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塞尔日·格鲁金斯基
由于新教国家掌握了近代史书写的话语权，所以信奉天主教的伊比利亚国家遭受了一些过头的批评，大家对伊比利亚国家颇有误解，可以近距离观察一下，澄清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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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不同，行为不同
面貌不同，身材不同
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人
……男人和女人
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职业，
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血统
不同的意图、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愿望
信仰与主张亦不相同，
所有人，取道迥异
消失在这个巨大城市的人海中，
如同巨人变为侏儒[i]。
1604年，墨西哥城重新成为人多杂乱的地方，如同它在被征服之前那样。新西班牙首都的大街小巷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哦，人潮汹涌！”贝尔纳多·德·巴尔布埃纳惊呼。
需要用诗人的全景视角来描述这伟大的“布朗运动”，所有人在它的推动下，被卷入茫茫人海。不同血统、不同肤色的人相互混杂，不同语言与不同活动、不同语言与不同思想相互混合。不同的人与物彼此联系，这种情况是空前的。
从地球的一头到另一头，伊比利亚人面对来自不同历史背景的社会，当他们不去毁掉它们时，便与其相混合。城市如同一个个熔炉，在世界的四个部分之间建立起联系。
尤其美洲、非洲与亚洲的那些殖民大都市，墨西哥城、利马、波托西、萨尔瓦多（巴西）、马尼拉、果阿、圣地亚哥（佛得角）是共存、对抗与混合相交织的特殊舞台。
还有那些通商口岸诸如印度洋沿岸的第乌，那是“一个良港，极美，许许多多的商人来来往往，他们有的是威尼斯人、希腊人、土耳其人，还有的是波斯人、安纳托利亚人和阿拉伯人”[ii]。
秘鲁王国首都利马从16世纪最后十年开始成为半非洲性的城市，它在17世纪延续了这种情况[iii]。
人的流动与相互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影响同样波及南欧的大型港口，如里斯本、塞维利亚、加的斯、热那亚、那不勒斯，那里上演着其他方式的相遇与混合。
人的流动与相遇产生的影响也涉及西葡帝国的北方中心安特卫普，在那里，鲁本斯画过黑人的头部，教堂的祭台上则装饰着奇特的玉米穗。
土著技艺的流动
墨西哥与利马截然不同，西班牙城市被移植到这个大型的印第安人城市，它在西班牙人入侵前可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
这一特殊情况使一系列连锁反应显得更加惊人，它们逐渐改变了土著社会[iv]。
伊比利亚全球化对当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无一例外地产生了影响。从工作领域开始：印第安人在几十年中学习欧洲技艺，由于他们继承了当地古老的手工业传统，学习欧洲技艺就更加迅速，而且他们对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新事物表现出好奇。
从西班牙占领初期开始，欧式器物便从他们的手中制作出来。印第安人选择的西班牙人的第一个行当是裁缝，“因为它不太难”。有的人选择制作椅子与乐器，“他们制作芦笛与优质的大喇叭”。还有的人学习卡斯蒂利亚的纺织技术。
