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战争后，狼子野心的日本帝国主义逐渐将魔爪伸向了我国的东北地区，妄图以东三省为据点，一步步蚕食掉我国那广袤的领土。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原沙皇俄国的租借地关东州跟南满铁路被日本夺取，辽东半岛普兰店到皮口一线以南的地区开始沦陷于日寇的控制之下。
当日本在旅顺口设立关东军司令部后，这支得名于我国辽宁关东州的侵华部队开始在东三省的黑土地上发展壮大，逐渐成为了日本当时最精锐的部队之一，被日军内部誉为“皇军之花”。
但不管日寇用怎样华丽的辞藻来粉饰他们这支法西斯军队，日本关东军都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了累累暴行，灭绝人性的日本731部队也长成了关东军下的一颗毒瘤。
一、关东军罪孽深重，最终覆灭
在关东军被俘人员供述的回忆录中，他们当年为了试验一种新式毒气的效果，曾经从大街上掳掠来一对中国母女，然后便将其二人残忍的关在了一间透明的玻璃房中。
随着毒气被缓缓注入玻璃房后，小女孩猛地从母亲怀中抬起头来，充满疑惑的向四周张望着。
但小女孩的母亲却知道她们母女在落入日寇之手后已经是凶多吉少，当她看到那些不断包裹住两人的毒气时，也只能徒劳的捂住女儿的口鼻。
吸入毒气后的母女两人很快便身体痉挛，重重地倒在了地上，直到临去世前的最后一刻，这位母亲依旧紧紧将女儿护在了自己怀里。
而在日本关东军的私人信件中，他们更是毫不避讳的写下了自己曾经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暴行：“步兵作战时，几乎每天都在放火、抢劫、杀人”；“在扫荡一个村落时，所有男子被杀，小孩被扔进火中，共杀死150人”......
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即便我们当时的抗日武装队伍在军械上落后于敌人，但抗日救亡的星星之火却始终燃烧在东北平原上。而德意日三国反人类的法西斯行径也激怒了全世界每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每一位热爱和平的人民。
1945年8月6日，美国飞行员保罗.提贝兹驾驶着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埃诺拉.盖伊号飞行到日本城市广岛上空，将一颗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投掷在了日本本土。
当原子弹爆炸扬起的飞尘还未散尽时，苏联元首斯大林也终于下定决心，任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为远东战事总指挥，将一百五十万苏联红军、两万六千门火炮、五千五百辆坦克、三千八百架作战飞机和六百七十艘舰艇派往了远东战场。
在中国抗日武装力量跟苏联红军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是困兽犹斗的日本关东军被迅速击溃。1945年9月，当日本关东军正式向苏联红军递交投降书后，这支在中国土地上犯下滔天罪行的队伍，也终于走向了末路。
二、被送往西伯利亚改造，条件艰苦
当关东军投降的那一刻，60万日本官兵也成为了苏联红军的俘虏。这些俘虏也最终被运送到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斯坦等地区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劳改营中进行劳动。
在日军战俘清水芳夫的回忆中：“我们被装上了“焖罐”火车，从西伯利亚出发，最终被遣送到设立在拉达的第118战俘所，就在莫斯科东南方向400公里的坦波夫城附近......在那里，我们住的是半地下式的窝棚，一直住到那一年的8月，这些窝棚是几年以前建造的，窝棚里的柱子是整根原木，已经被手垢弄得黑亮黑亮的！”
除了清水芳夫记忆中的半地下式住所外，还有一部分战俘营为地下式住所，对于高纬度地区的人们来说，日光的照耀是珍贵而稀缺的。但为了保暖和御寒，他们宁可放弃掉珍贵的阳光，也要想尽办法保存到最多的热量。
而这些地下式的窝棚，则可以帮助生活在冰天雪地中的人们御寒，在这些窝棚的内部，则放置有供日本战俘休息的双层铁床。
