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明末清初,江苏医者叶文机来到汉口镇行医卖药,在皇亲的赞助下创立“叶开泰” 药室,实行医药一体的经营模式。清中叶,汉口药材市场日趋成熟,叶开泰号进行商业化变革,医、药基本分业,纯粹经营药品。与此同时,叶氏子孙攻儒业、入仕途,自此官场与商场遥相呼应、相互倚仗,药号生意在两广总督叶名琛殉身海疆之际达到鼎盛。医、商、儒相继成为叶氏生存与发展之道,三者层层累积、相融相济,促使家族的社会地位不断上升,整体形象发生蜕变。清中后期,已是荆楚显赫之家的叶氏,彰显出儒雅、知礼、行义的风尚,交际网辐射大江南北,乃至海外朝鲜。叶家的转型过程,实体现了17—19 世纪中国区域经济、社会阶层等方面的多重变动,为考察前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样本。
关键词 叶开泰号 药号 清代 汉阳 叶氏家族
明中叶以降,地方医疗机构能力有限、医疗资源匮乏,民间兴起慈善组织,面向大众的药铺、药室也应运而生,其创立者大多精医术、善医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药号的规模逐渐扩大,并成为家族世代经营的产业,①明崇祯年间创立于湖广汉阳县汉口镇的“叶开泰号” 便是如此。汉阳叶氏于明末起家,民国后期衰落,其中最重要的发展阶段在清代。学界有关明清世医家族的成果较丰富,多是从世医制度、传承脉络、医学思想、诊疗风格展开探讨。①本文所考察的汉阳叶氏很难与传统的世医家族画等号,因其族人横跨医、商、儒三个领域,均颇有成就,具有特殊性。以往对汉阳叶氏的研究主要涉及叶开泰药店的发展史、汉口徽商之代表、叶氏医学丛刻概述、家族与朝鲜文人的结交情况、叶名琛个案等,②仅展现了汉阳叶氏的某一面相。本文将汉阳叶氏置于明末以降的时代背景中做整体性考察,通过梳理家族在医、商、儒三个领域的发展脉络,探究汉阳叶氏立业与转型的过程、生存与发展的深层动因,以及叶氏对自身的定位与身份认同等。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讨,亦能从一个家族的动态发展,管窥前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
一 从行医到经营药品
叶氏祖籍安徽徽州,自唐代起世代居住在休宁淄溪。元末明初,始迁祖叶天龙从休宁迁至江苏溧水县塔山,落籍溧水。③明崇祯十年(1637),因看好汉口这个商业大镇,受家传深谙医道的溧水人叶文机,来到湖广汉阳县汉口镇,走街串巷为人治病,以度兵荒。④正值明末,虽然湖广不时受到战乱的侵扰,但毗邻省会的汉口镇此时仍是一片繁荣之景,南来北往的贸易使汉口镇成为大型的药材中转站。兴盛的转运贸易,是叶文机选择在汉口行医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有着商人的敏锐,行医时搭配自制药丸,以看诊依托售药,几年下来,便在本地小有名气。不像当代医院的医生只需坐在诊室等待病人过来看诊,明清医者更多的是背着药箱四处奔走治病,如果是单靠医术赖以生计的医生,则是哪里有疫病,就奔向哪里。一场发生在湖南洞庭湖附近的疫病,使叶文机获得了开药店的名气与资金。
