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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逢时的彼得大帝？
随着乌军在多国培训的军官和士兵回归战场，预示着新一轮的大规模反攻将如期而至。俄罗斯在乌东的驻军，或将迎来最终大考。
一年前的普可谓意气风发，将欧洲大国元首玩弄于股掌之间。拿下克里米亚的普京，并没有付出多少代价，这让俄罗斯士气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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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小觑普京的政治才能，相比于MZ国家，俄罗斯的权力生态更为凶险。普能在一大批竞争者中杀出重围，且长期执政，少不了在特工经历中积累的手腕。
更为难得的是，俄罗斯并不是很多人眼中铁板一块的极权国家，俄国有一定程度的民选机制和言论空间，甚至允许地方军阀的存在。普京能在各种派系中纵横捭阖，算得上是政治奇才。
俄乌战争前，普京的政治手腕被不少西方政客欣赏，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甚至公开称赞普京，在欧洲极右翼人士的心里，普京一度成为“西方精神”的代言人。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样一位政治才华不逊任何一位沙皇的普，为何会在今天遭受整个西方世界的围堵？
不得不说，时代变了。如果放在18或19世纪，普京将会成为彼得大帝一样的人物。两者在执政理念上颇有相似之处，都善于掌控权势和无尽的征服之心。
18、19世纪和今天比是完全不同的世界，那时没有毁灭性武器、全球化和国际法，战争作为一种常规手段存在，不存在国际舆论加以道德谴责。
那时，欧洲国家奉行着“均势主义”的外交理念，认为和平的实现，乃是彼此实力的制衡。如同三角形具有稳定性，贸然发动战争者必然遭到第三方的觊觎，从而吓阻战争。
均势理念，源于三十年战争的外交经验。其内涵是不信任国与国之间会有道义和法律存在，而仅仅是将国际关系视作实力的对比，和平的动机出于恐惧而不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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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逻辑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随着德国的统一，欧洲走向两极。各大国为了各自利益，分别站在英德两边，结成两派，从而打破了“均势主义”赖以为生的“三角结构”。
在一战前所未见的破坏力之下，各国开始反思过去的外交策略。美国放弃孤立主义，开始介入世界秩序，总统威尔逊反对均势外交，提出要通过国际法和对侵略行为的集体抵制来确保和平。
然而，威尔逊的倡议并没有在生前实现，新成立的国际组织“国联”里没有美国和苏联两个最强工业国的存在，集体行动成为空谈，绥靖主义成为了主流。
而二战带来的灾难，让各大国抛弃了以往的成见，建立了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可美苏之间的深层矛盾，使得联合国仅具有道义职能，却无法付诸于集体行动。
因此在冷战期间，和平虽已成为主要国家的共识，但局部热战依然无法避免，国际组织无法有效地吓阻战争。两大阵营重新走向结盟，北约华约应运而生。
进入21世纪，随着苏联的解体，世界进入单级秩序。不同的是，今天的世界有了国际法和道义作为价值判断，有了国际组织可以提供多边仲裁。
“可这些又有什么用？不还是谁拳头大谁说了算？”事实并非如此，强如美国在越南战争时也被欧洲的北约盟友所抛弃，在伊拉克战争时，德国总统甚至直接对美国严厉谴责。
（越南战争美国陷入被孤立的泥潭）
最终，美国在没有盟友援助的越南战场狼狈退场。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当英法向前殖民地发起军事行动时，美国忌惮于国际舆论压力背弃了昔日盟友，和死敌苏联在联合国投出了历史上唯一一次的同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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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今天人们对和平和侵略的理解有多少不同，21世纪都不会像过去只论实力，得人心者得天下，道义成为了一股重要的制衡手段，决定着你在国际上是否会被孤立。
这种对和平的共同渴望，植根于最基本的人性。在三波民主浪潮后，战争动员变得愈发困难，动辄百万雄师的俄罗斯，如今只能派出几十万合同兵。
但今天的国际秩序真的已经完全如威尔逊所设想的那样，由法律和道德仲裁冲突，各大强国通力合作维护和平，充当公正的世界警察？也不尽然，国家利益依然多数国家的第一考量，法律仅具有道义效力。
或许有天人类的文明程度真的可以进入那样理想的秩序，但今天的世界，依然是现实与理想交杂的秩序系统。各国有扩大自身利益的野心，却一定程度地忌惮国际秩序和道德法则，否则就会被孤立。
很多人试图用过去的历史经验来比照今天的世界秩序，这往往是徒劳而片面的，因为这种世界秩序历史从未出现过：
一个超级强国用武力支持一套大家基本能认可的规则，并让绝大多数成员尽可能遵守规则，并且各国主权自由，小国如果占据了道德优势，也能在国际舞台上向大国发难。
这套秩序能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1.核武器让人们更加畏惧战争。2.世界经济一体化，让战争波及全球。3.二战的痛苦记忆和民主化之后的反战机制。
这套秩序还包含了浓厚的意识形态：即西方国家对民主制度近乎偏执的价值认同，这导致不符合这套制度和价值观的国家难以在西方世界找到盟友，即使有共同的利益诉求。
普京的生不逢时在于，当今国际体系的限制和主流国家对意识形态的过于看重，且经济制裁提供了更低成本的制衡手段。这导致俄难以加入同盟，或者得到高质量的盟友。
若在19世纪，威权国家为主流的年代。普京可以像彼得大帝找萨克森结盟一样，在欧洲寻求更多支持，甚至不需受国际道德和舆论的影响。而如今，这些手段极其受限。
当我们观览历史，总会过高估计政治人物所起到的作用，认为“丰功伟业”乃是个人奋斗的产物。事实上，环境和观念与政治人物的契合程度，才是其是否能成功的关键。
所以，俄乌的冲突，本质是美俄的冲突，而美俄冲突的本质，则是19世纪均势主义和21世纪威尔逊主义的冲突。
关于作者
仝麟阁，前财经记者、投资公司董秘，发表文章累计超过100万字。百万级报道数篇、千万级报道作者，网易年度影响力创作者，人民大学经济系在职研究生，研究领域为政治、历史、经济和社会问题，曾为500强公司、地方政府做舆情和社会分析，现居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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