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爆发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据国际经济组织预测世界经济增长大幅度下跌。最开始局部疫情爆发，并未引起世界的高度重视，直至世界范围的大面积感染扩散才引起各国的恐慌。
美国的大范围爆发及持续失控、欧洲地区的疫情反复以及高密度人口国印度疫情肆虐都为世界经济恢复产生严重阻力。
虽然世界多个国家都做出了相应的举措应对此次疫情冲击，但因病毒的强传染性、高扩散性以及各国防疫的不同有效性，多国经济受此次疫情影响程度有所差异。
2021年在多个国家迅速推出新冠疫苗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有所改善，但是对于一些不发达国家而言，病毒依旧深刻影响着该国经济的发展。
01全球制造业供应链面临中断危机
全球制造业各行业供应网络相互关联，因此一条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影响会波及多个行业。
同一行业不同企业间也存在供应链结构的重叠，如戴尔公司已知的一二级供应商数量和联想公司共有的数量为2272家。
供应商之间经常会互相提供商品，因此当某一个供应商出现问题时，其所在的供应链参与者也将受到牵连。
在仅仅依存某一条供应链时，当其受到不可抗力因素冲击时参与者面临的压力也是巨大的。
在一些特定情况下，由于一些国家的地理位置及要素禀赋优势，其供应商可能聚集在某一特定区域。
如一些基础的药物成分主要产自于中国和印度；一些化学品的供应链中也存在高度集中的产品。
当疫情发生时，如果这些国家不能很好的应对，进口商一时难以找到替代商，对其相关产业供应链造成的冲击将难以估计。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通过回顾历史事件建立100天供应链中断模型得出，供应链中断预期的损失相当于每十年损失一年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的42%。
除此之外，还存在市场被那些恢复更快、运营依旧平稳的竞争对手所侵占的风险。
运输是维持供应链稳定的基础，航运和港口参与商品贸易运输占七成以上的比例。因此疫情发生，使运输部门充当一个传播渠道，冲击供应链和地区的稳定。
为应对疫情造成的危机，各地采取的限制措施都会造成港口、航运的停摆。
制造业在产品供应上面临着原材料短缺、交货时间问题、海运空白航行、运输能力受限、港口劳动力短缺、工作时间缩短甚至港口关闭等问题。
不仅破坏了供应链的正常运作，还损害了贸易便利化进程。对各地区的冲击程度，也有所差异。
价值链参与度高的国家更易受到影响，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较为脆弱的经济体，受影响程度也很大。
提高运输供应链在面临中断危机时的备灾能力和复原能力，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新冠疫情的冲击使全球经济面临巨大挑战，各国开始寻求更低成本的供应来源，放弃价格相对高昂的供应商，美欧制造业的回迁体现了部分经济体已实施相关计划。
但是一个组织将制造工程外包给低成本国家的第三方意味着巨大的时间成本及其他迁移费用。
且在实践中，许多行业已将其供应链嵌入亚洲地区，使得许多工作岗位难以回归本国。
02全球需求市场疲软影响产品销量
此次疫情致使多个行业受到负面影响，反映在价格上可得知，2020年的第一季度，纺织品和服装价格降低约12%，办公器械和汽车板块下降约8%。
4月份运输设备下降约30%，能源和汽车产品贸易大幅度降低分别为40%和50%。
随着实体店铺的陆续关闭，大量工作人员在家隔离办公，需求受到抑制，许多订单不得不被推迟或者取消，最终影响到生产供应。
根据牛鞭效应，当信息从消费端流向供应端时，低效的信息共享会使信息扭曲并逐级放大。
不可预见的消费需求高峰，向供应链的上游移动，导致短期内生产、供应、库存及市场营销的不确定性加大。
此次疫情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最初影响表现在供应商供应方面，工厂的大范围关闭致使制造商无法获得相应部件导致供应不及时。
港口码头的封锁、运输工具的缺乏导致货物无法正常流通，货物被积压；员工的缺勤致使生产活动无法正常进行。
其中不仅包括直接参与人员还包括各个环节的辅助人员，清洁工人、保安、后勤等。
新冠疫情的出现对供应链提出更高要求以精准对接需求，1988年Ohno提出精益原则的重点就在于优化供应过程以确保企业的盈利。
根据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产出大致相等比例的与要求质量相符的产品。
03贸易和投资渠道不畅，投资风险加大
在2020年较低的借贷成本和大量的流动资金投入刺激下，投资依旧呈现收缩态势。
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从2019年的1.5万亿美元降至2020年的1万亿美元，比经历金融危机后2009年还要低20%。
而发达国家下降趋势较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
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公司间的交易，及内部资金流动造成的大幅度波动；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其有弹性的资金流动下降了8%左右。
因此导致发展中国家占据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三分之二，高于2019年二分之一的比例。
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模式绿地投资下降明显。
发达国家的绿地投资下降了19%，而发展中国家新宣布的绿地投资项目数量减少了42%，受冲击更为严重。
且在2020年至2021年第一季度，呈现持续负增长趋势。不同地区的投资流向差异很大。
多数发达国家对机械和设备的投资有所减少，美国在总私人投资方面下降幅度较低，原因在于生物制药及信息技术等行业的知识产权、产品研发投入增加。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尚不明确的经济前景及疲软的需求市场都导致投资的望而却步，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疲弱状态。
消费者对于当前形势的不看好，导致东亚的私人消费受到抑制，私人投资增长也将因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而保持低迷。
而中国的财政刺激政策为其公共投资提供了资金，在工业生产、制造业及基础设施投资上得到强劲增长。
对于其他出口地区如非洲、拉丁美洲等全球商品价格的下跌都不利于投资的进行。
大型跨国公司作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参与者也受到很大冲击。
2020年跨国企业利润平均下降了36%，国外子公司的投资利润也面临下降。
虽然其盈利下降，但是全球前一百家跨国企业，依旧大幅增加现金持有量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营。
2020年全球国有跨国企业的数量增加7%，意味着国家股权的加入以支持其国际活动。
2021年经济在不断转好，投资也得到一定恢复。
对于国家而言，运用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转型项目作为刺激投资的手段，但这代表了大量的项目融资支出。
美国拟议相关法案促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及能源等方面的发展，督促绿色经济投资的进程；欧盟政府加大在技术创新、气候缓解和农村发展方面的投资力度。
发展中国家在医疗设备、数字技术及半导体的投资将增加，但由于其有限的财政空间和累计的债务问题将导致其公共投资的不畅。
对于企业而言，由于谨慎的投资者心态及企业的债务压力，投资复苏仍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同时推动供应链快速恢复可能会导致其面临运用本土化、区域化、多样化方法重新配置全球生产网络体系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