清顺治六年(1649),简亲王的军队在途经岳州时暴发疫情,征招良医,叶文机至麾下投剂,即愈。“叶文机深得简亲王的赏识,予以赞助,遂在汉口大码头鲍家巷觅得一店屋,一面悬壶应诊,一面以医荐药。” 药室命名为“叶开泰”,意为叶家药号惟求国泰民安。岳州治疫的经历,使得叶文机医名赫赫。康熙初年,东南海隅发生瘟疫,叶文机又被崇明提督刘兆麒聘于军门,因救治甚多,获得神医之称。①相比于其他药号,皇亲赞助创立的叶开泰,在汉口市场中具有天然的宣传优势。创业初期,汉口局势尚不安稳,第二代传人叶时芬未将家眷迁来,药室的生意只是稳中求进; 第三代叶宏良虔心修药、积极拓展业务,逐步将药室扩大为药店,为叶氏后来的发展打下基础; 从第四代叶廷芳开始,由于族人相继研习儒业,药号“开始雇佣经理来打理店务”。②边和提出,应注意中药老字号发展史中“行医与售药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即明清之交的大江南北,业医者的后代继承人不再以行医为业,而单取其祖先制药技艺开业经商” 的现象。③ “叶开泰号” 医、药分业的过程,给清代医疗市场的变迁提供了更为细致的景象。
最初,创始人叶文机的经营方式是“以医荐药,药兴医不废,即自己诊病、自己制药、自己宣传、自己销售”,叶文机以医者身份包揽了挑选生药、看病开方、合药、销售等所有流程,因为“医药两便,深受本地百姓欢迎”。④第二代、第三代传人是否亲自看诊开方,不得知晓。据第四代叶廷芳乾隆年间有医名的现象,①应是在其聘请经理之前,叶家药室仍维系着医药一体的自营模式,医业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值得注意的是叶氏其间发生的分家又合家的事件。叶廷芳在汉居住一段时间后,返回老家溧水分家析产,承袭汉口药号,并正式落籍汉阳,而三个弟弟在分家后中落,廷芳于心不忍,又与三家兄弟合家而居。②从叶氏“不设分店、不售饮片” 的祖训,以及后世经营药号的情况来看,③此事应对家族产业维系之法有所触动。叶氏可能经历了从长房长子继承药号产业,到各房子孙共同经营的变动。
雍乾年间,叶宏良有意识地培养子孙习儒,其子叶廷芳考中秀才,孙叶继雯中进士,族人相继进人官场、文坛。到第五代传人叶继雯主事时,叶开泰号已基本实现医、药的分业,并不断分化管理其中的各个环节。通过道光年间叶志诜出资刊行的《叶开泰号虔修诸门应症丸散膏丹》一书,可以发现叶开泰号生产的药品种类丰富,能较大程度地满足湖北本地百姓日常治疾与养生的需求,包含了补养、燥火、脾胃、风痰、痰嗽、妇科、咽喉口齿、外科、小儿、眼目、暑湿、通治、气滞十三门类的专治药品。以下为部分药品的名称、疗效及价钱:
补养门
天王补心丹:此丹通心气,养心血,开心窍,保精神,安五脏,除怪梦及思虑劳神不寐等症,每斤银一两四钱。
十全大补丸:治气血两虚、脾胃齐损、倦怠自汗、精神短少、思热畏寒、大虚大弱等症,每斤银二两四钱。
咽喉口齿门
神效金钥匙:治咽喉急闭、痰涎壅盛、双单乳蛾、毒结嗓烂、不能吞吐,并风热牙痛等症,每钱银五分。
齿痛冰硼散:治脾胃积热、牙齿疼痛、怕食凉热等症,每以少许擦患处,即效,每两银一两。
湿暑门
藿香正气丸:治四时不正之疫气、山岚瘴气、雨湿蒸气,或中寒腹痛、伤风中暑、吐泻霍乱、不服水土等症,每斤银六钱四分。
神效消暑丸:治伏暑烦渴、发热头痛、眩晕不宁、小便不通、脾胃不和等症,每斤银六钱四分。①
通过叶开泰号药目宣传册的具体内容,可以发现清代民间药店的药品,未完全遵循官方规定的医学门类标准②,而是依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划分门类研发、售卖,例如针对湖北湿暑气候的藿香正气丸、神效消暑丸等。而且药店会根据药品的疗效、形制,以及所用药材的档次,明码标价,使消费者一目了然。清中期,在叶开泰号经营规模逐渐扩大的情况下,原先医药一体的模式面临窘境,已不能适用于药品种类繁多、经销多省的药号,药店开始进行商业化变革,纯粹经营药品,且管理日趋规范化。而家族中精医之人也越来越少,自叶廷芳之后,家族主事中仅第六代叶志诜在医学领域留下痕迹,其精通养生学、针灸术,当家期间自费刊刻“汉阳叶氏丛刻医类七种”,其中《五种经验方》为其祖父廷芳所编,《神农本草经赞》为志诜所著。③余下汇编的五本医籍覆盖了从金元时期到清代的实用型医书,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但若翻阅《神农本草经赞》,可以发现其中大量引经据典的注解,和“简而且明、四言四韵” 的赞语,④这使得这本医书更像是文人兼通医理、显示才识的载体,医学只是叶志诜的个人爱好之一。出现这种现象,一则基于族人纷纷业儒人仕,长期在外做官的现实情况; 二则得益于汉口日渐成熟的药材贸易市场。
