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底，在杂志《文史博览》推出的“读者评刊”活动中，一位来自湖南省祁阳县的蒋姓读者在给杂志寄来的短评中写道：
2009 年第 10期《文史博览》第 10 页写的: “下午两点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 任弼时的车先后开进天安门广场后面的停车场......”我认为有一处错误，即任弼时没有来。我从有关史料中得知，任弼时虽然是当时党的领导人，但由于任弼时当时生病，正在香山休养，他没能亲自来参加开国大典。
杂志编辑在收到这位读者的来信后，也是在第一时间内向读者表达歉意并查询了相关资料，证实当年45岁的任弼时同志因为身体原因，确实没有在举行开国大典时到达天安门观礼。
一、爱国青年，与妻子青梅竹马
1904年，任弼时出生于湖南省汨罗市的一个书香之家，由于任弼时的父亲也是一位教书先生，因此任弼时在5岁那年便开蒙随着父亲一起读书。
五岁的小孩子才一丁点大，连写字的书桌都够不着，但一心想学写字的任弼时就把小凳子搬到大椅子上，然后自己坐到小凳子上苦练写字。
当任弼时逐渐长成一名意气风发的少年时，五四运动的春风也吹到了湘楚大地上，还在长郡中学念书的任弼时也怀着满腔报国之志参加学校游行，积极向周边民众们宣传一些朴素的爱国思想。
就在任弼时中学毕业准备继续读大学深造时，任家困窘的家境却让任弼时暂时停止了求学的步伐，直到1921年，任弼时才在湖南新民学会的介绍下，凭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身份赴莫斯科学习。
但彼时的苏俄也并不安定，赤白两军正在爆发着激烈的武装冲突，任弼时想要顺利到达莫斯科求学就必须先穿过重重火线。
尽管俄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但任弼时还是本着爱学习的精神，很快就过了语言这一关。当同行的同学们还在为俄文读写发愁时，任弼时已经可以熟练地运用俄文跟苏联老师对话、记笔记，看俄文书。
1927年秋，任弼时（后排中）等在武汉
任弼时在苏俄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时，他每天只能靠200克的黑面包过活，当粗粝的面包渣滑过任弼时的喉咙时，支撑着任弼时坚持下来的，除了他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外，还有他对家乡亲人的思念。
尽管任弼时与自己的未婚妻子陈琮英是指腹为婚，但自小青梅竹马的他们也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积累出了深厚感情。任弼时在长沙念书时，经常会为学费的问题发愁。
陈琮英在得知任弼时面临的困境后，便将自己工作挣来的钱一个铜板一个铜板的攒下来，等到攒够一笔钱时，陈琮英便会悄悄来到任弼时学校里：“给你读书用吧！”
年轻人之间的爱情总是这样纯粹而美好，任弼时与陈琮英之间的感情也在细水长流的平凡日子中慢慢累积的愈发深厚。
当陈琮英第一次接到任弼时从莫斯科寄来的信笺时，陈琮英不由得有些忐忑，由于自己没有读过书的缘故，要想知道任弼时在信中写了些什么就必须拜托旁人代看代念。
但陈琮英不想跟外人分享自己跟任弼时之间的小秘密，因此她便萌生出了想要读书识字的念头。从此之后，陈琮英便把每天的时间都掰成两半，一半用来工作，而另一半就用来去职业学校念书。
尽管任弼时跟陈琮英在四年间天各一方，但两人却在互相鼓励中不断进步，将那份早已积淀起来的深厚感情不断升华。
任弼时学成归来回到上海后，便开始领导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日常工作。
此时的任弼时虽然只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但他却有着坚持真理的底气跟勇气。在面对上级领导陈独秀时，任弼时也是丝毫不退让，敢于当面向陈独秀提意见。
有一次陈独秀在看到任弼时递给自己的意见书后，由于跟任弼时之间的观点不合，更是直接把这份意见书给撕了个粉碎。
两年后，陈琮英也风尘仆仆的从湖南来到上海，与任弼时举行了一场朴素的婚礼，早已相爱多年的两位年轻人也在这一刻成为了法律意义上的夫妻。
二、夫妻革命意志坚定，被捕后身体留下病根
在上海的这段日子中，陈琮英还自学了刻钢板、印油墨，帮助丈夫印刷革命文件，在任弼时的带领下，陈琮英也成为了我党的一名秘密交通员。
1929年11月中旬，整个上海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氛围当中，背信弃义的国民党高层开始大肆屠杀进步人士，相关革命工作的进行也变得异常困难。
11月17日，初冬的一场小雨将上海滩装点的更加肃杀凄冷，任弼时像往常一样赶到了上海公共租界华德路竞业里，位于杨树浦工厂区一幢石库门的两层楼房中，准备参加省团委的扩大会议。