欧美文化结合的墨西哥城
1543年，方济各会修士、编年史作者莫托利纳充满热情地写道：“印第安人铁匠、锁匠、马嚼子制作者、刀剪匠多得数不清。”
西欧的铁制工具在这里替代了传统工具，此前不久，印第安人“还在使用木剪刀，现在替代手钻与木工钻的是各种方形凿子；为了制造所有这些工具，他们在铸铜时加入锡。……自从西班牙的木匠们带着他们的工具来到这里，印第安人就开始像西班牙人那样做工”[v]。
“本地人”获得了欧洲技术，熟悉了新的材料：来自西班牙的羊毛、皮革、铁、纸与染料[vi]。他们开始习惯于原本他们不了解的行为、工作形式与生活方式。
在某些情况下，新行当打破了工作的性别分工：纺织业不再单纯由女性担当，而是被交给那些懂得使用从大西洋彼岸进口来的纺织机的人。
得益于教会人士的支持（通常教会人士只献身于传教事业），印第安人以充满悖论又令人意外的方式学习了欧洲技术。
僧侣们常常强调印第安人在这些“手工行当”中的“灵巧能干”，他们还意识到这些土著人在手工业传统上的价值，称赞他们的手艺[vii]，这是因为土著人在欧洲新技术的传播与在对西班牙人到来时就已存在的欧洲新技术的适应[viii]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这一点在僧侣们的预料之中，他们知道自己在精神与思想上已经控制了这些信基督教的、顺从的劳动者。在墨西哥城圣弗朗西斯科大修道院中的圣何塞本地人教堂工场，僧侣们对这些刚刚皈依基督教的印第安人进行培训。
这个教堂是“新西班牙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培训各种职业技能而并不仅仅针对与教会相关的职业技能的神学院，方济各会修士胡安·德·托尔克马达说，它也提供针对世俗世界的职业技能的培训服务”[ix]。
与僧侣们截然不同，初来乍到的西班牙工匠坚持以一切方式保护“他们的职业秘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因败在印第安人手上而流浪街头”。
然而，土著人却战胜了这些抵制，发现了西班牙人本想隐藏的手艺，“他们将这些职业技能学到手”。
他们窥伺西班牙工匠，获取一切可以帮助他们理解新技术的东西，包括“打造黄金”的技艺，还有制造皮革的技艺，而后，土著人自己制造出摩洛哥皮革，并用这种材料制作各种东西，有低帮皮鞋、便鞋、高帮皮鞋、绳底鞋等[x]。
并非所有印第安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因为西班牙殖民者对大部分土著劳动力只有无情的剥削，他们将土著劳动力仅仅视作奴隶。
土著工匠的反应体现了伊比利亚流动性的一个较不被关注的维度：被征服者通过主动学习，对新的工作组织的植入有着积极的参与。
方济各会修士为他们提供了帮助，临时充当了信息提供者。“这些东西在哪里有售？如果我们可以得到技术，即使西班牙人隐藏他们的制作过程，我们自己也可以制作出摩洛哥皮革”。
僧侣们向那些不断提问的、收集被西班牙工匠扔掉的材料样品的印第安人指明他们可以获得这些材料的地方。“很快，印第安人就掌握了这一职业技能，没用多少时日，他们自己也成了能手。”[xi]
这些土著工匠并不满足于获得欧洲技术，他们还凭借掌握的本领降低价格，并“与在新西班牙高价售卖产品的卡斯蒂利亚工匠展开竞争”。
西班牙化的工匠越来越多，换句话说，来自欧洲的职业技能的本土化加速。1539年，多明我会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证实了这一点，“无论是此前这里已有的职业技能，还是从卡斯蒂利亚引入这里的职业技能，这些人都掌握得很好，甚至比卡斯蒂利亚工匠还要臻于完善”[xii]。
但是，印第安人没有能够长时间地保护好他们自己的相对自主权。16世纪40年代，技艺的迁移开始有利于入侵者一方。
在被土著人偷走技术后，西班牙工匠摇身一变，成为剥削者、老板。