为了防止这些俘虏们外逃，战俘营的外围都用两到三层的圆木跟铁丝网围了起来，在苏联高层的指示下，800吨带刺的铁丝网也被迅速生产出来并运送到各个战俘营中。
除此之外，铁丝网附近的土壤都被挖掘或撒上了一层细沙，如果有战俘想要出逃的话，势必会在上面留下脚印。在栅栏跟铁丝网的围绕下，想要从战俘营中出逃也是难如登天。
德意日三国接连溃败投降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悄然落下了帷幕，每一个被战争摧残过的受害国家都需要用时间来治愈伤痛。
摆在苏联人民面前的是，他们战争结束时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了战前的41%，由于食物严重供给不足，苏联人也只能实行食品配给制才能勉强果腹。
曾经在日本战俘营中接受劳动改造的日本战俘加川治良回忆说：“干的是伐木和铺枕木的活儿，吃的却是用饭盒盖盛着的稀粥！”
而其它相关资料似乎也佐证了这一观点，战俘所食用的稀粥中几乎没有米，取而代之的是燕麦、高粱、小米和大豆一类带皮的谷物，由于水多粮少的缘故，每一份稀粥都像是菜汤。为了增加饱腹感，当这些战俘们忍受不了饥饿的折磨时，会在自己的稀粥中大量掺水。
但水终究是无法为他们提供热量，只会增加他们上厕所的次数，在西伯利亚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天气中，战俘营内的厕所前总是排着一支长长的队伍。
为了安全卫生考虑，战俘营的厕所通常会与宿舍隔开，两地之间也间隔的很远。这些厕所也只不过是在地上挖了一个大洞，然后在洞的四周围上了些简易的木板，这些粗糙搭建的临时小屋，便成了日本战俘们的厕所。
在寒风料峭中上厕所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来自西伯利亚的冷风轻易就能吹透战俘们那略显单薄的衣衫。一些身体素质不佳的战俘因无法忍受寒冷的侵袭，即便有了想排便排尿的生理冲动后，也只能强忍下来或者就近在宿舍附近解决。
在一份来自苏联奈柏鲁斯卡亚收容所的饮食单据中，战俘营中的战俘们早上跟中午可以得到一份高粱粥，晚饭除了可以吃到一份高粱粥外，每人还有200克的黑面包、两克白砂糖和两克大豆油。
这份珍贵的枕头大小的黑面包在被送到每个战俘班中后，他们会先从上面切下一块作为模板，然后再根据人头数将面包切成大小相等的片。
如果有幸还剩下一份面包块时，这份剩下的面包块会被细细的切碎，继续按份分好，等到一切都准备完毕后，再抽签决定每一份的归属权。
尽管分配方式被设计的极为精细，但战俘营中的日本兵们还是心怀鬼胎、互相猜疑，他们会猜忌旁人在抽签时有没有动手脚，猜忌切分面包的人有没有偷偷藏下一份面包屑。
曾经的关东军们作为日寇的精锐，自然是少不了吃香喝辣，幻想着可以征服中国乃至征服亚洲，但当这群狼狈为奸之徒被关进战俘营后，也便将自己的那些小伎俩用在了“分割每一片黑面包”上：“把分好的面包拿在手里，和周围人比大小，自言自语着把面包送入口中。”
但即便如此，承受着体力劳动的日军战俘们依旧无法从高粱粥跟黑面包中获得足够的能量，因此当他们外出劳作时，他们也会将精力用在搜寻松鼠、蛇、野鼠的尸体上。
当日本战俘发现这些“优质蛋白质”来源时，便会迫不及待的将它们送入口中，既不会将这些动物褪毛，也不会将这些动物进行简单的蒸煮或烧烤。
除此之外，战俘们还会在野外挖掘艾蒿、菌类、野萝卜、高兰的根、紫苏、牛蒡等一切可以食用的野菜，以此来勉强维持其身体机能的正常运转。
唯一的问题是，不是每一名日本战俘都有分辨野菜跟毒野菜的能力，一些没有野外生存常识的日本战俘在发现某些绿色食物后，便会如饿虎扑食一般将这些野菜塞入口中。
当他们误食有毒的野菜后，轻则腹痛腹泻，重则一命呜呼：“有一次，四个战友在工地上吃了毒草，其中有两个人当场就痉挛而死，回到收容所后另外两个人也痉挛而死了！”
后来这些日本战俘才知道，有些人之所以会因为野菜而死，是因为有人在西伯利亚平原的野外发现了一些类似牛蒡的植物，但可惜的是，这些植物并不是脆嫩爽口并可以散结解毒的牛蒡，而是一种被称为“毒的世纪”的毒草。
当初丧心病狂的日本731部队曾经将各种毒气、鼠疫杆菌、炭疽病毒散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并将这些生化武器用在了无数无辜平民身上，如今这些日本战俘也因为毒草而死，终究是天理昭昭、报应不爽！
