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为什么令毛泽东念念不忘
文-张晓东
在忠良博物馆陈列了一份《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中华民国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即公元1919年7月21日），这份来自一百多年前由毛泽东亲手创办、主编的报纸令我流连忘返。《湘江评论》自1919年7月14日创刊号问世至8月被军阀张敬尧查封，仅存世一月之余，共发行四期及一期临时增刊（第一号）。由此可见，《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尤为珍贵。其珍贵不仅在于它是唯一的“临时增刊”，还在于它刊登了恽代英的一篇文章——《武汉学生被官厅解散最后留云》，让身处湖南、湖北两位神交已久的志同道合的热血爱国青年实现了首次“携手”，从而开启他俩12年的革命情谊之路。
在毛泽东的战友中，恽代英是与众不同者，一是他俩神交在先，携手在后；二是他俩互为欣赏，亦师亦友；三是他俩隔空相望，惺惺相惜。正因如此，恽代英令毛泽东念念不忘，评价甚高，将其视为知己。一、神交在先，“携手”在后恽代英于1895年出生在武昌，比毛泽东小两岁，但成名比毛泽东要早。恽代英于1914年10月就在当时著名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论文《义务论》，那年他才19岁，还是一名在校的大二学生。毛泽东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是《体育之研究》，刊登在1917年4月的《新青年》第三卷2号上，那年他虽年近24岁，可仍是一名在校的中专生。此时，恽代英已在《东方杂志》《新青年》和《光华学报》等杂志上发表了《义务论》《新无神论》《怀疑论》《文明与道德》《社会性之修养》《物质实在论》《我之人生观》《知识与经验》等著名论文四十余篇，成为升起在中国思想理论界的一颗耀眼新星。毛泽东在《东方杂志》上读过恽代英的宏篇巨论，十分钦佩恽代英的才气。1917年10月，恽代英等人在武汉创立了进步团体“互助社”，次年4月，毛泽东在长沙创立了“新民学会”，两个进步团体之间有书信来往。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一经出版，毛泽东就想到恽代英，请他代为售卖，以扩大影响。《湘江评论》文风新颖，气势恢宏，与全国同时出版的众多同类刊物相比，其思想性和战斗性都属最强之列。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一文，眼光远大，议论痛快，切中时弊，给人以思想启迪，深受恽代英喜爱。他发动互助社的同人们，上街售卖《湘江评论》。当时，五四运动的爱国热潮已涌至武汉，恽代英和林育南等领导了武汉的青年爱国运动，却受到湖北军阀王占元的残酷镇压，武汉学生联合会也被官府强行解散。为此，恽代英以笔当枪，愤书《武汉学生被官厅解散最后留云》一文，揭露王占元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发表在1919年6月7日出版的汉口《大汉报》上。由于受到军阀封锁，该文应有的作用没能发挥出来。恽代英便决定借《湘江评论》的影响，进一步打击王占元的嚣张气焰。他对林育南说：“将《留云》寄到《湘江评论》去，毛先生一定会支持的！”毛泽东收到《大汉报》，阅罢恽代英的文章，赞叹不已：“多么辛辣的讽刺！”立即将此文刊登在1919年7月21日出版的《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期《对于救国运动的公言》专栏。《湘江评论》刊登恽代英的《武汉学生被官厅解散最后留云》一文，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恽代英与毛泽东的实际交往。虽然此时彼此尚未谋面，但已携手同行。毛泽东与恽代英的初次见面是在1919年12月。这年的9月，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驱除北洋军阀张敬尧运动。12月8日，毛泽东率领“赴京驱张代表团”途经武汉，主动去位于武昌横街头胡林翼路18号的正在筹建的利群书社拜会恽代英。毛泽东除了要见见这位神交已久的志同道合的文友外，更主要的是请朋友帮忙。李良明先生在《早期共产党人在武昌》一书中对此次见面作了生动细致的描写：“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毛泽东见到恽代英后开门见山说。“近来湘人逐张（敬尧），声势浩荡，轰轰烈烈，先生远道而来，莫非为此？”恽代英问。“你猜对了，我正是来请朋友帮忙的！”毛泽东站起来，打开包裹，取出一卷铅印传单，递到恽代英的面前说：“这是我们写的《驱张宣言》！这个家伙蛮横残暴，作恶多端。我们搞了一次学生总罢课反对张敬尧，要求撤换他。他竟查禁了《湘江评论》，又解散了省学联，以报复学生。这次我们组织代表团赴北京、广州、上海、西安等地进行请愿活动，就是要公开揭露张敬尧的罪行，以争取全国人民的支持！”“这些传单，想请你们在武汉广为张贴，让湖北人民看清张贼的嘴脸！”毛泽东以请求的口气说。“放心吧！”恽代英满口答应。毛泽东与恽代英虽是首次见面，但两人大有一见如故之感。毛泽东在汉口停留了10天左右，就住在恽代英筹建的利群书社里，与恽代英朝夕相处、彻夜长谈。二、互为欣赏，亦师亦友恽代英与毛泽东出身不同，前者出身于官宦之家，从小生长在大城市；后者出身于农民之家，从小生长在小山村。