对于方济各会修士来说，此事以一个出乎意料的反转结束：通过传授欧洲知识与技艺，僧侣们本以为加强了他们对印第安人的影响、控制，结果他们向印第安人敞开了“西班牙人共和国”的大门，并将这些新的劳动力纳入生产领域与殖民地市场。
印第安人是如此出色的学徒，以至于欧洲老板乐于配备给这些人新的工具，让他们代替自己去劳作：印第安建筑工人“完整地完成工作，委托给西班牙人的建筑工程是由他们来完成的。……在各行各业制造出最优质产品的是印第安人，西班牙老板大都乐于将活计交予土著人，并对他们发号施令；印第安人总是能完美地完成工作，无人能够超过他们”[xiii]。
语言的混合
在墨西哥城的土著人工场中发生了什么？1604年巴尔布埃纳的诗句欣然美化了殖民地劳工界的工作状况：
他们将黄金拉丝，细而易动的长丝
闪闪发光
它们经过许多巧手的长久打造……
在烘炉里燃烧的火焰之间
是否有蝾螈在嬉戏玩耍[xiv]
旁边摆放着他们美妙的玻璃器皿。[xv]
怎样才能具体了解土著劳动者对新技术与新的工作状况的反应？纳瓦特尔语文献向我们展现了他们如何挖掘自己语言的所有资源，以便找到新器物的对应名称，并在工场中与西班牙人交流。
在墨西哥城正如在西葡帝国的其他地方，欧洲人并未强制土著人使用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即使这两种语言是地方当局、教士、商人、混血儿与土著精英这些伊比利亚人的合作者所使用的语言。
但是，任何语言、任何群体都没有摆脱全球化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街道上，在市场、工场或家里，欧洲人（不仅包括那些向土著人传教的教士）逐渐掌握了印第安人语言的基础。
他们编写的会话教材（如1611年在墨西哥城出版的佩德罗·德·阿里纳斯编写的教材）体现了这一反向学习的热度，通过对印第安人语言的学习，新来的人熟悉了地区语言[xvi]。
由于地区语言与伊比利亚语言之间的联系，二者都发生了改变。伊比利亚语言因其在伊比利亚、非洲与加勒比地区的经历而臻于完善，借用了大量的地区词语来指代当地事物；地区语言则经历了一些不易觉察的变化。
但是，用纳瓦特尔语书写的信件、卖契与遗嘱却为整个16世纪及17世纪上半叶所发生的社会、经济与宗教上的变革提供了大量线索。
尤其新的词汇在工场中形成，这些工场构成了语言的实验场。最初，印第安人使用土著词语来指代新材料。他们在面对新事物时调动了纳瓦特尔语的各种资源。
如Tepoztli（铜）被用来指“铁”，然后又成为金属通称，同时指代各种工具，因为中美洲社会此前并不了解铁，也不了解钢。
印第安人创造新词来指代来自欧洲的器物：如“tlatlapaloni”（用于开启的工具）指钥匙，“tlatemmelahualoni”（用于将某物的侧面校正为直线的工具）指代木工水平仪；“ehuatlepitzaloni”（在火上吹的皮制用具）指代皮风箱；“tlequiquiztli”（火喇叭）指代火器[xvii]等。
另一些词汇则完全来自西班牙语。“tepoztli”（铁或金属）一次派生的新词大量增加，将我们带到殖民者开设的锻造工场，面对那里“炽热的熔炉”——巴尔布埃纳如是说[xviii]。
在那里，铁匠们（tepotzpitzqui）在铁砧（tepoztlatzotzonaloni）上做工，锻造钉子（tepozhuitztli）。在印刷工场（tepoztlacuilo）或木工作坊，土著人从那时起，既懂得使用斧子（tepozquauhxexeloni），也会使用凿子（tepoztlacuicuihuani）[xix]。
词意的迁移与一连串新词的出现发生在16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是先驱者的时代，土著人发现了欧洲技术，接受方济各会的教育，并出现了土著手工业者的偷艺。
这些现象体现了土著劳工与仆人在语言上的最初反应，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新事物，能够将新事物吸收到土著语言中[xx]。