二 汉口药业中的叶开泰号
汉口一带的贸易活动由来已久,东晋时期鹦鹉洲下游为“商舟之所会”,唐宋之际汉阳城南市成为上接巴蜀、下通扬州的商埠枢纽,元明时期商市集中在城西南金沙洲与新开港,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后,北岸市场逐渐雄起,商市由西南向东北方向迁移,万历年间汉口已有几万家户,商船往来络绎不绝,沿岸几里许。①明中后期,汉口是个处处充满商机、不断蓬勃发展的市镇,药材贸易兴盛,大批四川商人在武昌、汉口两地经营药业,到崇祯年间,汉口集家嘴、大夹巷一带已成为多省中药材集散地。②
清初,汉口镇成为“天下四聚” 之一,③不单为湖北的咽喉,也是云南、贵州、四川、陕西、河南、湖南、广西、江西诸省货物的中转站,大宗物品除茶叶、棉布之外,便是药材。自四川而来的药草沿长江下达汉口,甘肃、陕西、河南的药材经襄阳、樊城过汉水,上海的人参、樟脑等上江而集汉口。④汉口药材贸易发展的同时,一些药材帮会相继成立。清顺治十三年(1656),循礼坊沈家庙后的三皇殿成为汉口药材行帮会所,其中“怀帮”“汉帮” 的规模最大。“怀帮” 由河南怀庆府河内县、武陟县、温县的药商组成,明末他们携带自产的山药来到汉口摆摊,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在循礼门附近修建怀庆会馆,经营怀药,此馆清乾隆年间重修后,改为怀庆药王庙; “汉帮” 由“文帮(汉阳、黄陂、孝感)” 和“武帮(武昌、咸宁、金口)” 组成,以沈家庙、九如巷、大夹街、汉正街为据点。⑤目前未有具体文献记载叶开泰号属于哪一帮派,有前辈学者将叶氏归为徽商。⑥但以叶氏明初就从安徽迁至江苏,以及叶氏子孙多与故乡吴人相交的情况来看,①其是否为徽商代表仍有待斟酌。若从籍贯、药室地点②来划分,叶开泰号应属“汉帮” 中的“文帮”。清中后期,为了形成良性的竞争环境,各帮联合起来成立“药材帮同业公会”,药行是汉口最显著的八大行之一,叶开泰号的经理作为代表,会定期前往药王庙与同仁商议事务。③
叶开泰号与以上多数药号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只销售成药,不卖生药与饮片。其原因有二。一则先祖精医术,留下祖传的配方,并规定后代不得售卖饮片; 二则经营生药与饮片,远没有中成药的利润多。据同在汉口的金同仁参药店后人描述,“饮片可赚40%至50%的利润,丸散属于纯赚”。④清乾嘉年间,叶开泰号每年的盈利已颇丰厚,这可从当时叶氏族人的官场活动与生活细节得到印证。乾隆五十年(1785),第五代叶继雯在任蕲水教谕期间,县邑暴发大饥荒,叶继雯自捐三千金赈灾、施药。⑤叶继雯长期在京任职,起初租住在后山公园研山斋,后因家眷进京承载不下,便在虎坊桥西购买了一座宅子当作府邸。⑥据其学生陈沆描述,叶继雯搬至虎坊桥的场面十分壮观:
人言先生无一钱,谁知其富兼京都。不见移家先移书,琳琅压倒双轮车。马驮不足继以驴,背负箧笥长须奴。前街后街行贯鱼,众星移舍连斗枢。八万卷过秀水朱,甲乙丙丁无差殊。屋三十间堂室厨,人与书各分区区。⑦
叶继雯因长期在外当官,本人不亲自打理药号的具体业务。此时药号的运营机制已趋成熟,叶氏作为东家,各房每月抽取定额,下设经理人,形成采进生药、专人配药、售药的流程,并提供“代客熬煮、药渣过滤”的额外服务。①正如民国初年叶开泰号的广告声明,东家均不干涉药号的日常打理:
汉口叶开泰广告:本店祖训“不准另开分店”,自开设汉镇鲍家巷三百余年,甲寅六月因屋朽,迁至大夹街陶家巷口,交易照常。系聘请公正友人经理,本主人均不干涉,以一事权,且各房月费亦有定额,额外不能私取分文。②
药号为叶氏族人的官场活动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持,官场作为药号的后盾,两者遥相呼应、相互倚仗。清咸丰初年,第七代传人叶名琛擢升两广总督,叶氏家族如日中天,药号的发展也随着叶名琛的人生轨迹经历了大起大落。叶名琛,字昆臣,叶志诜之子,叶氏家族中为官最高者。清道光十五年(1835)中进士,道光二十九年(1849)在任广东巡抚期间,因力挺上司徐广缙,坚持抵抗英人人广州城,作为首要功臣之一,被封男爵、赏花翎; 咸丰二年(1852),叶名琛升为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咸丰七年(1857)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攻陷广州城,被俘至印度,绝食而死。③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寓居在广东的叶氏家眷仓皇回乡,京城虎坊桥叶宅变卖为两湖公产,平安馆文物廉价出售,叶氏三代所收藏的书画、古玩一时俱尽。④遭此变故,整个家族备受非议,不久后叶名沣就病死在改任浙江道员的路上。直到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兵至天津,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后,清人对叶名琛的看法才有所改观。⑤因官场大树倒下,叶名琛之死在很大程度上刺激后人去改善药号的经营方式。名琛无子,名沣的独子恩颐为双祧,他接手叶开泰号后,积极发展生产,修订传统配方,研发了一系列新药,并聘请职业经理人来打理柜台。①但叶恩颐一直未能释怀先人惨死之事,终日郁郁成疾,三十而卒,其子仲星、孟纪、凤池成为叶开泰号的新三房,“三兄弟接手药店后,扩大业务,确立了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大量精制参桂鹿茸丸、虎骨追风酒、八宝光明散等中成药,在百姓中获得了良好的口碑”。②
此后,叶仲星、叶孟纪、叶凤池三人依然走官商结合的道路,但科举才能不如先人,通过捐官分别成为候补道台、资政大夫、陕西道台,并结合时事做商业宣传,以扩大药号的名气:“其一,于同治九年(1870)斥巨资,支援重建药帮会馆三皇殿,以取得在本地八大行中的领头地位,并在三皇殿落成之日以给叶名琛遗孀汪氏做寿为契机,聘请戏班大演三天三夜,轰动全城; 其二,迎合国民反夷的心理,提出不用洋货、以中药抵制西药的口号; 其三,利用百姓迷信的风气,谣传叶开泰药店有一个炼药缸是铁拐李留下的,店内的灵丹妙药由此缸所炼; 其四,在国家禁鸦片的风头上,乘机宣传本店的参桂鹿茸丸不仅能治病,还能戒烟。” 这一系列的经营手段,使叶开泰药店声名大噪。叶名琛死后,叶氏家族虽经历了重创与低谷,但在叶恩颐及其三子的打理下,药号生意更加兴旺。清咸丰至宣统年间,叶开泰号不仅与北京同仁堂齐名,家族房产更是遍及江汉平原,凡从外地来汉的旅客都会稍点叶开泰号的招牌药品回家以赠亲朋好友。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汉口叶开泰老店一度毁于兵火,元气大伤。虽然第九代传人叶凤池通过股份制改革集资,重新开店,但在此后的三十年里,历经日寇侵华、通货膨胀的叶开泰号日渐衰落。家族内部亦不和睦,子孙贪图享乐、不求上进,因生活开销巨大,甚至打破祖训,开卖饮片。直到新中国成立,叶开泰号联合陈天保、陈太乙等三大药户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创设“武汉健民制药厂”,实行公私合营,才使这一国药品牌继续向前发展。③