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除了饮食问题是个大问题外，用水问题的严重性也不容小觑。
在熊本县大阪松夫的回忆录中：“水是这样获取的，将河流割开的厚冰放入桶中，然后再用雪橇运回来。到收容所的时候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冰被冻住了，因此水是非常珍贵的，基本上都用于一千多人的做饭上了！”
由于这些冰水大多是被用来饮用及做饭，那用来洗漱跟沐浴的水自然是少得可怜：“水非常少，早上用一杯水和矿盐来刷牙再洗脸，每天都这样。”
但这并不是苏联官兵在故意虐待战俘，因为大阪松夫接着回忆说：“在这里，苏联教员们早上用半杯水洗脸。”
在这里，洗浴变成了一件奢侈且享受的事情，当战俘们可以洗浴时，每人仅可以分到两桶热水跟两厘米的香皂，这些就是他们用来清洁身体的所有用品。
在这样一种“洗澡难”的大背景下，跳蚤、虱子跟疥螨等“小动物们”开始在战俘营中流行。在一些战俘的贴身衣物或卷脚绳中，随手一摸便会摸到大量的虱子。
日军战俘想要在铁板床上睡个好觉时，虱子便会优哉游哉的从他们的身体中溜出来，搅得这些战俘难以入眠。因为虱子喜欢温暖的地方，为了清除掉这些恼人的小玩意儿，一些战俘一有空闲时便会紧贴在壁炉旁边抓虱子。
由于虱子的数量实在是不容小觑，即便他们将手指捻的通红，依旧会有大量的虱子从各个角落蜂拥而至，单凭人力根本捉不尽。
虱子跟跳蚤的肆虐，使得斑疹伤寒等传染病开始在战俘营中蔓延，当苏联工作人员发现这一流行病时，已经有不少日军俘虏被伤寒病折磨的不成样子。
为了阻止这场流行病进一步扩散，苏联官方出动杀菌所对战俘营进行了彻底的消杀跟热处理，这才将这些寄生虫彻底消灭。
除此之外，各个战俘营中的医务室也开始行动起来，对日军战俘进行各项应急治疗。护士们则每天都要检查所有人员身上是否携带有虱子，如果发现任何有关虱子的蛛丝马迹，都会被立刻清除。
对于战俘们来说，少不了的要进行劳动改造，当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时，他们的伙食标准也会与他们的劳动强度进行挂钩。
到了每个月的固定时间节点时，这些战俘便会被送到战俘营的医务室中去，接受医生的例行身体检查：“一名神情严肃的苏联女军医为我们做检查，方法是拉起每个人大腿上的皮。我们个个皮包骨，皮肤粗的像砂纸，根据肉的厚薄，我们被分成若干等。”
每当这些战俘们接受身体检查时，他们都会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自己能被分到最低等级的那一档里去。
战俘身上脂肪层的厚与薄，也代表着他们的身体是否强壮，对于那些壮硕些的日本战俘来说，他们在接受更高强度劳动的同时，也会被分到更多的口粮。
但大部分日本战俘却不想用更多的劳动来换取更多的食物，他们更希望自己可以少做一些粗重的活计，希望落在自己身上的活儿可以轻松一点。
三、俘虏内部相互欺压，被遣返后记恨苏联
即便这些日本士兵已经脱下了军衣，成为了苏联红军的俘虏，并在西伯利亚平原上接受着劳动改造，但在日本战俘内部却依旧分着三六九等，那个所谓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依旧是大部分日本战俘的精神领袖。
一些曾经的日本军官依旧在借用“天皇陛下的余威”来震慑那些普通的日本士兵。每天早晨，日军战俘都会按照长官的命令，对着千里之外的日本皇宫参拜祝祷并背诵《军人敕语》。
当某个日本战俘对这位曾经的上级表达出丁点不满时，他便会被进行区别对待，有时是武力恫吓，有时则会被“禁食”惩戒。
一个战俘“禁食”则意味着会多出一份口粮，而这份口粮最终会被送到（曾经的）军官那里，任凭他们大快朵颐。
一名日军战俘在进入战俘营前，曾经被要求上交身上的贵重物品，这个战俘在把自己的手表交到苏联教员手上时，还担心这块表会被他给贪墨掉。
后来由于这个日本战俘表现良好，在即将得到回国机会时，这块手表又被原原本本的还到了战俘手中。但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这块手表并没有在这个战俘手中待太久，因为这块表迅速被日本军官拿走并美名其曰为“代其保管”。
当这个日本军官将这块表拿到手后，转头就将这块表给卖了出去，丝毫不顾忌那名战俘的感受。
一名日本战俘因偷窃而被抓住后，按理应受到处分，苏联战俘营的管理人员便将这一处分权交到了日本军官手中。
