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墨颍淮】第61期
作者：张华东
（本栏目每周五下午4点推出）
晚清时期阜阳书法的共性
（接上期）纵观整个清代书法的发展，它是分为三个阶段。清初期基本传承明末的书法走势，既有以王铎为宗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书法，但这种狂放不羁的草书之风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又有一种以董其昌、赵孟頫等温雅之风为典范的书法，这种书风占据了上风，所以说其主流还是尊重帖学向前发展的时期。而到了清中叶，以帖学为主流的书风慢慢地向碑学过渡，这个时期碑学兴起是为今后对碑学审美观念的确立，以碑学艺术思想观念去表现形成理论体系作了一个很好的铺垫。然而，此时帖学一脉依然有很旺盛的发展势头，到清代后期，帖学的发展受得了碑学的冲击很厉害，特别到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尊卑抑帖，致使帖学衰微，而碑学一统天下，成为了书坛的主流。
清代中期，虽然开始对碑学审美思想的渗入，但帖学仍然是很风行。如张照、孔继漱、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梁巘等，特别是亳州的梁巘，时与孔继漱并称为“南梁北孔”，与梁同书并称“南北二梁”，而梁同书、梁巘、王文治等他们的书法风格充分体现了南方的俊秀雅逸。
梁巘 书
阜阳地处淮河岸边，于黄淮之间，坐落在南方文化的分界线上，虽然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然这个阶段书风还是体现潇洒、飘逸、俊美的更多。特别以梁巘为代表的书法家，他初学王羲之、董其昌，次学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最后专攻李邕，终以攻李邕之法驰名天下，是标准的以帖学名世的代表人物，所以说梁巘的帖学之风直接影响着阜阳这个区域，在晚清这段历史中阜阳的书法，依然是走帖学之路为主流的。
以主攻梁巘书法的邢璞，道光年间在颍州也是很有影响的，他家境窘迫，靠卖字为生，学习梁巘毕肖逼真，有很多作品用梁巘之名，在阜阳这一代梁巘之赝品多出于邢璞之手。邢颍谷、孙之城、宁汝杼、张国墉、邢元伟、李家骥、朱倚楼等，他们都是以继承“二王”精神意趣的书法风格。
王文治 书
邢颍谷的书法风格，表现出一种天质自然的神韵，点化之间平和，笔势委婉含蓄，有一种简淡玄远的儒家中庸之道，从他的书法中能充分的体现出对“二王”书风的理解和诠释。宁汝杼、孙之城、朱倚楼等他们以《孙过庭书谱》的之法，直追晋人风韵，以王羲之笔法为规范，隽拔刚健，如丹崖绝壑，笔势坚劲，潇洒流落，翰逸神飞。孙过庭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的楷模，米芾在《书史》中称：“孙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
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他继承了“二王”中锋用笔，侧锋取姸，似斜反正，若断不连，婉转婀娜的体势。而宁汝杼、孙之城、朱倚楼等书法家也正是以《孙过庭书谱》为宗，继承“二王”余脉，在书写的过程中，穷极变化，穷变态于笔端，终生追求者以“二王”为宗的理论思想，不断实践着自己的思想理念，追求着“翰不虚动，下笔有由”的严谨学书态度，一横一竖在笔端有起伏变化，徐缓疾速之间，都寄情于对“二王”书风的膜拜，点画的圆熟流畅，无生涩凝滞之态，可以说，当看后，观者与作者产生心理的共鸣，这种共鸣，也是阜阳地处这个特殊地理位置所滋生的一种人文情怀，是以梁巘为代表帖学书法所影响下的审美思想。
另外还有以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褚遂良等唐四家作为取法形成风格的，胡大刚深得颜鲁公之法，曾在《争座位》上用功尤勤，并旁涉欧阳询、褚遂良、赵孟頫等，用笔饱满，骨力遒劲，以沉稳之态形成端庄之势，同时，他又吸收碑的苍涩，整体大气磅礴。而郭桂芳则将宋人的笔意与唐法相结合，虽然能更多的体现出晋人之法，但在他的笔法提按之中，力道凝聚，结体宽博，字字严谨，充满阳刚，颇有庙堂之气。
这种庙堂之气，也很大程度上看出他对颜鲁公之法的理解和运用，其纵横有象，戈如发弩的姿态，又彰显着米芾的果敢与气势。李家骥的书法虽然早年取法二王，但后来多受刘墉书法的影响，笔画粗壮，有丰腴之态，点画讲究，粗细与纤细交错，生动活泼，笔意畅达，这也能看出他将颜氏书法的融入，沉着稳健，看似平淡，但骨气内敛。朱炎昭的书法也多以厚重、丰腴的面貌出现，这都是唐人之风影响下所形成的古茂奇崛，苍老遒劲，柔中有刚的风格。
宁汝杼 书
晚清的阜阳书坛，在以清中叶梁巘这面大旗的笼罩下，还是多以注重晋人雅逸秀美和唐人之法、宋人之意的帖学之风。但在清代碑学思想的倡导下，特别到了清末以碑学为主流，唱衰帖学的时代，而在阜阳虽是帖学在延续，但碑学之风在阜阳书坛也正在浸淫着书家的思想。
帖学为宗，表现雅逸秀美，以书卷之气表露这些书法家的心态，这是形成的一种共性，这种共性也正是生活在淮河岸边这种南北文化的过度带上所体现的道家与儒家思想。特别阜阳处于淮河岸边，受到皖江文化的侵入，这种文化交融的地理位置，阜阳书法现象所展现的更多的雅逸秀美，这种以帖学为宗的思想产生的共性特征当是很自然的，但到了清末民初，碑学思想占据了主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