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以千计的中国古代小说作品中，《西游记》无疑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存在，西天取经普度众生这般庄重严肃的话题竟然出之以嬉笑怒骂、幽默诙谐的笔法，如此写法及风格的作品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翻看作品，同样令人感到惊奇乃至困惑，小说中所写的明明是一支去西天取经的佛教队伍，但其传奇事迹却用道教特别是内丹学的视角及话语进行诠释，且作品中又不时可见对道教的调侃和嘲讽。
多种宗教成分的并存杂糅也使《西游记》成为中国古代分歧最大、误读最多的小说作品之一。这种分歧从明清时期就已经开始，与其他小说截然不同，这一时期的《西游记》批评包括《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西游原旨》等几乎全部都是从宗教角度着眼，或儒教，或佛教，或道教，或三教合一，将作品视作传道之作，而非文学作品。
进入二十世纪，胡适、鲁迅等学人抛开宗教视角，从文学、文化等角度对作品进行新的解读，开启了《西游记》研究的现代篇章。研究者对作品开篇孙悟空大闹天宫这部分内容甚为关注，多给予很高评价，这固然是因为这一部分确实写得十分精彩，但也不能不承认，它契合了人们推崇的革命、反抗等现代价值取向。
有意思的是，不管站在哪个角度立论，孙悟空前期的反抗天庭与后来的归依佛门形成了巨大反差，对孙悟空后来具有背叛色彩的思想转变及其降妖除怪之举该如何评价，这不免让不少研究者感到尴尬，一些人只好采用各取一端的方式，绕开这一矛盾。
具有现代学术色彩的《西游记》研究已经走过一个世纪的历程，经过数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尽管取得了不少丰硕的成果，但回到文本自身，上述两个问题依然存在，这可以说是两条横在《西游记》文本中的巨大裂罅，也可以说是解读《西游记》的两个悖论。两个问题看似各自独立，实际上有着内在的关联，那就是都关涉到《西游记》的主旨这一核心话题。普通读者可以不理会，但专业研究者则无可回避。
《西游记》研究要想走向深入，走出新路，必须从解决这些疑难问题开始。陈洪教授新出的大作《“西游”新说十三讲》正是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集中探讨的专书，该书在此方面有着非常精深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深入解决上文所说的两个问题，有一个基础工作要做，那就是理清《西游记》一书中的全真教成分。前人如柳存仁等曾做过一些初步的工作，并提出一些颇有启发性的看法，但限于当时的条件，还不够系统深入。
作者此次则在充分吸收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梳理，并对一些较为重要的术语和诗文进行阐释。作者将《西游记》中的全真教“痕迹”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关内丹修炼的术语，如水火、木母、婴儿、姹女、三三等；一类是从它处迻录的全真道士诗文。从内丹术语来看，不仅数量多，遍布全书，而且往往反复使用，形成了一个彼此关联的“意义网络”。
从直接迻录的全真道士诗文来看，至少有十五篇，多来自冯尊师的《鸣鹤余音》、张伯端的《修真十书》等。此外，《西游记》中还有不少带有全真教色彩的诗文，或自撰，或迻录，无论是数量还是篇幅，也都相当可观。
应该说，全面梳理的结果还是让人感到颇为震撼的，全真教的成分在《西游记》中绝非偶然的存在，也非简单的嵌入，而是有意为之的结果，且与作品中的一些人物、情节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关联。
研究《西游记》，显然是无法绕过这一问题的。先前之所以未能得到充分重视，一方面是因为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忌讳谈《西游记》中的宗教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研究者与古人的知识结构存在较大差异，《西游记》的现代研究者对全真教的内丹学较为陌生，未能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及重要。
这实际上也给研究者一个警示，一方面大家觉得名著的研究已经山穷水尽，难以取得新的进展，但另一方面，一些重要且明显的问题就摆在那里，无人问津。
理清完《西游记》的全真教成分之后，下一个问题也就随之而来，这些全真教的内容从何而来，是何人在何时出于何种动机加到作品中来的？解决这一问题，势必会涉及到《西游记》的成书问题，这正是全书要探讨的核心内容，也是全书最为出彩的部分。作者认为在《西游记》的成书史上，曾经历过一个“全真化”的重要环节。
众所周知，《西游记》书出众手，属于世代累积型成书，从唐贞观年间玄奘西行取经这一壮举到明万历年间《西游记》世德堂刊本面世，其间经历了差不多上千年的时间，其间的发展演进颇为曲折复杂。
那么，《西游记》的“全真化”发生在哪一个时间段？作者结合全真教的形成以及西游故事在各个阶段的发展演进情况，推测是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到《西游记》小说之间，具体时间是在元末明初，“可能延续了元末到明初较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全真本’《西游记》也不是一次成型，出于一人之手的”。
当然全真教与本属佛教的唐僧故事的结缘也并非无因，这与全真教自身的特点有关，作者指出，王重阳自创教之初就宣扬三教合一，并借助佛教话语传教，因此玄奘取经故事引起全真道士的关注，两者的交集也就顺理成章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了。