16世纪下半叶，土著劳动力因流行病的肆虐而日渐稀少，这种情况开启了另一个阶段。起初的造词不得不让步于西班牙语的词语，最终接受这些词语[xxi]。
莫利纳的纳瓦特尔语—西班牙语词典揭示了应“在由西班牙语与墨西哥语构成的两部分内容中加入当地人创造的词语，这些词语指代的东西在过去并不为当地人所使用，而今他们对这些东西已习以为常。如‘nitelcal[xxii]。
从那时起，从西班牙语借用的词语持续增多。对于土著人来说，新的器物与工具变得熟悉，以至于以前用加入修饰语“caxtillan”（卡斯蒂利亚的）来标记它们源于卡斯蒂利亚不再成为必要。
从那时起，“amate”显然指代欧洲的纸张，而不局限于在过去药典中指代的龙舌兰纤维。大量的西班牙语词语在这时进入土著工匠的语言与土著人的日常语言中：如hache（斧头）、cuchillo（刀）、escoplo（凿子）、camisa（衬衫）、zaragüelles（裤子）、silla（鞍子）、chirimía（芦笛）。
西班牙语中关于服装的词语逐渐在墨西哥城传播开来，此时，这里的印第安人已开始制作伊比利亚式服装，他们自己也开始穿欧式服装，或将传统服饰如男士斗篷（tilmatli）、女式宽松短袖衫（huipil）与伊比利亚服饰相结合。
同时，印第安人熟悉了基督教历法的相关词语（年、月……）、伊比利亚半岛的计量单位（干量单位“法内加”、湿量单位“阿尔穆德”、干量单位“里弗尔”）、钱币的名称（古银币“托明”、古币“梅迪欧”）。
通过大量的探索，语言上的适应促使印第安人习惯了卡斯蒂利亚语以及它所引入的西班牙世界。
印第安跟西班牙语言也产生了融合
语言的西班牙语化是伊比利亚流动性的形式之一，它产生了一些连锁反应。这些连锁反应摆脱了各种控制，更多地在不受任何监督的范围内，语言的西班牙语化伴随着对西班牙语的习得、掌握或转用：
如西班牙语词语tomín（托明，一种重量单位）被印第安人借用，首先用来指代一种钱币，最终变为钱币与钱的通称。与此截然不同，卡斯蒂利亚语中的“金钱”（dinero）一词从未进入纳瓦特尔语[xxiii]。
即使说语言不是社会的镜子，也不能认为上述这些转变没有对社会构成反映。印第安人对西班牙语迅速的借用、语言的实用主义让人想到土著工匠对16世纪上半叶从欧洲输入的技术的习得与利用方式。
印第安语言发生了变革，同时，越来越多的印第安人开始为欧洲老板工作。语言的习得有利于土著人进入新的工作领域，或反过来，对技术的适应影响了说与写的方式？答案因不同代的人、不同的领域而不同。
没有“前西班牙时代”经验的印第安劳动者与那些在“前西班牙时代”已经接受过坚实的训练的工匠，在面对伊比利亚的技术与词汇时，他们的反应是不同的。
与在墨西哥城的工地上一起干粗活的十几位同胞相比，那些在以西班牙语为日常语言的西班牙人家里工作的土著仆人所经历的“文化浸淫”要多得多。
这些语言上的转变逐渐形成，但其中也有名副其实的语言摆渡者的贡献。除了会讲纳瓦特尔语的西班牙人（如编写会话教材的佩德罗·德·阿里纳斯）之外，僧侣们也常常充当有能力的居间者与翻译。
西班牙化的印第安精英如方济各会修士、信息收集者贝纳迪诺·德·萨哈贡、编年史作者齐马尔帕赫恩，他们足够了解印第安世界与西班牙世界，因而能够胜任这种角色[xxiv]。
同样，混血儿基于自身的双重血统天然地成为印第安人与西班牙人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媒介。还有那些在工地上干粗活的最卑微的土著劳动者，他们为听懂老板说的话，并使自己说的话被听懂，使用了一些方式，也不应被忽略。
语言上的交流与创造并不一定要求主体为学术人才，但是，卑微之人的创造通常很难留下痕迹。
自由市场与监狱工场
如果西班牙人只是采取粗暴的强制手段，那么当时他们的殖民很快就会垮台。
大批土著工匠受到新事物的吸引或被对话的本能所推动，逐渐摆脱了印第安贵族与集体权威所设置的传统社会框架。
随着土著工匠们能够运用卡斯蒂利亚语，并能够提供价格远远低于其欧洲竞争对手的优质产品，他们适应了新的市场状况。
