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我国跟海那头的小本子一共干过5仗——第一仗是爆发于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的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之战。在这场海战中，唐军以一敌三大破日军，揍得小本子在此后的近千年间乖乖的装孙子，还得老老实实的“以华为师”。第二仗是发生在元至元年间（公元1264-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两次遣大军渡海攻日，却两次都倒霉催的赶上了台风，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
第四仗是清日甲午战争，第五仗则是伟大的抗日战争。这两仗大家都熟，而且均发生在近代，不是我的菜，所以今天专门来说说第三仗——万历朝鲜之役。
话说小本子一直在梦想着脱岛登陆，而朝鲜半岛就是最好的踏板。在近代史上日本正是凭借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顺利的吞并了朝鲜，才生出鲸吞东北、窥觊华北，继而狂妄的试图侵略整个中国的野心。
而这么个以朝鲜为踏板继而称霸东亚的小心思并非是小本子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才灵机一动琢磨出来的，而是早已有之。白江口之战就是他们的第一次尝试，结果被刘仁轨的当头一棒给揍了回去。然后在930年后，很久没挨过打的小本子觉得自己经过一百多年“战国时代”的洗礼后，已经神功大成，于是又打起了半岛的主意。
向来是嘴炮宇宙级、实战小区级的朝鲜自然不是小本子的对手，很快就被打得落花流水，不但王京汉城很快陷落，全国八道中仅存靠近辽东的义州等巴掌大的地盘。在走投无路之下，朝鲜国王李昖只好向宗主国、即大明朝求助。
以大明朝头铁的对外政策，这种事没啥可谈的，直接打就是了。于是在此后的7年间，万历皇帝朱翊钧在这片战场上投入了十余万大军、上千万两的粮饷，终于将丰臣秀吉组织的侵朝日军又打回到海那头。
然而就在明军取得这场意义非凡的战争胜利19年后，努尔哈赤称帝并建国后金；又过了14年，李自成在陕西起事——自此“建贼”与“闯逆”齐聚，大明朝自然再也没了好日子过。于是在万历朝鲜之役过后的不到50年，朱由检就自缢煤山，大明朝亡国。
要说这两者之间没什么关系，显然是不可能的。
01
要说起这场战争的起因，当然要由小本子来背锅——自从明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起室町幕府就管不住麾下的大名了，彼此间开始大乱斗，揭开了历时近150年的“战国时代”的序幕。
如今在网络上我们经常将日本的战国时代调侃为“村斗”连续剧。但不管怎么说，持续了一百多年的战争还是给这个混乱的国度贡献了两样令其腰杆硬了不少的副产品，其一就是层出不穷的野心家，其二就是数量庞大且拥有战斗经验的军队。
不过在丰臣秀吉于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前后基本统一了全岛之后，这两样东西就让他非常闹心了。首先，丰臣秀吉是利用强大的武力实现统一的，这就使得其麾下的功臣愈发骄横跋扈、贪得无厌，那些战败的大名虽然暂时蛰伏，但心中在积蓄着不满和复仇的情绪。所以表面上丰臣秀吉就任关白（日本职官名，相当于摄政）后大权独揽，但名义上归附于他的各路诸侯却因为分赃不均而成天闹事，搞得他焦头烂额。
而经过连年战争之后，日本遍地都是各种乱七八糟的军队，就是找不到几个安心种地和过日子的。这些军队除了打仗外什么都不会干、也不想干，要是不给他们找个合适的出路和发泄口，只怕哪个野心家振臂一呼，日本又得陷入到一片战火之中。
从古至今，每当小本子的国内问题解决不了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从来都是祸水外引、将自己的灾难施加到别国头上，当然这次也不例外。
