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国家医保局公布的新冠医疗药品中，阿兹夫定片、清肺排毒颗粒都在其中，但外企辉瑞的特效药——Paxlovid，却独独缺席，原因是价格未谈妥。
医保谈判中，企业一般有两次的报价机会，如果在第二次的报价中，企业报价超过医保方底价的115%，那么谈判即失败，而如果没有高于医保方底价的115%，那么则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协商了。
虽然在谈判之前，Paxlovid的价格已经从2300元下调到了1890元，患者在医保报销之后，仍然需要支付189元，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个价格显然还是偏高的。
虽然无法用上国外的特效药，但幸好国产阿兹夫定片进了医保，同时更多的新冠治疗药物也在研发中，相信老百姓以后的医疗将会更加便利和有效。
作为一家外资医疗企业，辉瑞药物的定价自然要考虑研发、销售成本，所以不愿意降价，或者说不愿意降到影响自身利益的程度，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在1989年，另一家外企，却以底价，几乎“白给”的方式将生产技术转让给了中国，获得了中国人的一致好评。
一、危难之中伸援手
1979年，在全国血清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一般人群的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是9.75%，而这一数据在5岁以下儿童中为9.67%，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属于乙肝高度感染区。
而根据当时的国内人口来推算，全中国约有1.2亿个乙肝病毒携带者，针对这一情况，最好的方式是接种疫苗，但国内的技术尚不成熟，并无生产疫苗的能力。
1987年，有人向卫生部建议，可以考虑进口默沙东的乙肝疫苗，相较于其他企业生产的血源性疫苗，默沙东研发的基因重组疫苗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第二年，中方代表团开始跟默沙东代表接触，之前没有过交往的双方都十分警惕，默沙东担心的是，运抵中国的疫苗会不会被转手?而中国又是否有能力保证产品的质量，从而不会影响默沙东的声誉？
在中国国内，同样有人不理解这一行为，他们觉得把钱用来支持国内的研发，不比直接送钱给外国人好吗？
正是因为双方都有这样那样的担忧，于是谈判一直持续了两年，最终时任默沙东CEO的罗伊.瓦杰洛斯决定，以成本价向中国转让乙肝疫苗技术。
而中国代表也为他们的魄力和诚意所感，于是在1989年9月11日，正式签约。
签约之后，默沙东指导中国工程师在北京和深圳组建了乙肝疫苗生产车间，并且帮助审核疫苗的质量。
1993年，乙肝疫苗生产车间在北京正式投产，而国家也及时出台政策，免费为儿童接种乙肝疫苗，于是到了2013年，新生儿疫苗接种率达到了91%。
2006年，当全国进行第三次血清流行病学检查时，一般人群的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下降到7.18%，而5岁以下儿童的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更是降到了0.96%。
对于这样的结果，默沙东CEO瓦杰洛斯并没有因为损失可能有的巨大商业利益而后悔，而是这样说：
“在这个商业决策中，我们没有盈利，默沙东培训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以及派遣默沙东员工到中国的费用，已经超过了转让费用的数目，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实际上，我认为这是默沙东公司在20世纪做得最好的商业决策之一，虽然没有利润，但它有望拯救的生命数量超过了默沙东曾经做过的任何事。”
虽然默沙东的仗义出手，确实值得感激，但其实之所以选择这样几乎“白给”的方式，也有着当时的历史背景。
二、呕心沥血的本土专家
在国内乙肝病毒猖獗的时候，中国的医学专家并没有坐以待毙，而在病毒性肝炎防治领域里，有这样一个人不可忽略，她就是陶其敏。
陶其敏出生于1931年江苏苏州市，先是在齐鲁大学医学院学习，后分配至北大人民医院工作。
1973年，时任北京大学检验科主任的陶其敏与冯百芳等人研发了中国第一套乙肝表面抗原免疫血凝法检测试剂盒，而北大人民医院也成为全国最早开展乙型肝炎防治的基地。
1975年4月，国外报道了美国科学家用乙肝病毒感染者血液制作血缘乙肝疫苗的事，对于陶其敏来说，这个消息深深刺激了她，因为国内乙肝病毒猖獗，但却没有有效的防治手段。
然而通过国外几句话的报道，并不能得到更多制造乙肝疫苗的有效方法，所以陶其敏只能自行研究，她一方面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不断进行试验，最终在1975年7月1日，研制出了我国第一代血源性乙肝疫苗。
根据研制出的日期，这款疫苗被命名为“7571疫苗”，然而这个时候却遇到了问题，因为接下来要进行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试验，当时用的一般是大猩猩，可是北京医学院却并没有这样的条件。
为了早日获得相关数据，及早让中国人用上疫苗，陶其敏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用自己做试验。
1975年8月29日，当陶其敏从冷冻室里取出乙肝疫苗，把它交给护士的时候，护士出于习惯检查了一下，结果发现是“7571疫苗”后，大惊失色，不愿意给她注射。
然而陶其敏却笑着对她说：“放心打吧，不会有事的。”在陶其敏的强烈要求下，护士又感动又担心地帮她注射了乙肝疫苗。
幸运的是，在三个月的检查中，陶其敏的身体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而且她的体内也出现了抗体，说明安全性和有效性都有一定保障。
在得到这个数据后，上级终于同意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试验，而陶其敏也根据数据对疫苗进行了多次变革，最终抗体的阳转率达到了92.3%。
但血缘疫苗以病毒感染者的血浆为原料，有污染环境和伤害人体的风险，同时也无法保障稳定的供应量，暂时不具备工业化生产的条件。
在这个时候，默沙东以底价转让重组疫苗生产技术，大大缩短了中国乙肝防治的进程，确实拯救了许多生命，而后来的事也证明，默沙东此举并不吃亏。
三、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1982年，百时美施贵宝进入中国，1985年，西安杨森也进入中国市场，对于这些外资企业来说，中国巨大的医药市场，让他们十分喜悦，但同时，在缺乏了解的情况下，也十分警惕。
经过几年的摸索，这些外资企业渐渐在中国打开了市场，也获得了老百姓的认可，而姗姗来迟的默沙东，显然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获得中国人的好感。
此时通过转让疫苗生产技术，在中国政府和老百姓心目中，都狠狠刷了一波好感，于是在1992年，感觉到时机成熟的默沙东，决定正式进军中国，之后的发展十分迅速。
仅仅2012年到2019年，默沙东就有超过28个新药和疫苗在中国获得批准。
作为默沙东最早的创始人乔治默克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应当永远铭记，药物是为人类而生产，不是为追求利润而制造的。”
话虽如此，但是一款新药的研发成功，需要的时间和资金投入，不可计数，如果最终没有成果，之前的一切付出更是打了水漂，所以药企定一个合理的价格，来挽回成本，追逐利益，并没有错。
在《我不是药神》中，李乃文扮演的医药公司代表，虽然让人恨得牙痒痒，但是你不能说他就是错的，因为一旦药品专利得不到保障，没有人愿意去研发药物，最后吃亏的还是病人。
但那些无端遭受病痛折磨，吃光家底的病人，他们只想要活命，又有什么错呢？
或许这其中的平衡之道，会是一个无解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