那些前西班牙时代的习俗惯例迫使他们不得不完成的任务此时越来越使他们难以忍受[xxv]，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此后一切工作都应该有报酬。
西班牙人改善了部分印第安人的生活
工作——“手艺”——强有力地打破了两个群体之间在空间、语言与法律上的原有界限：只要印第安人向西班牙人展示他们的工作能力与实力，任何物质障碍都不能阻止印第安人在西班牙人城市谋生。
但是，伊比利亚全球化对人与事物产生的作用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它的影响因印第安人与这些侵入者之间形成的关系的不同而不同。
如印第安人与工场老板、修道院上层人物、王室代表之间的关系，甚至还有与西班牙人家庭中反复无常又任性的女主人之间的关系。
伊比利亚全球化对印第安人的影响还因生活环境的不同而不同。在集市或马路的角落售卖自己的商品的印第安人相对于在西班牙人的环境中工作的印第安人，保留了较为自主的边缘地带。
在市场上，欧洲人很快就习惯于在那里购买生活必需品，印第安人的古老习俗与伊比利亚人的风俗习惯相混合。顾客可以在这里看到传统商品，还可以看到欧洲舶来品，如衬衫、衣领、蜡烛、吉他、香皂、小麦面包及其他东西[xxvi]。
集市是社交空间，它唤起西班牙诗人们的想象：
让我们尽情娱乐，
先生们，大家请，
去集市吧，那里正在开放
商品琳琅满目，什么都有。[xxvii]
卖家有的是美洲印第安人—欧洲白人混血儿，有的是黑白混血儿，还有西班牙人，他们都毫不犹豫地加入其中。印第安女人在这里持续发挥积极作用，1592年，她们强烈反对墨西哥城的市场改革[xxviii]。
劳动力的流动使印第安人更加受限于奴隶轮流服劳役制度的约束，这种殖民体制使劳动者被分配到墨西哥城的主要工场及教士、王室代表的家里，轮换做工。
在工场做工或在显贵家里做用人，从事城市建筑工作与维护工作都不断地使土著人与西班牙世界的技术接触，他们不得不适应新的工作节奏、新的习俗规约，并满足征服者对质量与收益的要求。
在这些封闭的工场中工作的印第安人，在学习和调整的过程中经历了残酷的折磨。织布、制帽工场与面包房绝对堪称监狱，常有人死在里面，侥幸活下来的也近乎生活在奴隶的状态下[xxix]。
他们遭受的这种封闭又因与他们自己的家庭、群体的分离而雪上加霜，这与通常只从同一群体招募印第安人的奴隶轮流服劳役制度不同。
西班牙工场老板似乎不会侵害个体流动的自由，这些劳役似乎为那些没有金钱来源的印第安人、“一直自荐要生活在西班牙人家里的自由人”[xxx]提供了生计。西班牙王室一次又一次地收到揭发，声称西班牙老板被他们的雇工束缚了手脚。
印第安人生活在混杂的环境中，他们身边有美洲印第安人—欧洲白人混血儿、黑白混血儿、黑人，还有来自欧洲的惯犯，该空间成为混合的熔炉，充斥着最卑贱的人。
面对伊比利亚流动及融入殖民就业领域所带来的各种碰撞与调整，印第安人从来不是被动的。只要有可能，他们就想方设法顶住压力，以改变、适应与抵抗的方式加以应对。
当然，印第安人在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后，被“合法”雇佣而不是以奴隶身份进入城市重建工作的毕竟是少数。只有少数一部分土著人，在方济各会修士的指引下，成为合乎欧洲人要求的合格劳动力。
这些人组成“裁缝、纺织梳理工、木工、补鞋匠、泥瓦工及其他行业群体”[xxxi]，土著当局与西班牙当局对他们都非常关注，因为这些人对他们来说“必不可少”。
如果说“有资格的劳动力”与其他劳动力之间的差异在前西班牙时代业已存在，那么此后这一差异又夹杂了熟练掌握欧洲技术的劳动力与其他劳动力之间的新的差异。
注释：
[i] Balbuena, 1990, pp. 64-65.
[ii] Orta, 1895, II, p. 339.
[iii] H. S. Klein, 2001, p. 513.
[iv] Serge Gruzinski, Histoire de Mexico, Paris, Fayard, 1996, pp. 224-291.
