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全球政治与经济局势动荡，经济震荡下行，通胀高企。全球主要央行加快了货币收紧的步伐，美联储为应对高通胀开启了近40年来最激进的加息周期。高通胀下的加息和地缘冲突等，也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大幅度波动。
我国经济在2022年同样面临挑战，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下，呈现先降后升的V型走势。
2023年中国经济会怎么走？A股市场蕴含哪些投资机会？投资者又需要警惕哪些风险？近日，《国际金融报》记者带着一系列问题，专访了摩根资产管理执行董事、环球市场策略师朱超平，试图寻找答案。
摩根资产管理执行董事、环球市场策略师朱超平
经济环境改善助推资产价格走势
相较2022年，朱超平认为中国经济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在2023年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为国内的资产价格走势形成助推。
在国内经济方面，朱超平表示，全国疫情传播的高峰在2022年底基本结束，为国内经济活动的复苏创造了有利的环境。随着对国内和跨境人员流动的限制逐步解除，客流量和货运量在今年年初已经开始快速反弹，反映出需求侧仍然具有一定的韧性。伴随经济活动企稳，企业和消费者信心有望逐渐提升，进一步提振需求，从而夯实经济复苏的基础。
在政策方面，稳增长依然是2023年的主要政策目标，并且相关的支持性政策可能进一步升级。
“货币政策维持稳健和精准，有利于继续提振企业中长期贷款需求。同时，结合各地因城施策，对房地产政策进行调整，房地产企业的信贷条件和流动性将获得提升，去年对增长的拖累效应可能消退。”朱超平表示 。
在财政方面，朱超平认为，扩张性政策有望持续，但政策重点与2022年可能有所差异。地方政府融资和基建投资的动能在上半年可能持续，但是基于2022年的高速增长，今年的基建投资增速大概率将会下行。另一方面，政策的增量主要在于对居民部门和中小企业的支持性政策，包括消费补贴和税收减免。为了支持信心的修复，这类政策需要持续较长时间。
从外部环境来看，2023年机遇和挑战并存。
“一方面，成熟市场的经济增长趋弱，在出口方面形成较大压力，并且可能向国内制造业产业链传导。另一方面，亚洲新兴市场的增长有望向好，与中国形成良好的互相推动。央行政策面的变化可能更为有利，预期美联储在一季度暂停加息，给国内经济政策较大的宽松空间，也有利于缓和人民币汇率压力。”朱超平说。
中国GDP增速预计达5%左右
对于2023年中国GDP的增速，朱超平预计可以达到5%左右，主要的增长动力来自疫情后经济活动重启和政策支持带来的内需反弹，但是经常项目方面可能会面临欧美市场增长放缓和服务贸易进口增加的压力，对GDP增速造成拖累。由于2022年分季度的增长率受疫情严重扰动，2023年各季度的数据可能波动较大。预计一季度缓慢复苏，二季度则由于低基数效应呈现较强的同比增长，此后在三季度略有走弱，四季度则会再度反弹。
那么，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2023年又将如何表现？
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中，朱超平认为，消费有望起到最主要的支持作用。在疫情期间，家庭部门出于预防性动机明显增加了储蓄存款，而消费则一路走低。在过去三年，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余额持续保持10%以上的同比增速，到2022年11月底达到117.5万亿元，比2019年底高出47.2%。根据不同机构的估算，其中隐含的超额储蓄在3万亿至10万亿元区间，可能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带来10%左右的额外增量。不过，这部分消费潜力的释放取决于居民部门对未来就业和收入增长的信心，需要稳增长政策的持续发力才能够实现。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朱超平预计增速在2023年可能达到6%左右，相对2022年有小幅提升，其贡献弱于消费。在各地大幅松绑房地产政策的背景下，房地产投资有望实现个位数的增长，扭转对整体投资增速的拖累。另一方面，2022年10%以上的基建投资增速可能难以持续，可能回落至低个位数区间。投资增长的最大变数来自于民营经济部分，也和民企信心的恢复密切相关，有赖于行业监管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性、金融支持政策的可持续性、市场化改革措施的可预期性等方面进一步的改善。根据政策周期的变化来看，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有望在今年下半年恢复到两位数增长，对冲基建投资增速下行的影响。
在经常项目方面，朱超平表示，有可能因为出口商品的需求回落和服务贸易进口的增加，导致净出口出现负增长，从而对今年的GDP增速造成拖累。不过，这也是中国经济在疫情后走向再平衡过程中的必要步骤，不需要对此过于悲观。
A股有望维持上行趋势
2022年，A股震荡调整，沪深两市三大指数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2022年11月，A股迎来强势反弹，投资者信心在逐步恢复。
谈及2023年A股走势，朱超平认为在盈利和估值的双重推动下，A股市场可能在今年维持上行趋势。不过，目前在市场预期方面仍然存在一定分歧，A股的反弹过程在近期仍有可能经历波折。从市场节奏来看，A股市场在一季度有可能处于震荡筑底的过程，而上行趋势在二季度后可能更加明确，这一过程也将伴随热点板块间的结构转换。