三 “肃肃诗礼门”
清雍正年间,第三代传人叶宏良有意识地培养子孙习儒,促使家族走向多元化发展,药业开始与儒业相关联,家族的整体形象也发生转变。到乾嘉年间,第五代叶继雯当家时,叶氏已是一个具有儒家风尚的家族。这点从叶氏族人的共同特点,以及时人对叶氏的印象可知。
“儒风” 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学而优则仕。叶氏子孙积极参加科举,在从政方面颇有才能。叶继雯于三年一次的京察中,多次评为一等;叶志诜承父荫,在国子监、国史馆当值多年,“清识秉正,吏不能上下手”; 叶名琛在广东任职时,大力清剿土匪,雷厉风行,下属“惮其威重”。①因有祖业药号的经济支持,叶氏族人在官场如虎添翼,既不需要四处敛财,又有充足的运作资金,保有清廉正直的作风。在湖北,叶氏家族积极参与地方治理、分担地方事务,遇到出钱出力之事就挺身而出,俨然是地方上具有话语权的大族。道光二十八年(1848)荆楚发大水,汉阳府西北处河堤浅薄,东南处农田、民居被水倒灌,叶志诜集合士绅、耆老带头救灾,叶名琛捐资一万两修拦江堤,黄州青云塔重修,亦捐资助力。②
其二,儒雅博学,交际面甚广。叶廷芳闲暇之时,喜吟诗作赋,其诗多为寓景抒情之作,淡泊旷达,③如《大别山观汉口水涨》《同人集大别山分韵》。④叶氏家族经过三代人的打拼,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加上叶廷芳儒雅的气质,吸引了许多文人慕名前来相交,如钱塘文人陆飞、孝感胡绍鼎、汉阳彭湘怀等。⑤其中胡绍鼎与叶廷芳关系最笃,绍鼎精书法,居叶宅时日书千字,喜录廷芳诗作,“其倾倒若此”。⑥胡绍鼎往返叶宅长达三十年,将叶廷芳喻为“贤主人”,①其笔下的叶宅更是江汉文人经常饮酒、赋诗的一个交会场所。第五代叶继雯进京任职后,叶氏的交际范围也由湖北扩展到北京。叶继雯,字桐峰,号云素,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曾任内阁中书、会典馆纂修、军机章京。叶继雯在京三十余载,军机处当值长达十七年,内阁进奉文字多出自其手,为嘉庆帝所器重。②人称云素先生“才气纵横,词华跌宕,诗风醇古,直逼汉魏”,如这首《送潘瑶圃归杭州》:
落日见关河,客心生白云。
岂不惜离别,子有高堂亲。
高堂心恻恻,念子行邅迍。
万里共疴痒,百季为晨昏。
嗷嗷云间鸿,浩浩波中鳞。
今日故人酒,明日故园屯。
竭力事茱水,天涯多苦辛。
不见负米图,卓行齐古人。③
叶继雯在京当值时不仅被阿桂、王杰、刘墉赏识倚重,④更在早年就名噪荆楚。乾隆五十二年(1787)秋,黄梅文人喻文鏊与蕲水文人南豆胜慕名造访叶继雯,居汉期间,正好碰见蕲州文人陈诗放假归来看望继雯,喻、陈、叶气性相投,“过从甚密,丽泽之益良多”。据喻文鏊自述:“往来汉上者,无不知余三人之交最笃。” 后来陈诗做媒,喻文鏊将小女儿许配给叶继雯的次子志诜为妻。⑤黄梅喻氏是鄂东一带有名的书香世家,此时浓厚的儒学氛围充盈着叶氏,逐渐淡化了其药商之家的单一形象。
叶继雯在楚联姻书香世家,在京结交名公权贵,使得叶氏家族蒸蒸日上。叶继雯生有二子志、志诜,长子叶志在二十八岁时因病早逝。①志去世后,次子志诜成为药号的第六代主事。叶志诜,字仲寅,号东卿,自幼聪明伶俐不同于常人,继雯在京当值时常将其带在身边:“朝夕承庭训,于书无所不窥,宏览博闻,人罕测其涯涘。” 嘉庆年间任国子监典簿,官至兵部武选司郎中。②通过叶继雯,志诜师从大学士刘墉、翁方纲,精金石学,凡上古三代的器鼎铭文均能溯明其源、辨析其意,只看印章便能判断出秦汉时期官员的官品,时人称赞“南宋赵明诚也未能超过也”。叶志诜居京期间常逛琉璃厂,淘得许多精品书画、古玩,其私人藏馆“平安馆” 名扬一时,若有文物经叶志诜鉴定并题词,价格便能翻上十倍。③叶氏家族善诗赋、坐拥私人博物馆的文化气质,不仅吸引了当时一大批文人与之相交,交际圈更是辐射到海外朝鲜。其中交善者多为来京的燕行使者与朝鲜士人,“交往时间跨越叶继雯、叶志诜、叶名琛、名沣三代人,形成父子相续的家族性中朝友谊。叶氏与朝鲜文人互赠书籍、字画、金石、药品,虎坊桥叶宅成为朝鲜文人在北京的筹会之所,宅内的平安馆、子午泉更是成为许多朝鲜燕行者的共同记忆”。④