而这名战俘受到的惩罚是被带到浴室中扒光衣服，然后在浴桶中灌满冷水和冰块，随后再在他身上抹一层淤泥，将他赶到了零下三十度的走廊中去。经过这样一番折腾后，这名战俘很快便因为风寒感染而死。
即便这些日寇成为了战俘，他们依旧没有摆脱帝国主义那套极端而残忍的处事方式，只不过这一次，他们将那些毒辣的手段统统都用在了自己人身上。
为了清除战俘们脑海中余留的军国主义思想，苏联方面在针对日本战俘所发行的报纸《日本新闻》中写道：“打倒日军组织，取消日本军队的等级制度，将旧日本军队制度解体，鼓励战俘们走社会主义道路！”
劳动改造只能使日本战俘在身体上感到疲倦，并不能反思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怎样的邪恶跟错误，思想改造则可以从更深层次洗刷他们灵魂深处的罪恶。
在苏联方面的努力下，《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代表先进文化与先进思想的书籍被送入战俘营中，供这些曾经双手沾满无辜人民鲜血的日本战俘学习。
在苏联教员的大力宣传下，一部分日本战俘确实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开始积极学习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
为了将这些新学到的知识加以应用，一批战俘还在劳改营中创办了《日文报》《新生》等刊物和板报，并在上面交流思想，刊登小故事，以此来打发劳改营中那有些单调的生活。
但这些有所觉悟的日军战俘只是极少数，大部分日军战俘脑海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已经根深蒂固，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学习与改造并不能将他们的思想纠正过来。
当一些日军战俘得知表现后就可以提前回家，而表现不好则会被送到战俘惩戒所并延迟回国后，他们则开始钻空子，即便是装也会装出一副热爱马克思主义的虚伪面孔来。
但不管他们怎样扯着嗓子唱“红旗歌”跟“国际歌”，他们都只是想早点回国而已，而不会深究这些歌中的深意。
原日本战俘河边三男就曾公开表示：“在不学习的人不能返回日本的前提下，为了回家即使反感也不得不学习社会主义，故我也参加了......对于我们来讲，共产主义宣传和教育，只是点头而已，没有必要反对它，别的都无所谓，只要能让我们早一天回国就行。”
从1946年开始，苏联方面开始一批批遣返日本俘虏，解送船白龙丸号也接到命令从真冈港出发，船只起航时，数块黑色物体被从船只上给扔了下来。
围观的人不难发现，这些日本战俘丢掉的，是苏联方面配给他们的直径为30公分的黑面包，他们一边扔，一边疯狂的叫嚣着：“俄国人的破烂！”
一个被从远东战俘营遣返的日军战俘回忆说：“临边的居民请求把我自己的口粮分给他们，尽管日本人处境很差。”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尽管日本战俘营中每日定量的口粮虽然非常微薄，但他们好歹每日可以按时领到一份口粮。
在那样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中，哪怕是苏联人都在为每一口粮食而辛勤奔波劳动，但这些日本人，却轻而易举就丢掉了苏联方面为他们准备的在海路上应急果腹的黑面包。
或许从这些战俘登上遣返船只的那一刻，他们就已经将战俘营中那些数着指头盼粮食的日子给抛到了脑后，那他们在战俘营中接受的新思想教育，怕是也同时忘了个一干二净。
结语
时至今日，日本右翼仍在模糊侵华历史，拒不承认他们当初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那些大肆屠杀平民、凌辱妇女、研制生化武器的日本刽子手的后代们，依旧在参拜靖国神社，人类的皮囊下掩藏着的是恶魔般丑陋的心肠。
日本人对战争有过反思吗，或许当“胖子”跟“小男孩”降落在广岛跟长崎的土地上时，当60万日军战俘在寒风呼啸的苏联战俘营中用每日劳动来换取每日口粮时，他们是反思过的。
只不过，他们的反思太过浅薄跟短促，当原子弹爆炸的余波散去，日军战俘离开苏联后，他们的“反思”也便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