只不过丰臣秀吉的“雄才大略”在今天看起来特别可笑，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井底之蛙或夜郎自大之类的听起来不太礼貌的词汇：
“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诸藩，役至者皆在所不释。贵国先修使币，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会军营，以为我前导。”（《续善邻国宝记·卷一》）
换成大白话，就是丰臣秀吉给朝鲜国王李昖写信，说自己在那个小破岛子上灭国六十，已经无敌了、觉得天大地大都装不下他了。所以丰臣秀吉想跟朝鲜借道，先灭大明，再征服天竺，继而称霸欧亚大陆，就算统治下全世界，以他的才华来说也是绰绰有余的……
是不是感觉跟300多年后他的那些军国疯子后辈有异曲同工之妙？
反正丰臣秀吉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凭着小本子祖传的超强执行力，就这么干了。
不过李昖却没疯。且不说大明朝是朝鲜的宗主国，就算只考虑自己，恐怕也只有傻子才会看不出对方假道伐虢的真实意图。
朝鲜这么一拒绝，丰臣秀吉立刻就找到了开战的理由。于是在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4月，他派遣近16万军队开始登陆朝鲜。
话说丰臣秀吉是提前了近一年的时间跟朝鲜交涉，后者也早就知道这一战不可避免。况且明朝在岛上也有自己的信息渠道，数次遣使向朝鲜示警。可在这近一年多的时间里，朝鲜都干了些什么呢？一直在吵吵着要不要把小本子打算借道入侵“天朝”这件事告诉大明……直到日军已经在釜山登陆了，这才后知后觉的发现——甭管小本子到头来跟大明朝打成个啥样，先倒霉的都是自己……
李昖君臣这才手忙脚乱的组织兵马抵抗，各地也开始招募“义兵”。然而朝鲜承平日久，军队早已腐朽得不成样子，根本不堪日军一击。仅仅过了一个月的时间，朝鲜便已经“三都守失，八道瓦解”，国王李昖只好逃离王京汉城、避难平壤。紧接着开城沦陷，魂飞胆丧的李昖更是连平壤都不敢呆了，一口气跑到位于中朝边境的义州，并一拨接一拨的派出使臣，向宗主国大明朝求救。
02
那边小本子都快把朝鲜打灭国了，这边大明朝君臣还没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而且非常怀疑朝鲜是假求救、真挖坑，打算把大明援军骗过去再一锅烩了。
但这事也不能怨朱翊钧多心，只能算李昖自作自受。为啥？丰臣秀吉跟朝鲜勾勾搭搭的事情，大明朝早就知道，而且多次示警告诉他们小本子没有好心眼。可朝鲜是怎么干的呢？表面上李昖严词拒绝了丰臣秀吉的要求，还派使节赴明通报了消息，但却耍了个心眼“从轻奏闻”——就是隐瞒了朝鲜与日方官方交涉的环节，把信息来源统统归于小道消息，同时继续与小本子的使臣玄苏秘密往来。
朝鲜这种奇怪的做法在他们自己看来一点都不奇怪。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种类似“受害妄想”的心理，即总觉得他家那一亩三分地是块无价之宝，无论谁都成天惦记着，而且来了就想占领、就不想走。所以明知小本子要来揍他，也明知打不过，但不到进棺材的那一刻死活都不想让大明朝的军队入境救命，哪怕这是他们唯一的活路。
这种事他们可不止干过这一回——想想300多年后的那一幕，会不会觉得似曾相识？
朱翊钧肯定搞不懂朝鲜人的这个想法，就觉得这帮家伙没准早就跟小本子勾结到一块了。而且他还得到情报，说朝鲜已经投降了，成了小本子的带路党，这下就更不打算出兵了。
结果朝鲜使臣成天在朝中嚎哭，还分头游说阁臣、言官乃至太监，到最后干脆破罐子破摔，表示只要大明出兵，他们朝鲜就不独立了，愿意内附。
朱翊钧心动了，但仍然对其心存疑虑。于是他想出了个折衷的办法，那就是让参将戴朝弁和游击史儒带一千多人先过境去看看情况再说。
辽东巡抚郝杰觉得这点人过去就是送菜，又派副总兵祖承训带两千多骑兵跟过去壮胆。结果明军在平壤遭遇日军埋伏，近乎全军覆没，只有祖承训一个人逃了回来。