其三,知礼守节。晚清文人胡凤丹曾用“先世咸怀隐德” 来描述叶名琛的家世,⑤叶氏家族多出孝友、行义之人。叶廷芳扶持兄弟,常年散金行善。叶继雯“积学嗜古、守礼行义”。⑥嘉庆十三年(1808)其母孙太孺人殁,继雯归乡丁忧,扶母灵柩归汉,舟行至汉水,抱柩号哭,声震河岸,短短几天鬓发尽白。叶继雯庐居期间,省内官员纷纷致唁,身穿素服的继雯驱车至城门致谢即回,湖广总督汪志伊素闻其贤名,往追之,两人在江边的千古寺席地而谈,引得几千民众跑来,围成人墙,为的是争相一睹孝子风采。⑦叶志诜乐善好施,在京看到一官宦之女因家道中落被卖,出重金将之赎出,视为亲孙女抚养,多年后择良配嫁之; 叶开泰号某会计大量侵吞他人财物,志诜知道后,为其还清了债务并善遣之。①从叶廷芳“书必观孔孟,学必守程朱”,叶继雯“治经尤邃三礼,论说必宗紫阳” 的习儒经历来看,叶氏家族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谨遵三纲五常。②叶继雯之女三姑,七岁时与云梦许兆椿之子承熙订亲,仅过三载,承熙病逝,三姑闻后欲殉葬,被其母劝阻留下,悲泣毁容,从此闭门守节,二十五岁郁郁而终,死前仍挂念与承熙合葬一事,嘉庆十七年(1812)旌表为贞女。③十岁小女守节之事,使时人感到震惊,对叶家颇了解的陈沆道出了缘由:
吾师叶夫子,家世流芬芳。肃肃诗礼门,儿女习义方……或云十龄女,守节古未闻。兹乃天性然,礼教夙所敦。④
在此家庭氛围中成长的叶家子弟,一言一行都彰显着儒家道德伦理准则。从性格与个人作风来看,叶氏子孙多沉稳、坚韧。叶继雯在京居家期间从无惰容,常沉浸于图、史之中,终日凝然; 叶志醉心于算学,“虽雷霆当空,不之闻,泰山在前,不之见也”; 叶名琛“生而端静,不苟言笑,循家法维谨,生性俭朴”。⑤叶名琛在被俘期间自署为苏武,一直抱着远赴英国,与英主理论的希望,在得知面见英王无望之后,不进一米,临终之际大喊:“老臣误国,罪当死!”⑥国人既怨其误国,又感其气节古之少有,粤人称之:“六不总督,即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⑦
总体上看,从第四代叶廷芳到第八代叶恩颐,家族一直传承着尚儒、知礼、守节、行义、内敛的家风,少有经商人的圆滑浮夸作风。到第九代叶凤池三兄弟时,读书才能不如前代,虽依旧走官商结合的道路,但只能通过捐官的方式谋得一官半职,仕途不明朗,只能着力于药号业务。族人在商界长袖善舞,家风也变得浮华、趋利,子孙生活豪奢,花销巨大,靠着药号这块金招牌度日。
四 结语
回首汉阳叶氏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作为一个从江苏到湖北的移民之家,叶氏以“行医” 起家,开设药店“经商” 创立家业,再以科举人仕“业儒” 巩固家业。从中国四大中药老字号的创立时间来看,最早的是创立于明万历年间的“广州陈李济”。①像汉阳叶氏这样开店经营药品的家族,在明中期以前是较少见的,这与“中国古代药业发展、医者专业身份建构”两个问题有关。②从经济层面来看,汉阳叶氏的兴盛史揭示了前近代汉口商业贸易持续上升发展的宏观现象。如果说北京同仁堂有着供奉御药房的优势,那么远离政治中心的叶开泰号则是汉口药业商业化发展的缩影。明末的汉口镇商贸繁荣,多省药材在此中转,对医者来说此地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叶文机以行医维持生计,积累一定的名气与资金后,创立叶开泰药室,并实行医药一体的经营模式(医者一人包揽挑选生药、诊病、合药、宣传销售等流程)。