然而他俩却有许多相同之处——就读师范，博古通今；未出国门，洞悉世界；胸怀大志，救国救民；喜好读书，善于作文，是地道的志同道合之人。为此，在毛泽东与恽代英的交往中，他们互为欣赏，亦师亦友。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与恽代英相会，是请恽代英助力驱除湖南军阀张敬尧。不过，在彼此交流中，他就从恽代英关于改造中国的“太阳系、行星、卫星”的论述中受到启发。恽代英说：“改造中国究竟靠谁？依我看，现在应该靠自己，中国的唯一希望在我们……我们人人应该做太阳系，教他的周围的人做行星，教这些行星周围的人做他的卫星——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教行星都进而为太阳系，教卫星都进而为行星，再教他们自己还去得他的卫星。如此的轮回促进，总教国内生出许多太阳系，那时才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毛泽东听罢，激动地说，这个比喻太深刻了！
1920年7月上旬，毛泽东从上海来到武昌，第二次拜会恽代英。这次来，毛泽东是请恽代英助力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毛泽东第一次与恽代英相会时，对于恽代英创办的以“利群助人，服务群众”为宗旨的利群书社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长沙后，他便与新民学会朋友商量，准备在长沙也创办一个类似利群书社的文化机构，得到了朋友们的充分肯定与广泛支持。于是，毛泽东便来到武昌，找恽代英取经。毛泽东将创办书社的种种疑虑和盘托出，恽代英一一解答。最后，毛泽东还有一点担忧：“只怕出版商不信我们，不会同意！”“我可以做你们的信誉担保，还有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先生、胡适先生，他们热情支持青年，也可以请他们做担保。这样，进货就不成问题了！”恽代英的再次鼓励，坚定了毛泽东办书社的信念。同年8月，毛泽东等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正式营业，文化书社开业的广告上明确写着信誉担保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恽代英。多年后，毛泽东谈及此事还深有感触地说：“恽代英同志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在他身上有一股豪气，助人为乐，服务他人，这种品格十分高尚。”
相同志向，共同探索，使得毛泽东和恽代英都早早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大道，成为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征途中，他俩虽然岗位不同，地域不同，但许多思想和行为却异曲同工，互为启迪，互为前行。
恽代英是最早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中国共产党人之一。当全党集中力量专注于工人运动的时候，恽代英就开始关注农民问题。1924年4月，恽代英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现在要向田间去，要向农民社会里去，要使一般农民觉醒；农民哪一天觉醒，改造的事业便是哪一天成功。”同年6月，他在《中国青年》上专门著文《农村运动》，论述重视农民问题、开展农村运动的重要性。他在开篇自问自答：“为什么要做农村运动？——大多数被压迫民众觉悟了，才能督促而夹持革命的势力。一、农民占全国人口70%以上，所以是民众的一大部分；二、农民终岁勤苦耕作甚至不能供养妻子儿女，所以他们最应当渴望革命；三、农民倘能为他们的利益而渴望革命，他自能运动兵士（兵士便只是他们的父兄子弟）督促他们使不致懦怯，夹持他们使不致卖民众，以完成革命的工作。”然后他指出：“中国革命不能成功的主因——农民不知渴望革命，甚至厌恶革命。”“农民不知渴望革命，是宣传的材料与方法不合当。”最后他号召：“去结交农民！去团结农民！去教育农民！而且最重要的去研究农民！这是中国革命最重要而且必要的预备！！！”为此，恽代英还给当时将革命注意力放在工人运动方面的毛泽东去信，希望他也能重视农民问题，到农村去开展工作，“让他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最初，毛泽东对农民问题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哪里还顾得上农村？”但很快毛泽东就改变了这种看法，从1924年底开始注重农村调查，从而认识到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从此，毛泽东便将主要精力放到了农村，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胜利之路。后来，他曾多次讲到这个问题。1938年3月21日，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大队的临别演讲中说：“十五年前，恽代英主张去做平民教育工作，我没有去。”恽代英是党内最早认识到武装斗争重要性和党指挥枪的领导人之一。1922年9月25日，恽代英在《东方杂志》发表的《民治运动》一文指出：“时机危机了！我们要赶快组织作战的军队，为民治政治，向一切黑暗的势力宣战。”