在赶到竞业里后，任弼时警惕的观察过周边环境后，才伸手推开了一扇石库门。但让任弼时没有想到的是，还没等他在房间内站稳，几个暗探便从暗处冲了出来，将任弼时押送到了上海汇山路英国巡捕房的拘留室。
任弼时在被扭送进拘留室后，一眼便在拘留室中发现了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部长周朴农的身影，周朴农见到任弼时这个老友后也是分外激动，想要上来打招呼。
但任弼时却一把将周朴农重新摁了回去，装作不认识的样子跟周朴农交谈了几句，周朴农也立刻明白过来，将两人之间的相处模式重新切换回了“陌生人”。
在跟周朴农的交谈中，任弼时凭借有限的线索推测出：敌人目前只是怀疑，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来证明他们的特殊身份。
想到这里，任弼时低声提醒周朴农，在面对审讯时，可以用内山书店职员这一身份作掩护。正如任弼时所预料的那样，当周朴农被提送到闵行路巡捕房审讯时，周朴农亮出自己内山书店职员这一身份后，巡捕房巡警们的嚣张气焰瞬间矮了半截下去。
因为这家内山书店店主内山完造既是鲁迅先生的朋友，也是一名进步人士，当内山完造出面作证周朴农是自家职员后，周朴农身上的“嫌疑”也随之被洗除。
这次任弼时跟周朴农之所以会被巡捕房的人盯上，是因为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张永和在路上时被突袭搜身，敌人这才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张写着竞业里地址的纸条。而这张标注有特殊地点的纸条，自然而然成为了巡捕房的怀疑对象。
由于任弼时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因此他每次外出前都不会在自己身上携带任何地址、文件或资料，不管那群巡警怎样搜查，他们都只从任弼时身上搜出来了一张电台月票。
而此时的任弼时正化名为彭德生，是一名在江西混不下去后赶来上海投奔有钱亲戚的无业青年，不管敌人怎样严刑逼供，任弼时都咬定自己刚来上海人生地不熟，这才记岔了地址，推错了大门。
当任弼时受完酷刑回到拘留室后，任弼时语气坚定的向周朴农加油打气到：“朴农同志，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住考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
巡捕房的巡警在第一次用刑无果后，紧接着又再次提审任弼时，并对任弼时用了惨无人道的电刑。巨大的电流通过任弼时的身体时，直接在任弼时的背上留下了两个碗口大的窟窿，对任弼时的身体造成了严重伤害。
但不管敌人怎样折磨任弼时，任弼时的精神都没有被打垮，而是时时刻刻的提醒同在狱中的周朴农：我们一定不可以暴露身份！
任弼时跟周朴农被捕入狱后，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央特科也在积极与租界巡捕房斡旋，控诉他们在没有任何凭据的基础上竟随意逮捕他人。
当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开庭时，中央特科请来了上海著名律师潘震亚为任弼时等人做开庭辩护，最终在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营救下，任弼时他们被成功救下。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经受了40天的牢狱之灾后，任弼时旋即被释放。
出狱后的任弼时回到妻子身边后，陈琮英看着遍体鳞伤的丈夫，摸着任弼时因受电刑而在身上留下的疤，不由得泪水涟涟。
但不管自己的境况如何，任弼时都没有忘记自己的工作，恢复自由身的任弼时也立刻调整好状态，再一次投入到了革命工作当中。
长征期间，任弼时夫妇迫于长征路途艰难，便将小儿子寄放在了湘赣边界处的一位老乡家中，但由于当时战乱频仍、信息不畅，这个孩子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任弼时夫妇身边。
在延安的这段时间中，任弼时尤其注重制度建设，看重办事效率。正是在任弼时的不断整合下，一套权责清晰的工作制度、行政制度才被逐渐确立了下来，使各部门工作逐步走向了正规化。
与此同时，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也落在了任弼时肩上，为了能选出一个合适的大会地址，任弼时开始在多地奔波考察。
刚开始，任弼时将地址定在了安塞的真武洞，后来又将地址改为了保密性更好的枣园后沟。但由于枣园后沟的地方太小，而且周边只有一口水井，就连代表们的用水问题也得不到保障。
经过多次慎重考量后，最终才将地点定在了杨家岭。在随后的七届一中全会上，任弼时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一起当选为了五大书记。