老祖回国后立马告状，把战败的责任全部归于朝方。理由有三——其一是朝鲜不提供粮草；其二是提供错误情报致使明军中伏；其三是朝方一直要求由朝鲜将领指挥明军，且一打起来跑得比兔子还快，导致明军陷入重围。
祖承训可能是在推卸责任，但他所说的那一幕为啥又给了我似曾相识的感觉？
但无论如何，朱翊钧君臣此时要干的都不是追究责任，而是打仗。为啥？因为大明朝别的本事不说，就一样让人不服不行，那就是头铁——只要被人欺负了，那就必须得还手。该不该打、打不打得过是另一回事，反正不管怎么着也得打过再说。
于是朱翊钧一边让兵部尚书石星找了个叫沈惟敬的精通日语的商人，跑到平壤与日军谈判以拖延时间，一边调动兵马，凑了7万人集于辽东，号称10万，准备入朝抗日。
而且一认真起来，朱翊钧也不再跟朝鲜计较那仨瓜俩枣，直接宣布出征粮饷由太仓（即中央财政）支出——这种慷慨程度对这位以财迷、抠门著称的万历皇帝而言是极其罕见的。同时，他指派兵部右侍郎宋应昌经略备日军务，任命李如松总理蓟、辽、保定、山东军务并充任防海御倭总兵官，其弟李如柏、李如梅为副总兵官，率从各地选拔出来的精兵4万人先期开赴朝鲜。
而李如松也不负所托，一开战就送给朱翊钧个平壤大捷。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元月初，李如松率军包围平壤，采取围三阙一的办法，先是通过强攻正面击败日军，继而在其撤退途中设伏，遂破之。此战，日军小西行长所部18000人损失过半，明军伤亡不过千人，还收复了平壤、开城，打通了前往汉城的道路。
然后就爆发了至今争议不断的碧蹄馆之战。
之所以会有争议，是因为明、日交战双方以及作为吃瓜群众的朝鲜对这一战的史料记载大相径庭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按照日方的说法，明军光是被斩首的就有一万以上，至于被日军撵进临津江里淹死的更是不计其数，尸体堆积得能阻断江水。反正要是小本子没撒谎，那么李如松带进朝鲜的兵基本就被打光了，没准还得紧急从辽东调来些部队扔进临津江，才能凑够人家白纸黑字写在战史里的数字。
如果说小本子是吹得没边了，那么明军的战果统计就保守得令人生疑——按照李如松向朝廷的汇报，此战明军共斩敌首167级（其中含酋首7级），缴获军资若干，自身阵亡264人，重伤49人，损失战马276匹。
而没参战的朝鲜方面毕竟是地头蛇，虽然拿不到第一手资料，但也没闲着。按照他们的说法，明日双方的战损少则三五百，多则两三千，但给出的结论却均是“杀伤相当”。
相对而言，还是朝方的统计数字相对靠谱。为啥？此战爆发于平壤大捷之后，李如松率军攻陷了开城，然后派辽东副总兵查大受率本部攻击前进，准备顺势拿下王京汉城。
结果查大受在碧蹄馆（今韩国京畿道碧蹄洞）附近的砺石岭遭遇日军斥候约百余人，将其一战击溃，这下就惊动了侵朝日军总大将宇喜多秀家。这厮正确判断了这应该是遭遇了明军攻打汉城的先头部队，并认为与其坐守孤城，不如主动出击。于是他调遣第六军团主力、第三、第九军团各一部共36000人前往碧蹄馆，打算一举吃掉这股明军。
元月二十六日夜，查大受所部3000骑兵跟数倍于己的日军（日军主力是在一夜间逐渐抵达战场的）在碧蹄馆交火，虽陷入苦战但坚守不退。直至次日凌晨李如松和副将杨元先后抵达战场（各种史料所载的援军数量不一，从2000到6000的都有）并猛烈攻击日军侧翼，致使日军误认为受到了明军主力的攻击，遂逐步撤离。而李如松在接应了查大受所部后，亦向北撤退，此役至此结束。
简单来说，就是李如松让查大受去探探汉城这池水的深浅，结果还没到地方就把日军的主力给招来了。而宇喜多秀家呢，本想把明军的这支位置突出的孤军吃掉、一雪平壤战败之耻。结果牙口不够硬啃不动不说，还误把李如松匆匆带过来的小股援军当成了主力，只能退回汉城固守。
