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7月，周总理在一次重要谈话中讲到，共产党和国民党先后合作过两次，有一些成功合作的经验。虽然现在两岸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但中国是一家的！
台湾问题属于内部问题，我们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愿意和台湾方面商量和平解决的相关方法和步骤。
得到这个消息的蒋介石有了一些心动，毕竟中国人的传统都是要落叶归根。
蒋介石曾经对家人说过，终究要回到大陆去，就算本人回不去，自己的后代要回去！
此后的近十年间，海峡两岸开始秘密交流，就台湾回归一事的具体事宜开始探讨，几近达成共识。
但有一事不禁让人好奇，如果蒋介石真的回归大陆，会得到什么职位呢？
对于此事，周总理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可谓是一语道破！
那么，建国初海峡两岸是如何交流的？对于蒋介石的职位，周总理是如何回应的？最后结果如何？
要回答这些，还要从建国后的对台关系讲起。
一 武力收复
1949年解放战争已经进入末期，蒋介石自知大势已去，于是从大陆败逃，盘踞在台湾一隅之地。
蒋介石败逃到台湾后，一直幻想着反攻大陆，其实毛主席、周总理等伟人们高度关注着台湾问题。
因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不能全部收回台湾，那将留下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制定了武力解放台湾的战略，同月15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文章，公开表明了解放台湾的决心。
南京解放后，毛主席、周总理一起讨论解放台湾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毛主席认为，解放台湾不像解放大陆那样顺利，解放台湾需要先解决的就是渡海作战和美国干预的问题。
毛主席要求一定要将美国出兵干预计算在我军解放台湾的计划范围之内，事实证明，毛主席的判断极有预见性，美国当局确实给台湾大量的物资补助，还进行了军事干预。
后来经过反复均衡，毛主席暂时打消了解放台湾的想法，决定先发展经济，具备条件后，再一举解放。
这样考虑的原因，一是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已经基本被消灭，已经无法形成大规模的战斗力。
二是台湾海峡较宽，当时新中国海军实力较弱，渡海攻台几乎不可能，做好充分准备才最重要。
但是暂缓解放台湾不代表不解放台湾，1949年12月，中共中央直接发表了《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明确提出1950年的首要任务就是解放台湾等地区，清除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势力。
1950年伊始，毛主席亲自选定粟裕负责攻台，粟裕将军不负众望，他根据敌我力量对比以及国际社会形势的发展，创造出了现代战争中海陆空三位一体的新打法。
后来粟裕将军又对渡海作战认识不断增加，不断修正攻台的方案，先后一共形成了8套详细的作战方案。
1950年3月，粟裕将军又和萧劲光讨论攻台的举措，两人认为此次作战应该至少派遣50万军队。
因为当时国民党守台部队约为60万，粟裕考虑到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高于国民党军，50万军队如果能够顺利登台，顺利发挥战斗力，那将胜券在握。
后来粟裕意识到，就在解放军增员的同时，蒋介石正在加紧组建新部队，美方在源源不断地提供军事援助，如果派遣50万名战士过去，可能不一定占据优势。
于是粟裕将军又给中央打了报告，请求增加4个军，大约新增20万人，这样攻台，才会更有把握。
但当时考虑的并不是作战问题，而是如何将这些士兵运过去，此外除了运输士兵，还需要运输装备，物资，坦克等，这对轮船的吨位提出了极大的要求，这显然是当时条件不具备的。
然而就在粟裕、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积极准备解放台湾时，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燃烧到了中国边境，毛主席发声，要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毛主席果断决定，暂停攻台计划，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国的军事战略就此发生转移。
三年后，志愿军凯旋归来，但彼时新中国处于“一穷二白”的情况，经济发展更为重要，因此毛主席适时地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
二、和平回归
我国虽准备用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但当时国际条件对我国极其不利，欧美资本主义强国从多方面给我使绊子，设壁垒，他们尤其喜欢拿台湾问题攻击，抹黑我国。
于是我国需要从另一个方向努力，跳出欧美资本主义强国设置的“包围圈，”创造出自己的外交、政治空间。
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正好是我国发声的一个窗口，这次周总理不仅提出了至今仍然受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正式回应了台湾问题。