1945年时，来自苏联的医生米尔尼科夫在给大家检查完身体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尽管任弼时是五大书记中最年轻的那一个，但他的身体状况却也是最不容乐观的那一个。
此时的任弼时已经被检查出患有高血压、动脉血管等疾病。当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赶来杨家沟看望自己的丈夫时，任弼时此时已经因血压过高而很不舒服，就连晚间入睡都是个问题。
陈琮英看着脸色发白的丈夫，不由得又是生气又是心疼，任弼时为了能让妻子安心一点，他就在他晚上失眠时偷偷装睡。
但每到工作时间时，任弼时却又会冲在工作第一线，在会议上认真发言、主持土改工作、指导重建青年团。
当几位负责山东青年工作的干部来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时，任弼时更是亲自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并参加了讨论会，针对目前青年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任弼时也会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提出建议：“形势发展了，团体不求得有所改进，工作方法不改革，自然就会消沉！”
三、遗憾错过开国大典，因病去苏联休养
1949年3月25日，在北平万千百姓的夹道欢迎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央机关成员缓缓进入了北平城。此时摆在任弼时面前最紧急的工作是筹备青年团代表大会5月4日的全国青年代表大会。
但就在两周前的第四野战军接见会上，带病出席会议的任弼时再一次感受到了身体发出的危险信号。这时，在一旁的医生也注意到了任弼时的身体问题，连忙劝说任弼时赶快放下手头上的工作进行休养。
但已经将工作看成自己生命一部分的任弼时却无论如何都闲不下来，思如泉涌的他仍旧为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起草了一份长达1.2万字的发言报告。
当1949年4月1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开幕时，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在大会上作报告。
但当报告进行到一半时，任弼时突然感受到一阵强烈的头晕、心悸和气喘，无奈之下，剩下的报告部分只得由别的同志代为发言。
但始终将青年团工作放在心上的任弼时，却不想在这样一个重要场合上中途离席，尽管他此时的身体已经非常不适，但他还是坐在主席台上，陪伴全体青年代表们直到会议结束。
但在这次会议后，任弼时的身体状况更是每况愈下，需要立刻疗养休息，但众所周知任弼时一生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花钱多，三怕麻烦别人。
最终还是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要求下，任弼时才由香山搬到了玉泉山，以便任弼时安心疗养。加之任弼时在前不久由于眼底血管出血而引起过昏迷，因此医生每天都会限制任弼时看书的时间，任弼时也只得将“看”《西游记》变成了“听”《西游记》，每天都会拜托护理人员替自己读上一段。
玉泉山的疗养生活虽然安逸，但任弼时却依旧是闲不下来，为了能及时了解国内外的大事，任弼时会要求秘书每天都给他念20分钟的电报。
除此之外，任弼时还会带着秘书一起查看地图，时刻关注着南下长江解放军们的作战状况。当任弼时从电报中得知南京已经被顺利解放时，任弼时兴奋地像一个孩子。
最后还是任弼时的妻子跟医生跑过来，劝说任弼时不要过分激动，以免血压再次升高。因此在开国大典前，毛主席等人征求了医生的意见，询问任弼时能否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尽管任弼时认为自己的身体尚可，坚持要参加典礼，任弼时说：“这样梦寐以求的时刻，我不能不亲临现场。”但医生的诊断结果却是：任弼时同志不能太过激动，不能参加。
这时候能劝住任弼时的也只有毛主席，因此毛主席特意下了一条“禁令”：“任弼时不出席开国大典，一定要以保重身体为第一要务！”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玉泉山养病的任弼时端坐在收音机前，当他听到收音机里传来毛主席那铿锵有力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今天政府成立了”时，任弼时万分感慨的跟陪在自己身边的妻子说道：“胜利来之不易，要珍惜它呵......”