同时还要指出的是，尽管《西游记》的文本中有很多全真教的成分，但全书的主要倾向却是扬佛贬道，且有不少道教的负面描写，作品中的不少妖魔具有道士身份，如比丘国的国丈、车迟国的三位国师、西梁国的如意道人等，从作品中也不难找到对道教的不恭之辞。那么，该如何来解释这奇特的一矛盾现象？
对此作者也专门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全真化”只是《西游记》漫长复杂成书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其后作品的文本又经过“最后加工、定稿及刊行”，直到明万历年间世德堂本的面世，前后相差一百多年。其间，佛道两教不断进行争胜、摩擦，嘉靖、隆庆两位皇帝对两教的态度有着鲜明反差，《西游记》文本中那些对道教不友好的成分便是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反映到文本中，便自然形成了全书贬道扬佛的宗教立场与叙事态度”。正是因为书成众手，《西游记》的文本才在思想层面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元性。
至于作品中孙悟空反抗天庭与归依佛门的前后巨大反差，作者在全书最后一章也进行了专门解释，他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解读与对西天取经性质的认知有关，从作品的具体描写来看，唐僧师徒西天取经既是在普度众生，同时也是在自我救赎。“两者的结合，就是理解《西游记》全书的大思路”。
对唐僧师徒五人来说，尽管各自出身不同，但他们是以有罪之身组成的取经队伍，在西天取经路上以苦行及降妖除怪的方式完成救赎。从这个角度可以对孙悟空行为的前后反差给出较为合理的解释。作者对现代读者的特别欣赏大闹天宫故事也表示理解，并结合文本，指出其合理性。
通过作者认真、系统的梳理和辨析可以看出，《西游记》的成书过程要比过去人们认知的更为复杂，这种复杂也带来了文本的丰富和多元，乃至形成难以弥合的裂罅。该书的价值也是多方面的，具体到《西游记》研究来说，一是揭开了文本中的一些谜团，对书中存在的矛盾之处给出合理且有说服力的解释。二是将以往的世代累积说加以丰富和充实，将《西游记》的成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作者通过对文本的精细解读，结合相关材料，还提出一系列重要的观点，比如通过内丹学相关内容的比较，找到一些不可逆的修改证据，认为简本出于繁本。简本、繁本孰早孰晚，这是《西游记》研究中的一大难题，从内丹学的角度进行比勘考察，这无疑是个新角度，很有启发性。
其他如对作品扬佛贬道倾向的论证、对心猿、弼马温、须菩提、牛魔王等人物名号的追溯考索，对唐僧师徒取经名目的考察、对三打白骨精故事的阐释等，也都富有新意，可谓新见跌出，很有启发意义。
由上述的梳理，也可以看出全书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那就是从问题出发，依据最为基础的文本和丰富可信的资料，层层递进，步步为营，逐步解决问题。
作者在绪论中表示担心“由于思维惯性，也由于知识结构的局限，人们对于自己不熟悉的方法、不理解的观念，有时会不假思索地拒斥。‘新说’可能也会面临如此境地”，从全书的实际情况来看，论证充分，说理透彻，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这种忧虑是可以打消的。
就笔者个人的体会，阅读该书，收获的是不仅仅作者有关《西游记》的一系列新观点，而且还可以得到方法论方面的启示。
其实不光《西游记》，在《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作品中，也存在类似的文本裂罅，比如《水浒传》中的宋江，在小说前半部分，不断引荐众好汉上山入伙甚至使用胁迫手段，其后主动归顺朝廷，带领兄弟们去镇压和自己一样聚义的方腊，这与孙悟空的先反抗天庭后皈依佛门、降妖除怪有着相似之处。这些问题大多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因而可以借鉴作者的思路举一反三，进行深入探讨。
就当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情况而言，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一片热闹景象，但从实际的进展来看，一直未能走出瓶颈状态。要打破这种状态，也许可以从一些以往争议较大的疑难问题入手，充分利用当下的学术优势，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梳理，也许能走出一条新路来。
最后要说的是，作者对《西游记》文本裂罅的分析卓有成效，富有新意，其对《西游记》成书过程特别是“全真化”和加入不利道教内容等环节的探讨合情合理，并放在当时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考察，但主要还是依据文本进行的逻辑层面的推测，有待相关史料的证明。
其中也有一些让人浮想联翩的地方，比如《西游记》一书全真教成分如此之多，并渗透到人物、故事层面，这已经不是嵌入和迻录，而是进入创作层面了，非“全真化”所能涵盖，做此工作的全真道士也可以称作《西游记》的作者了。让人好奇的是，全真道士据以改动的《西游记》原稿是个什么样子？
另外，“全真化”的环节发生在元末明初，距《西游记》小说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在全书的最后写定阶段，那位写定者既然如此厌恶道教，为何只改动部分情节，而没有将遍布全书的全真教成分删去？其定稿过程究竟如何？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一部书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其提供的学术空间期待着更多有志者一起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