”
那张大学通知书在社员们手里传看了一圈，才传到杨宝谦手里，乡亲们都为杨宝谦高兴。手捧大学录取通知书，杨宝谦流出了激动的泪水。等心情平复下来，杨宝谦才想到孔祥丽，他在场院没看到孔祥丽，抬头往远去望去，只见孔祥丽一个人挑着两个空筐，正默默向村里走去。
杨宝谦离开插树岭的那天，五队好多社员都为杨宝谦送行，却不见孔祥丽，张队长和孔繁生一直把杨宝谦送到公社汽车站，孔繁生把十几个煮鸡蛋塞到杨宝谦的背包里说：“祥丽不来送你了，你就忘了她吧，人往高处走，我们都不怪你。”那天，杨宝谦的心像被蝎子蛰了一样疼痛，他不知该怎样回答对他像父亲一样关爱的孔繁生，他的泪水模糊了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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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杨宝谦就跟孔繁生家断了联系，他到大学后给孔繁生家写过一封信，没收到回信，他就没再写信。
时隔这么多年，每当想起在东北插队落户的那段生活经历，每当想起那天孔祥丽默默离去的背影，杨宝谦心里就难受。他也牵挂着孔祥丽，也不知她生活地怎样？杨宝谦也很想回东北看看乡亲们，看看孔祥丽，可他一直鼓不起这个勇气。他说高考的恢复确实改变了他的命运，可也让他失去了一个心爱的姑娘。返城后再也不敢回第二故乡，他说因为他曾经伤害了善良的一家人。
作者：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