[v] Toribio de Benavente, dit Motolinía, Memoriales, édit. par Edmundo O’Gorman, Mexico, UNAM, 1971, p. 243.
[vi] 17世纪初，兄弟会的账簿总是将卡斯蒂利亚的染料与当地的染料区分开来。James Lockhart, The Nahuas after the Conquest.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Indians of Central Mexico.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78.
[vii] 如在金银加工领域。Motolinía, 1971, p. 241.
[viii] 僧侣们在这里使用了“完善”（perfeccionarse）一词。Ibid., p. 240.
[ix] 如杂务修士、佛兰德斯人皮埃尔·德·甘德负责向印第安人讲授技术。Juan de Torquemada, Monarquia indiana, Mexico, UNAM, 1977, V, p. 316.
[x] Motolinía, 1971, pp. 241, 243.
[xi] Las Casas, 1967, I, p. 36 ; Brígida von Mentz, Trabajo, sujeción y libertad en el centro de la Nueva España, Mexico, CIESAS, Miguel Angel Porrúa, 1999.
[xii] Las Casas, 1967, I, p. 36; Brígida von Mentz, Trabajo, sujeción y libertad en el centro de la Nueva España, Mexico, CIESAS, Miguel Angel Porrúa, 1999.
[xiii] Torquemada, 1977, V, p. 318.
[xiv] 传说蝾螈能够生活在火中。——译者注
[xv] Balbuena, 1990, p. 80.
[xvi] Pedro de Arenas, Vocabulario Manual de las lenguas castellana y mexicana, Mexico, Henrico Martínez, 1611 (édit. par Ascensión H. de León-Portilla, UNAM, Mexico, 1982). 关于西班牙人的文化适应问题，参见Solange Alberro, Les Espagnols dans le Mexique colonial. Histoire d’une acculturation, Paris, Armand Colin/EHESS, 1992.
[xvii] Lockhart, 1992, p. 266.
[xviii] Motolinía, 1971, p. 241.
[xix] Ibid., p. 273
[xx] 印第安人学习饲养卡斯蒂利亚雌火鸡、小鸡与主人的宠物猫。
[xxi] 如“quauhtemacatl”（马车）一词就是这种情况，它很早就被“carreta”一词所取代。参见Lockhart, 1992, pp. 267-269.
[xxii] Alonso de Molina, Arte de la lengua mexicana y castellana, Mexico, 1571, 《Aviso nono》（序言中有纳瓦特尔语/卡斯蒂利亚语段落）。
[xxiii] Lockhart, 1992, pp. 278, 199, 291-292, 198.
[xxiv] 谈到一些纳瓦特尔人，他们“即使不是双语人，对西班牙语也有一定的接触与掌握”（Ibid., p. 302）。
[xxv] Lockhart, 1992, p. 198:工匠们要求将他们制作的一个教堂的祭台视为他们个人的主动行为的成果，而非贡献的一项义务（1550）；画家们要求获得报酬，而土著领主们则认为他们只是履行了他们应尽的义务（1570）。
[xxvi] Lockhart, 1992, p. 188.
[xxvii] Fernán González de Eslava, Villancicos, romances,ensaladas y otras canciones devotas, édit. par Margit Frenk, Mexico, El Colegio de México, 1989, p. 33. 诗人冈萨雷斯·德·埃斯拉瓦（1534—1603？）通过借用中世纪寓意画描绘了理想化的墨西哥集市：他笔下的市场是兼具罪恶与美德的市集。Ibid., p. 384.
[xxviii] Lockhart, 1992, p. 196.
[xxix] Silvio Zavala (édit.), Ordenanzas del trabajo. Siglos XVIy XVII, I, Mexico, CEHSMO, 1980, p. 221.
[xxx] Ibid., 185.
[xxxi] Silvio Zavala et Maria Costelo (édit.), Fuentes para lahistoria del trabajo en la Nueva España, VI, CEHSMO, 1980, p. 437.
本文节选自《世界的四个部分》，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的亮点是通过西班牙治下的印第安人的视角，来观察伊比利亚国家缔造的全球化，很有趣，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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