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份，韩国新上映了一部电影《我记得》。在该片上映后半个月左右，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了会谈，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就二战日本强征朝鲜劳工的赔偿问题达成一致，1939-1945年期间，有大约480万朝鲜人被强征为苦役。虽然韩国本土不乏支持劳工索赔的判决，但是日本政府坚持认为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已经得到妥善解决，拒绝再支持其他赔偿，因此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僵持不下。近期更有韩国官员指出政府正在考虑绕过日本公司，由那些受益于日本赔偿的韩国公司来支付劳工赔款的方案，但是这一方案遭到了受害者家属的强烈反对。《我记得》这部影片在这个敏感时间上映，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韩国国内对于韩日关系的复杂态度。除了主线故事外，影片的背景中融入了许多韩日冲突的元素，比如男配角的父亲和公司的劳资纠纷。
回到故事本身，电影其实讲述了一个非常单纯的复仇故事，患有阿兹海默症和老年痴呆症的男主人公韩弼洙在行将就木之时，因为妻子离世后再无牵挂，决定执行自己策划多年的复仇计划，复仇的对象均是在日本占领韩国期间以不同方式残害了韩弼洙家属的人。整个架构设计非常像2017年的电影《杀人者的记忆法》，只不过前者是基于真实历史背景的改编。韩国的影视作品从来不乏失忆梗，甚至成为许多烂片的标配。不过本片非常巧妙地用了双关语，失忆不仅是指男主人公的病症，也是暗讽整个国家对于过去的遗忘，在历史背景的加持下缺点反而变成了优点。
此类题材的影片在国内大概率会被定性为典型的爱国主义教育影片，势必要号召观影学习，写心得体会，只是仅靠“YY”并不会让国产神剧变得“YYDS”。与神剧不同的是，本片几乎不存在伟光正的正派角色，有的只是小人物的挣扎。本片最令人称道的部分并不是韩弼洙对复仇的执念，而是对人性深处的灵魂拷问——如果你生活在那样的年代，你会选择正义还是苟活？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对杀戮的辩解吗？不是的，因为人性本来就不能够以简单的善恶去定义，在受到生命威胁的时候，普通人往往会选择求生的本能而不是道德底线（男配角这条线的作用之一就是不断在强化这个观点）。这就是为什么仇家质问韩弼洙：”你能活下来，和我又有什么区别？“质问的对象绝不仅只是针对韩弼洙，在二战期间，有20余万朝鲜籍日本兵，其中就有前韩国总统朴正熙，也就是朴槿惠的父亲。而韩弼洙所复仇的对象，无一例外全都是在二战期间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了日本侵略，在战后成功洗白一举成为政商学界名流的显赫人物。事实上，韩弼洙本人当年也为了生存选择加入了关东军，被强征为慰安妇的姐姐是被弟弟的选择所刺激，而后选择自杀。所以，韩弼洙原本复仇计划的最后一步就是通过自杀完成自我救赎。
作为一部极具教育价值的影片，整个故事对于驯服观众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野心，而是呈现了一种复杂的情感冲突，既是施暴者又是受害人在回望历史时该如何自处。影片的不同角色分别代表了几类不同的群体，韩弼洙代表的是曾经做错事情，悔悟后选择赎罪的一类人；以金治惪为首的则是代表曾经做错事，但是成功洗白不知悔改的一类人；男配角朴仁奎则代表的是被历史洪流裹挟的普通人；金治惪的孙女代表的是没有经历过历史但是代表国家未来的下一代。导演给出的态度就是如果坐视洗白者蹂躏历史，下一代就会生活在谎言中。因此代表我们绝大部分普通人的朴仁奎站了出来，帮了韩弼洙，但是这种拔刀相助是无奈的，是充满恐惧的，也是真实的。当看到朴仁奎的怯懦，韩弼洙的羞愧时，你便很难从道德制高点居高临下地批判别人，普通人面对道德与生存时的挣扎是让人们敬畏生命，惧怕战争的良药。
《我记得》作出了一种示范，铭记历史的前提是尊重史实，真相的呈现反过来又会警醒人们珍惜和平，因为我们很难确保自己在残酷的境遇下不会作出非人的抉择。虽然每年有超过10亿的日本鬼子在神剧中死去，但是我们不仅无法从中找到这样朴素的价值表达，神剧更是沦为了歌功颂德的工具，从中几乎找不到生活中你我他的痕迹，要么好到完美无瑕，要么坏到穷凶极恶，试想下一代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他们会如何看待历史？
看完《我记得》，不禁想起罗翔曾经在他的著作《圆圈正义》中说过，那种忽视正义，滥施恩情的人道主义，有着太多的伪善，他们经常会是为了假想的将来而忽视现在的利益，为了抽象人类而无视具体人的悲苦。爱不是爱抽象的概念，而是爱具体的人。人类是抽象的, 并无具体的对象, 无须投入真心, 收放自如, 还可以为自己赢得道德上的优越感, 但具体的人总是有那么多的问题, 总是那么的不可爱。爱是要付出代价、恒久忍耐的。真正的爱永远是对具体个人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