第四代传人叶廷芳因习儒,开始雇用经理管理业务。清中期,汉口药材市场已趋成熟,具有一定规模的药商频繁开展贸易活动,成立药材行帮,修建药帮会馆。原先医药一体的经营模式面临窘境,已不能适用于药品种类繁多、经销多省的叶开泰号。到第五代叶继雯主事时,叶开泰号基本完成医、药的分业,叶氏作为东家,较少坐堂看诊,也不会亲自打理药号,下面设有经理人,形成采进生药、专人配药、售药的规范化流程。
从社会文化层面来说,在皇亲资助下创立药号,使叶氏族人深知若没有强大的后盾,家族产业的经营不会长久。清代,“士” 作为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仍是毫无疑问的,叶氏是以纷纷鞭策子弟攻举业。经过四五代人的努力,汉阳叶氏成功塑造出一个诗书世家的形象,整个家族逐渐摆脱带有技术性质的“专业医者” 身份,叶廷芳之后,仅有叶志诜涉足医学领域。而从叶志诜编撰的医书来看,他更像是传播医学知识的文人。对于家族产业,叶氏有着清晰的定位,先祖以精湛医术创立的叶开泰号既是后世引以为傲的基业,更是子孙习儒、步人仕途的强大经济支柱。晚清略闻叶名琛之人,均知“叶开泰药室是其世业也”。①官场与药号遥相呼应、互相倚仗,是叶氏家族两百多年蒸蒸日上的重要因素。
余英时指出,“十五、十六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一个长期的变动过程”,尤其在明中期以后出现了“弃儒就贾” “士商合流” 的现象,②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周启荣指出,“ ‘士商’ 在清代不仅在事实上融合为一个社群或阶层,在意识及语言的使用上也有明确的表现”。③对于汉阳叶氏,罗威廉(William Rowe)认为,“17 至19 世纪,叶氏家族联合拥有中国最成功的商业集团之一——汉口叶开泰药房和无数的分支企业。汉口大多数成功商人都向往拥有叶氏子孙那样与生俱来的儒雅风姿和儒家社会领导能力”。④如何界定汉阳叶氏的社会身份,能否将其视为“士商”,值得思考。上述“士商” 更多的是指士人涉足商界,并展开商业性质的活动,这的确是一个较为普遍的清代社会现象。而汉阳叶氏的发展史,反过来证明了清代“商” 与“士” 之间仍有较大的鸿沟,“商” 如果要进阶到“士” 这一阶层,需四五代族人在科考上取得成功。事实上,清代“士” 向“商” 流动是容易的,而“商” 向“士” 攀升是艰难的。
明中叶以降,阶层之间的频繁流动,使得个体与家族的身份认同多重且复杂。从汉阳叶氏发展的关键节点来看,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历代主事能顺势而动,积极调整家族重心的发展方向。身处晚期帝制中国的叶氏家族,实际上是随着整个社会的变革而进行转型。医、商、儒相继成为叶氏生存与发展之道,三者层层累积、相融相济,促使家族的社会地位不断上升,整体形象发生蜕变。这不仅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清代家族,亦是管窥前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窗口。
附 汉阳叶氏谱系
续表
资料来源:《叶氏宗谱》、《中国四大中药店之一的“叶开泰”》、同治《汉阳县志》、光绪《汉阳县识》、民国《夏口县志》。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近代史学刊 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