说完这番话后，任弼时又坐在了屋子里的钢琴凳上，激情澎湃的弹奏起了《我们工人有力量》、《您是灯塔》。
尽管任弼时没能亲自来到天安门城楼上感受这历史性的一刻，但在一首首为祖国而贺的钢琴曲中，我们依旧能感受到任弼时那发自肺腑的激动心怀。
尽管任弼时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参加我们的开国大典，但早在1931年的中央苏区时，任弼时早已参加过一次特殊的“庆典”。
1931年9月底，毛主席跟朱老总刚刚带领三万红军将士“反围剿”成功，将来自国民党的三十万大军成功击退。
在江西瑞金县东北角的叶坪村中，大家兴奋地讨论着一个月后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并准备在大会当天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由于出席这次大会的足有六七百人，负责筹办会议的同志们在对叶坪村经过一番考察后，发现能容纳这么多人的场地，仅有村中的谢氏宗祠。
不过由于宗祠中还供奉着当地村民们的先辈，因此毛主席在听说这个提议后表示：一定要很好的与群众商量，妥善安置好。
村中的长辈跟老人们听说这件事后，纷纷对借用宗祠一事表示支持：“在我们的祖祠开基立国，工农自己坐天下，我们哪有不支持的道理！”
1931年11月7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项英、任弼时等多位同志先后登上了检阅台，当项英宣布“阅兵典礼开始”后，百余名铜号手吹响了手中那把早已擦得锃亮的铜号。
在一片响彻天地的军乐声跟欢呼声中，毛主席等人完成了阅兵仪式。当天下午，在叶坪村谢氏宗祠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顺利举行，毛主席也激动地向大家鼓掌，带领大家高声呼喊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1949年11月，由于任弼时的病情迟迟没有好转迹象，组织上最终决定让任弼时去往苏联接受治疗。在苏联接受了为期六个月的医治后，任弼时的血压从原来的240降到了160。
同年毛主席前往苏联访问时，也从苏联医生口中听说了这个好消息，在莫斯科郊外的巴拉维疗养院中，毛主席激动的握住了苏联医生的手，发自肺腑的感谢他们：“好得很，好得很啊！我代表中国人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虽然任弼时此时的病情已经有了较大起色，但任弼时仍需要在苏联继续疗养一段时间，但任弼时却力排众议，于1950年5月从苏联飞回了北京。
因为任弼时明白，这时候正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的关键期，又恰逢朝鲜战争爆发，战火已经烧到了鸭绿江边，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继续在苏联住下去了，而是应该立刻回到工作岗位上为国家为人民排忧解难。
刚回国不久，任弼时就向中央提出了工作申请，在任弼时的不断要求下，毛主席跟中央最终在这件事上松了口，但出于对任弼时身体的担忧，任弼时每天只被允许工作四小时。
但任弼时一旦忙起来后，便将这条规定给抛到了脑后，有时直到深夜还伏在案边工作。
1950年10月24日，任弼时在看到毛主席起草的增派志愿军出国作战电报后，又像往常一样在晚间思考。熬夜过后的第二天清晨，任弼时病情突然恶化，中风失语。
尽管任弼时被迅速送往医院抢救，但最终仍因为抢救无效而离开了这个世界。而这一年，任弼时才刚刚46岁，原本应该是一个成年男子最年富力强的时候，但任弼时却因为多年的辛苦工作而积劳成疾，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结语
正如叶剑英元帅所评价的那样：“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任弼时前辈所留下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后来者学习、继承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