朱超平表示，奥密克戎毒株的大规模传播在今年1月基本见顶，有利于各项经济活动的恢复，推动了从去年11月以来的估值修复行情。市场目前的分歧在于，对基本面改善的预期是否已经在反弹中充分兑现，抑或上市公司盈利仍有上行空间。从一些上市公司陆续发布的2022年报可以看出，过去三年中的高度不确定性显著影响到企业对未来的预期，在2023年的展望中呈现乐观和谨慎情绪的高度分化。
近期的市场日成交金额仍然位于底部区域，朱超平认为这也反映出部分投资者还处在观望状态。在一季度，主要股指已经有一定幅度的反弹，但经济走势尚未明确，稳增长政策也没有显效，A股可能在市场分歧的推动下维持震荡筑底的行情。
“进入二季度，随着经济数据改善和各项政策落地，A股市场有望逐渐确立上行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投资者首先关注的将是消费相关的数据，比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餐饮服务收入、旅游人数、院线票房等，这些数据的回暖有望拉动中下游的消费和服务业板块，继续兑现基本面改善的利好，带领市场人气回暖。在上升趋势更为明显后，伴随投资者风险偏好显著回升，行情有望向估值较高、弹性较大的板块轮动，新能源、自主创新、医药等长期投资主题有望拉动市场走出主升浪。”朱超平指出。
港股仍具上行空间
港股在过去两年面临内部和外部双重不利因素的打压，走势弱于A股，但前期较大的下行幅度可能也意味着较好的回报机会。
在2023年，朱超平认为港股可能受益于国内基本面改善和海外货币政策紧缩见顶等多重因素，行情走势与A股类似，但上行空间可能更大。从内部经济环境来看，伴随国内疫情管控政策的调整和经济活动的复苏，上市公司盈利有望从底部快速反弹。对于香港而言，跨国和跨境人员流动对经济和市场的作用至关重要。随着内地和香港之间人员流动管理的便利化，香港的服务业、旅游业也将走出底部，有助于提振当地的经济活力和投资者信心。
在政策面，朱超平表示，美联储加息周期进入尾声，同时国内货币和财政政策保持宽松，中美政策之间的差异小于2022年，也对港股有一定支持。美联储可能在一季度加息至5%左右，此后维持这一利率至2024年。不过，从环比数据来看，美国的通胀很可能在今年6月之后出现大幅缓解，加上经济衰退风险加大，美联储仍有可能提前开启宽松周期，这对港股市场来说可能构成额外的利好。
在行业方面，港股科技板块此前受到多重利空的影响，跌幅领先于其他板块。朱超平认为，随着种种不利因素在近期逆转，科技板块则率先反弹。2021年是强监管的一年，2022年投资者则在期待监管靴子何时落地。随着去年底高层对民营经济支持的政策表态，监管政策的方向逐渐明确，投资者对港股科技板块的预期向上修正，驱动科技股近期的反弹走势。在海外监管方面，中美审计合作的达成也大幅提振了对海外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期。对于在香港和美国两地上市的科技股而言，从美国退市的风险大幅缓解，也有利于吸引国际资金继续投资这一板块。
人民币有望维持强势区间
随着疫情政策的调整，人民币开启了一波反弹行情，兑美元汇率在近期快速回升至6.7。
回顾2022年人民币的走势，朱超平表示，短期快速贬值的行情往往发生在疫情管控加强的时间点，说明国内经济的基本面以及投资者的信心是驱动人民币汇率的主要原因。同时，美联储加息导致中美息差倒挂、美元指数走强，进一步加速中国市场的海外资金回流，推动人民币走弱。
进入2023年，朱超平认为上述打压人民币的不利因素开始逆转，支持人民币汇率的有利因素有望逐渐加强。在诸多因素中，宏观经济的基本面依然发挥主导作用。如果经济增速和企业盈利状况能够如期回升，将持续吸引直接投资和证券市场的资金流入，支持人民币汇率回升。在今年1月，北上资金的流入显著加速，对人民币近期的走势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随着美联储停止加息，中美国债收益率倒挂的情况可能缓解，债券市场资金有望从去年净流出的状态回归均衡。
谈及2023年人民币汇率的不利因素，朱超平表示，主要来自出口和顺差下行。一方面，欧美经济增长放缓对今年的出口增长构成压力；另一方面，外出旅游和服务贸易进口在重新开放后可能迎来大幅增长。因此，经常项目顺差的下降可能抵消部分人民币升值的动力。
“总体看来，相信经济基本面复苏，以及相应的海外资金流入将主导人民币汇率的动态。人民币有可能在回归到较强区间后，维持区间波动格局。”朱超平说。
警惕潜在风险
虽然2023年有很多细分领域的投资机会值得挖掘，但还是需要警惕潜在风险。
朱超平表示，在经济和股市回暖的过程中，信心和预期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预期转弱”列为2023年的主要挑战之一。居民消费信心的回升将取决于就业和收入的持续改善，民营企业投资信心的恢复则有赖于市场化、法治化改革的推进，这些都要求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
在逆周期调控方面，朱超平认为房地产市场风险和地方债务风险可能是今年面临的最大挑战。虽然房地产调控政策已经大幅放松，但是住房和土地销售的全面回暖可能还需假以时日。同时，在土地销售疲软、财政收入下降和稳增长支出上升的阶段，地方债务风险可能上升，特别是一些地区的融资平台违约风险可能暴露。这些风险的化解需要更为精准有效的顶层制度设计，而投资者应当对相关资产类别保持谨慎，投资时需要高度关注底层资产的基本面。
谈及外部不确定性，朱超平表示，主要来自地缘政治风险。投资者普遍预期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并将其纳入对国际能源价格、通胀、货币政策和市场走势的预判中。但是，地缘政治冲突依然存在上升的风险，进而可能通过能源价格影响到通胀和全球货币政策，造成全球资产价格的严重波动。投资者仍需要坚持多元化的投资策略，保持一定的风险对冲头寸。
记者 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