也就是说，碧蹄馆之战对明日双方都是场意料之外的遭遇战，都没有达成最初的目的。战场上的厮杀自然是激烈且残酷的，但并未分出明显的高下强弱，自然更不会出现击溃或追歼的场面，想造成大规模的杀伤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为啥日方要在战报中吹牛比？且不说这是人家从古至今都不曾丢掉的祖传技能，而且相较后来那些更加水得没边的牛比，这回小本子还算谦虚。像第六军团指挥官小早川隆景在战后向丰臣秀吉汇报，说在碧蹄馆遭遇了明军十万铁骑的疯狂攻击，这才“斩首一万”、淹死无数，显然不太符合“皇军”一向以来以一当百、摧枯拉朽的风格。
为啥要谦虚？当然有其难言之隐。自明军入朝，日军就连战皆败，一口气被从平壤撵回了汉城。这回好不容易在碧蹄馆捡到了个以多打少的机会，虽然场面打得有点难看，但起码没输不是？这就有了吹嘘的空间，得赶紧大吹特吹，否则本土总是收不到捷报，万一老大生气了，非得让大伙切腹可咋整？
但吹牛可以，吹大了也不行。万一老大被吹飘了、让大伙再接再厉咋办？在碧蹄馆以十打一都打出个灰头土脸，要是把明军惹急了真弄出个“十万铁骑”，大伙岂不是还得切腹？
而李如松把一场明日两国军队主力级别决战的战果弄成了村斗级，也自有其奥妙所在。
大概从正德、嘉靖朝之后，名义上的大明官军其实就分化成了两支完全不同的军队。其一还是原来那支明军，粮饷时有时无，训练松松垮垮，装备能凑和过去就行。至于员额嘛，内地十不存一都有可能，边地基本能保证半数，缺额两三成的都是第一流的强军，剩下的都被吃空饷了。其二则是将领自己花钱养的私兵，又称“家丁”。特点是粮饷管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但数量就不多了。毕竟是将领自己掏钱，而钱的来源大多数靠吃正规明军的空额，当然养不起多少。
这类私兵，就是明军将领建功立业以及保命的本钱，轻易不舍得动用。像李如松入朝作战的核心战力保证，就是千人左右的私兵和近万“辽东铁骑”。在查大受（查就是李如松他爹李成梁的家丁出身）被围后，坐拥近4万大军的李如松为啥只带了一两千人前去救援？一来是战况紧急来不及调动，二来他带去的军队以私兵为主，战斗力堪比寻常上万明军——要是这样的部队都不顶用，带再多也没用。
所以李如松报上去的300多战损，应该都是他的私兵。这绝对算是伤筋动骨的损失了，能让李如松痛彻心扉。至于普通明军的战损为啥不报，一来扬功隐过乃人之常情，二来显然李如松将这部分损失转化成了空额，能稍稍弥补他重新招募私兵的损失。
两三千人的战损他敢隐瞒，但要真像小本子吹嘘的那样被干掉了好几万明军，那李如松就用不着操这个心了——早早把自己洗白白，等着朱翊钧派人来取他的脑袋就可以了。
03
碧蹄馆之战以后，李如松并未直接攻打汉城，而是设计毁掉日军粮仓，迫使其主力放弃汉城退往釜山。至此明日两军间的战事基本结束，朝鲜水军表现得相对活跃，频繁袭击在朝日军与本土间的运输线，但对总体战局影响不大。只是因为李舜臣的原因，被后来的某国吹嘘得神乎其神而已。
真正能影响战局的，是明日两国的议和。
日军初登陆那阵子，打得朝军落花流水，一路势如破竹的样子还真有点一统东亚大陆的样子。但俗话说得好，人比人得死，货比货该扔——自打明军入朝，日军就再没打过一场像样的胜仗。哪怕宇喜多秀家和小早川隆景把碧蹄馆之役的牛皮吹上了外太空，可现实却是明军仅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就把日军从平壤一路推回到了釜山，让其彻底现了原形。
本以为自己是宇宙级，保守说也够得上大陆级。谁知真打起来，原来还是村斗级。
日军打不动了，明军的情况也没好到哪儿去。
朝鲜小朝廷说自己已经被打得半身不遂了，无力为“天兵”提供粮饷，所以明军只能自带干粮。问题是大明朝是出了名的穷，太仓使出老鼻子的劲，也只能保证李如松所部4万人的军需。这就导致朱翊钧拼凑出的7万大军，还得有近半只能蹲在辽东，只要一过界，就得饿肚皮。
而且李如松打得太快、太猛，一口气把日军撵到了釜山海边，导致明军的后勤运输线在很短的时间里又增加了500多里地。这下连这仅有的4万兵力，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了。
粮饷不足，兵力也不够，李如松就算有韩白之勇，面对缩成刺猬的日军也只能干瞪眼。
都打不动了，那就只能议和了。谁知议来议去，又议出来个闹剧。