在许多人看来，世界性质的交流会议应该是美好，充满礼仪的，但在万隆会议上，美国却多次出来给我过使绊子，多次搅局。
在记者招待会上，美国记者当着全世界的面，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尖锐的问题，但周总理左右逢源，以睿智的回答将所有有形化无形。
最终美国记者把台湾问题作为杀手锏，他向周总理提问，未来大陆将如何解决在台湾的蒋氏政权？会不会使用武力？
大多数国家回应美国记者的尖锐问题都是能躲则躲，可周总理不一样，他以极其强硬的口吻揭开了台湾问题的本质，“台湾问题是中美矛盾的症结，美国不从台湾撤兵，不与台湾当局断绝关系，一切都不能正常化！”
在对美国使用强硬口气的同时，周总理对台湾表现出了宽厚的态度，他表示如果蒋介石能率领台湾回归祖国，那新中国会给他一个很好的待遇。
这时又有好事的美国记者追问，如果蒋介石真的回来，那你们会给他什么职务呢？
周总理笑了笑，毫不犹豫的说，绝对不低于国务院总理的！
其实关于蒋介石的职务问题很难回答，如果太低，可能会影响蒋介石回归的积极性，如果太高，那肯定将会否定历史评价。
最终周总理表示允许蒋介石能替代自己，或者可以高于自己，显得诚意满满。
周总理的回答彰显了我党宽厚的胸怀，这样的态度在全世界引起了波澜，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更是陷入了长久的讨论。
蒋介石是一个传统的人，随着年纪的增长，“落叶归根”成为他萦绕在心间的一个夙愿，听到周总理的话后，蒋介石第一次出现了动摇，这是美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因为一旦蒋介石改变对美态度，那美国之前所有的努力，所有的物资补助，政治渗透等将付诸东流。
1956年1月，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上，毛主席首次正式提出了国共合作的构想，毛主席说，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了，我们准备搞第三次国共合作（暗指台湾和平回归）！
毛主席说到做到，在当年春天，毛主席直接委派章士钊去香港，沟通台湾和平回归的具体问题，并随身携带了一封中央给蒋介石的亲笔信。
为完成祖国早日统一的大业，信中提倡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具体办法：
“一是，除外交上收中央外，其余军政权力台湾当局可以继续使用，此举可以保留蒋介石最大的实力，对他很有吸引力；
二是如果台湾缺少资金，大陆可以提供支持，此举是要求台湾必须切断和美国的秘密合作关系；
三是台湾需要改革，但会充分听从当地人的意见，具体改革措施与国民党进行协商，此举表明党中央充分改革，充分发挥民主的原则。
四是双方要为祖国统一着想，停止且保证以后不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便双方继续合作。”
文章末尾还写了一句，奉化之墓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意思是蒋介石家乡、祖坟都被保护的很好，希望蒋介石能回家看看。
章士钊在香港辗转多次，将这封信通过许孝炎的手，送到了蒋介石的手上。
根据许孝炎回忆，蒋介石拿着信反复看了很多遍，但却没有吭声。
所以蒋介石肯定是心动了，但只不过他的心里还很担忧，毕竟自己在“四一二事变”、“皖南事变”等中留下的血账怎么会简单的一笔勾销呢？
其实党中央知道蒋介石心中的想法，毛主席、周恩来先后表示，不管是台湾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想回大陆，我们都欢迎，只要能给两岸统一做贡献的，以往做的错事，我们都会既往不咎。
伟人确实言出必行，1956年开始，许多犯下重罪的战犯们都陆续被特赦，其中就包括许多国民党高官，后来他们一些甚至在中央工作，可见我党对他们的宽厚。
所以蒋介石应该认识大势所趋，为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做贡献，无论任何条件下，和平都比战争要可贵得多。
在中央的“特赦”政策下，蒋介石的思想出现了触动，最终默许两岸对接具体合作事宜。
三、重要的博弈
1957年初，蒋介石突然请许孝炎去台湾，与许孝炎进行了很久的交流。
最后蒋介石说，希望许孝炎能前往大陆了解一下，去北京探探虚实，最终许孝炎安排宋宜山代替自己为国共合作穿针引线。
为什么选择宋宜山？许孝炎是废了一番功夫的，一是宋宜山和毛主席是老乡，毕竟“老乡好说话”！
二是宋宜山是宋希濂的弟弟，宋希濂被关押在战犯管理所，宋宜山可以借口探亲回大陆，这样会给蒋介石充分的面子。
当年4月，周总理在东兴饭店接见了宋宜山，周总理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国共终究还是一家人！在大革命时代，我们就坐在一个屋里开会，在一个大锅里吃饭，希望我们以后还有合作的机会。
不久，中央和宋宜山达成了国共合作的四大方向：“一是双方对等谈判，实现统一；二是台湾是中央领导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权；
三是台湾仍有蒋介石领导，中共不干涉，可国民党却能派人到中央任职；四是美国军事力量一定要完全从台湾撤离，以后不允许外国力量干涉中国内政。”
回到台湾后，宋宜山立刻撰写了一万五千多字的报告，他在最后写下了一句话，大陆意图实属诚恳，应当响应之...