1925年6月20日至7月7日，全国学生第七届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秘密设立了党团组织，恽代英担任党团书记，具体指导这次会议召开，他向大会提出了在学校里建立学生军议案等问题。在会上，他对青年学生反复讲：“青年学生赤手空拳，手无寸铁，打天下是不成的。”“全国中等以上各校学生应组织学生军，讲求军事教育，以为领导农民工人武装起来，以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的准备。”1926年2月20日，他在《党纪与军纪》一文中强调：“在党军中间，党高于一切……所谓党高于一切，是说军队不能违背党的主义，所以军纪是在党纪监视之下的；同时亦是说军队是完全为党的主义工作的。”1926年9月15日，恽代英走马上任黄埔军校主任政治教官才四个月，便提出了完整的《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他在文中明确提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第一步使武力与人民结合，第二步使武力成为人民的武力”。恽代英对军队政治工作的论述，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在党军中间，党高于一切，军队不能违背党的主义；二是在军队中间，部队一定要有严明的纪律，只有严整的军纪可以集中革命的力量，可以打倒一切敌人；三是在国家中间，要使军队与人民结合，使之成为人民的军队。恽代英不仅在理论上强调“在党军中间，党高于一切”的重要性，还在军队实际工作中加强党的领导。他提出，要在黄埔军校学员区队中“每队加设一指导员，选择政治观念好的人来担任”，责任是“代替政治部做工作”，“地位和区队长差不多，必要时可以代替区队长”。在革命军取得东征胜利后，恽代英说：“革命军为何以少胜多、每战必克？是党约束了军队，党代表以党的主义训练兵士，部勒部队中的党员（‘部勒’意为部署、约束——笔者注）， 一切大事官长须得党代表同意行之。”为了把黄埔军校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推广到所有北伐军中，他在 1926 年 10 月 28 日于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执委和各省代表联席会议上，极力提议并支持通过关于军队中必须设立党代表的决定。他在发言时，特别强调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指出：“我们第一、二次东征军及此次北伐军的胜利，固然是前敌将士忠勇奋斗；而且其因为有政治工作，能得到民众的同情拥护，亦是很大的一个原因。”这些思想，为后来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确立“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等建军原则积累了经验。1937年，毛泽东曾对此高度评价：“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恽代英是第一个提出国内的反动派是“纸老虎”论断的理论家，并开始认识“纸老虎”与“真老虎”的辩证关系。 1922年9月25日，恽代英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民治运动》一文指出，那些总希望复古的反动派是“纸老虎”，如“最有权力的拉太后、袁世凯、张勋都曾做过。但都是一致的失败了。”“纸老虎是不好戳穿的，一经戳穿了，还盼望用愚民政策，使他再信这个是真老虎，这简直是可笑的梦想。”恽代英在文中不仅将慈禧、袁世凯、张勋等中国近代史上的反动势力比喻为纸老虎，而且在使用纸老虎这个概念的同时，也使用了“真老虎”这个概念，说明反动派虽逆势而为最终必然失败，但它毕竟是老虎，有其凶恶吃人的一面。1924年11月，恽代英又在《中国青年》发文《怎样进行革命运动》，再次提出反动派是“纸老虎”。不过，这次他是指国外反动派。他认为外国势力并非不可战胜，只要坚决依靠人民群众，积极争取世界人民的支持，注意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能赢得胜利。他在文中说：“我要指出，帝国主义是一戳便穿的纸老虎，他们朝野间，他们国际间，意见还十分分歧，他们不但不易于各国联合起来以压迫我们，便是任何一国亦不能拿全力来压迫我们……所以中国的革命一定在世界革命中间完全可以成功。”恽代英先后将国内外反动派比喻为“纸老虎”，表明他在革命实践中对国内外反动派的本质看得越来越清楚，对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念更加坚定。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国内外形势进行谈话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这也说明，毛泽东阐明的这个观点，绝不是他个人的奇想异说，而是概括了革命的先驱者和广大的革命战士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总结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历史经验。”三、隔空相望，惺惺相惜
终审：蔺玉红审校：张斯絮 刘晓 刘博文王镭铮黄莲蕊（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