前边说过，大明朝的对外政策没别的，就俩字——头铁。所以朱翊钧虽然不反对议和，但给出的条件是极其苛刻的，就三条。其一曰所有的小本子立刻从朝鲜消失；其二曰日酋丰臣秀吉必须接受明皇册封，但不许入朝觐见，更不准打着“入贡”的名义行贸易之事；其三曰日后不得再打朝鲜的主意，否则就弄死你。
朱翊钧有条件，丰臣秀吉自然也有，还挺多，一共七条：
1、远嫁大明公主为日本皇后；
2、允许日本与大明贸易；
3、明日两国永誓盟好；
4、朝鲜京畿及北部四道属朝，南部四道割让于日本；
5、朝鲜遣一王子赴日作为人质；
6、日本交还其俘虏的朝鲜王子及其他官吏；
7、朝鲜向日本称臣，并永誓不叛。
看到了吧，朱翊钧的条件丰臣秀吉一样都不准备答应。而丰臣秀吉的条件除了第六条外，大明朝别说答应了，就算有人打算商量商量剩下的任何一条，估计不被朱翊钧当场砍头，也得被更加头铁的科道言官们撕成碎片。
所以这就根本没法谈了。
但身在战场之外的两国君臣可以摆高姿态，身处战场之中的两军将士却都不想再打下去了。那怎么办呢？好办，想办法忽悠过去就得了。
于是两国谈判代表沈惟敬和小西行长、小西飞共同伪造了一份《关白降表》，让朱翊钧以为日本全盘接受了自己的条件。于是兴高采烈的明朝君臣派出使团赴日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闹了后者个一脸懵逼，这才搞清楚原来自己是被部下给耍了。
气急败坏的丰臣秀吉下令砍了小西行长，然后再从本土派遣大军、加上釜山守备队合计14万余人，发动了第二次侵朝战争。
此时已是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正月。本以为已经太平无事了的朝鲜国王刚刚把大功臣李舜臣抓捕下狱，结果转眼又面临被日军大兵压境的窘境。不过这回他可不犟了，二话不说直接向大明朝求援。
同样上当受骗的朱翊钧，反应跟丰臣秀吉差不多，也是先砍死沈惟敬（还将其恩主、兵部尚书石星下狱庾死），然后开始调兵遣将二次援朝——以山东右参政杨镐经略朝鲜军务，新任兵部尚书邢玠总督蓟、辽、保定军务，经略御倭，以麻贵为总兵官，负责战场指挥。
当年5月，邢玠率援军赶到朝鲜与麻贵率领的原朝鲜驻军合兵一处，号称7万人，但实际上可能只有4万左右。因为与日军相比兵力众寡悬殊，所以明军一边向国内求援，一边试图通过主动进攻挫败日军锐气，达到以攻代守的目的。
04
然而与第一次援朝战役中明军上下一心、勠力奋战相比，这回明军在朝鲜的仗可以说是打得稀烂，而指挥系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上一战中，以兵部侍郎经略朝鲜、蓟辽等处军务的宋应昌非常的开明大度，作为主帅只抓大局，前线的具体指挥工作完全交付给李如松。如此一来，将帅同心、将士效命，只要能发挥出正常的战斗力水平，打败日军自然不在话下。
然而在两国议和期间，宋应昌因反对石星从朝鲜完全撤军的命令而被召回国，随即愤而致仕归乡。而李如松作为刚刚立下大功的武将，循国朝旧例自然要被文官们视作安禄山第二，于是一大堆御史言官蜂拥而上弹劾之。不过朱翊钧向来跟文官不对付，岂能让他们心想事成？所以非但没有处罚李如松，还加封其为太子太保、中军都督府左都督。
但朱翊钧也很清楚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下李如松不再适合在朝鲜继续作战（否则李要是再打胜仗，非得被文官弄死不可，这就是明朝的现实）。恰好此时辽东总兵出缺，朝廷数次廷议推选出的继任者都被朱翊钧否决掉，最终不顾反对以中旨（即皇帝不经重臣审议独自发出的命令，通常不被朝野认可）的形式任命了李如松。
而第二次援朝战役激战正酣之时，李如松恰在辽东与鞑靼作战时阵亡，所以不可能指望拉他去应急了。
这回明军的指挥体系本应是杨镐坐镇后方操持后勤、邢玠在前线统筹全局、麻贵负责具体战斗指挥。但问题是这三位都非常有自己的想法，比如麻贵认为敌众我寡、后勤难以保证，所以希望放弃汉城退回到鸭绿江据守；邢玠则坚持就地据守，待国内援兵到达后再寻机反击；而杨镐则是立功心切，早早就跑到前线，要求邢、麻二人不许墨迹，赶紧进攻。