谁知蒋介石在看完报告后，认为宋宜山的报告中有太多的赞美之词，蒋介石大感不悦，决定暂停此次和谈。
就在宋宜山和谈受挫之际，另一位承担重大使命的人浮出了水面，他就是曹聚仁。
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报告中讲到，我们愿意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希望他们能派遣使者到北京或者其他地方，同我们商谈。
周总理的这一话语引起了国内外的剧烈反响，大会结束三天后，曹聚仁来到北京，希望担任此次和谈的特使，促进双方达成和谈的目的。
曹聚仁一生朋友众多，和鲁迅、章太炎等名人的关系很好，和国共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所以如果他出马，和谈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周总理接见了曹聚仁，并说道，我们这一行为不是招降，而是谈判，只要国家统一，其他的都可以坐下来谈判。
曹聚仁将与周总理会晤的内容，还有这段话写成了一篇纪实新闻，发布在《南洋商报》上。
此后曹聚仁奔波在大陆和台湾之间，1965年，和谈取得重大进展，曹聚仁面见蒋介石，深入讨论了台湾回归的具体事宜。
根据记载，曹聚仁和蒋介石达成了六项共识，大概内容为：
“一、蒋介石可以回大陆，定居在浙江之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然可以担任国民党总裁，我党将拨出庐山作为蒋介石的居住和办公场所；
二、蒋经国担任台湾省长，但台湾须交出外交、军事权，其他政务台湾可以全权负责，以20年为限，期限届满，再次洽谈；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的援助，如果台湾财政有困难，北京可以播出补贴；
四、台湾海军、空军直接并入解放军，陆军缩减为四个师，其中一个驻守厦门、金门地区，另外三个师驻扎台湾；
五、厦门与金门合并为同一个区，为双方之间的缓冲地区，该市市长应由军长兼任，军长/市长国民党可以任命，但必须经过共产党的同意。
六、台湾官员职位、待遇不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只许提高，不准降低。”
这六条合约充分考虑到了两岸的军事、政治、经济、甚至是官员任命和人民生活质量上，面面俱到，几乎代表双方的谈判即将结束。
在获得蒋氏父子的同意后，曹聚仁立刻回到大陆，将这六项条件汇报给了中央。
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日月潭谈妥了这六项条件后，立即返回香港，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此时国内外环境突然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波及到了台湾，最终蒋介石再次改变主意，和谈事宜再一次搁浅。
四 伟人去世
上世纪70年代初，伴随着中外关系正常化、国民党被赶出联合国等，台湾的地位急转而下，国际形势对解放台湾变得有利，因此毛主席、周总理又把和平解决台湾摆上日程。
然而当时的“谈判特使”曹聚仁、章士钊陆续因病去世，让这次谈判几乎停滞。
1975年国民党当局公开在香港报纸上发表文章，希望毛主席能够不计前嫌，再次开创双方合作的新局面，这篇文章是蒋介石默认发表的。
然而不久之后，蒋介石就因病去世，一年以后，毛主席与世长辞，两岸的和谈就此暂时停止。
结语：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体现了我党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和诚挚态度，代表了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走向。
毛主席、周总理都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理论，并付诸实践，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两人去世时这个大业都没有实现。
这是历史的一个巨大遗憾，作为后继人的我们应该继续先辈们的理念，为实现伟大目标而奋斗，为实现解放台湾奋斗！
参考资料：
《重庆党史-毛泽东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2019年1月11日期刊；
《北党史-【周末读史】毛泽东筹划武力解放台湾始末》2019年1月4日期刊。
编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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