一支军队长了三个各有想法的脑袋，这仗能打成什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万历二十五年六月日军主力在釜山登陆，随即向北发动进攻，连续攻克泗川、南海、光州、全州等要地，兵锋直指汉城。明军虽在南原、稷山等地展开阻击，但因领导层对于攻守的意见不一加之兵力不足，所以未能取得什么像样的战果。像是稷山之战，杨镐、麻贵号称取得大捷并大肆宣传，结果却是明军撤退，日军夺取了稷山。
但随着国内援兵的逐渐到达以及杨镐、邢玠的坚决主战，朝鲜战场的形势开始逐渐向对明军有利的局面转变。然而到头来，还是指挥系统的问题导致明军功亏一篑。
当年底，明军集结了36000人的主力部队，与日军第二、第三、第六、第九军团合计64000余人决战于蔚山。是役，明军初战连连告捷，将日酋加藤清正所部包围在岛山城，尤其是由茅国器率领的浙兵攻势异常凌厉，率先攻破了城门。然而值此关键时刻，杨镐却起了私心，命令茅国器停止攻击，改由其嫡系部队接替浙兵，妄图夺此首功。
但打仗这种事哪能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杨镐这么一瞎折腾，直接导致明军发生混乱，失去了夺城的良机。更加祸不单行的是，随后天降大雨使得明军火器无法使用，加之日本援军赶到，杨镐在焦头烂额下仓促下令撤军，结果遭日军追击，损失惨重。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次年元月毛利秀元、黑田长政等日本本土援军抵达战场，昏招迭出后再无战意的杨镐被吓得肝胆俱裂，居然丢下部队独自逃回汉城，导致明军全军崩溃。幸有副将吴惟忠、游击茅国器挺身断后，才使得日军不敢追击，保住了大部分兵力。
此战明日两军均伤亡万人以上，但明军未达成攻占釜山的战略目的。杨镐为掩其过向朝廷谎报大捷，被主事丁应泰揭穿，不过却被首辅赵志皋力保，最终只是将他召回国了事。
当年10月，鉴于日军半数侵朝部队回国，邢玠再度发动攻势，目标夺取是蔚山和泗川。结果攻打蔚山无功而返，泗川城本已夺下，但就在两军打得热火朝天之际，明军大营中的火药库突然发生爆炸。日军趁势反攻，明军大溃，阵亡达7000人以上。
但明、日两军间的大战也基本到此为止了，此后爆发的一系列零星战斗无关大局。像是在今天被某国吹嘘成宇宙级大战的所谓“鸣梁海战”，其实就是双方几百艘船乱打了一气，最终朝军阵亡10人左右，日军伤亡加一块也不过几十个，规模大点的村斗也不过如此而已。
那么日军为啥不乘胜反击呢？因为丰臣秀吉已经病入膏肓了。他一死，日本群龙无首，必然重新陷入大乱。所以侵朝日军都无心恋战，一心想赶紧回国加入到重新划分蛋糕的那场大戏中去，谁还有闲心思在半岛那个鬼地方扯淡？
05
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年底，最后滞留在朝鲜的日本残兵偷渡归国。次年四月明军班师，已经躲在内宫十多年不露面的朱翊钧罕见的升座午门，不但接受了邢玠献上的日俘61人并“付所司正法”，还接受了百官朝贺、祭告郊庙，后来还颁布了《平倭诏》诏告天下。
在《平倭诏》中，朱翊钧为这场历时7年多、耗费兵马粮饷无数的战争做了盖棺定论：
“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兹用布告天下，昭示四夷，明予非得已之心，识予不敢赦之意。毋越厥志而干显罚，各守分义以享太平。”（《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三十四·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
这位在身后风评不佳的万历皇帝说的没错，甭管有多少难处、苦处，这都是大明朝不得不打的一场仗。
咱们且不论丰臣秀吉叫嚣借道朝鲜后要攻占大明，继而谋求天竺、妄图一统亚洲大陆的想法有多么离谱，哪怕他的真实目的就是吞并朝鲜，明朝与之一战仍是无法避免的。
毕竟朝鲜作为明朝的藩属国，后者天然就有庇护前者的义务。即便大明朝赖账、不想管闲事，那么日本在顺利的吞并朝鲜之后，难道不会对辽东再起觊觎之心？
所以到头来还得打，只不过战场就要换到大明朝的地盘上，承受战乱之苦的就要换成了大明的百姓了。既然如此，何不如援朝抗倭、御敌于国门之外？
相比本土作战，援朝抗倭对于大明朝廷来说需要付出的更大的代价，就是粮饷二字。
而最让大明君臣有苦难言的，也正是粮饷。
话说自大明开国后太祖皇帝朱元璋认为原本实施的中央财政政策，即各省收缴赋税后运到京城，再由户部统一调度后发还各省开支纯属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下令各省直接坐收坐支以后，大明朝在事实上就已经没有中央财政了。这就使得终明一朝，虽然没了老朱所鄙夷的脱裤子放屁，但却穷得足以去当裤子了。
相较两宋年均轻轻松松能收成个八、九千万贯（可简单将一贯钱折算成一两银子），还动不动能收入上亿贯，地盘、人口都大了好大一截的明朝，一年下来户部拼死拼活能搞到三、五百万两银子是常事，要是能搜刮到六、七百万两满朝君臣就得额手相庆了。于是乎大明朝就出现了朝廷和百姓两头穷得快要饿死，夹在中间的地方官员和士绅豪商却富得快要撑死的奇葩局面。
到了嘉靖朝中期，朝廷财政终于支撑不住开始连年赤字了。以至于在京官员的俸禄都欠了十好几年，累计达数百万两。
幸亏有个张居正从天而降，强力推行一条鞭法，这才缓解了财政上的窘境。据史料记载，作为中央财政的太仓存银在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仅结余23万两，到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就迅速增长到了436万两，直至援朝抗倭之役前的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更是达到了700万两。然而战争爆发以后，大量存银作为军费从太仓流出，年均达到了240万两之巨，直接导致朝廷财政再度陷入赤字。而爆发于援朝抗倭同期的宁夏之役以及紧随其后的播州之役更是让这个窟窿越填越大，一直到明亡都没缓过劲来。
援朝抗倭时，朱翊钧一年掏出几百万两银子都不带眨眼，豪气冲天。可仅仅在50多年后，崇祯皇帝朱由检为了保卫京师筹集军费，却连区区20万两银子都拿不出来，只能低声下气的向朝臣筹借（还没借到）——要说这两者间没有关系，显然是不可能的。
表面上，明亡于“建贼”和“闯逆”的内外夹攻，但实际上就是活活穷死的。否则在朝鲜战场上还龙精虎猛的大明官兵，为何面对建贼闯逆时却望风而逃，还不是穷的、饿的？
万历朝鲜之役除了给大明朝的财政挖了个无法填平的大坑，也给辽东防务带来了难以承受的灾难。
据统计，在万历年间明军的定额约314万人，但剔除掉空额和老弱后堪堪一战之兵不足85万。其中在辽东原有驻军约10万，但在援朝抗倭之役爆发后被大量抽调出国作战，兵力顿时捉襟见肘。万历二十六年四月，数万鞑靼骑兵进犯，辽东总兵李如松能拼凑出的应战之兵仅有区区三千，结果陷入重围力战而死，就是这种状况的直接体现。
援朝抗倭之役后，虽然被抽调的部队陆续归队，但大量的精锐战损于朝鲜战场，又因朝廷财政紧张无法补充，加之大量的“客军”返回原籍，导致到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时辽东驻军仅剩下了4万人。
而努尔哈赤正是借此明军无力他顾的千载良机，大肆扩充实力、统一了建州以及女真诸部，而且在悄然间改变了与明军的实力对比。万历二十年努尔哈赤与朝鲜国王李昖交涉，表示愿意出兵援朝，并声称麾下拥有马军4万、步军5万，足以御敌——努尔哈赤所言未必是实，但哪怕兵力打个对折，也足够辽东明军喝一壶的了。
更何况此后明军力量日益薄弱，建州军愈发强大。在大明援朝抗倭之役结束19年后，努尔哈赤就敢悍然立国后金，紧接着又在萨尔浒之战中一举歼灭明军主力。至此明金攻守之势彻底逆转，明军除了被动挨打外，再无进取之力。
所以说万历朝鲜之役可谓是利在千秋，却坑在当代。大明朝君臣哪怕明知这是一杯索命的苦酒，却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喝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