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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12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病逝。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著名的历史学者之一,入选美国《时代》杂志2000年一百大人物。保罗·约翰逊的知名著作《知识分子》,揭发了一批世界级人文知识分子、作家的平生劣迹,将他们还原为真实的、有缺陷的普通人。闻道不分朝夕今天特编发下文,以纪念这位“真正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早已有之,如柏拉图,如孔丘。然而“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却较晚地诞生于19、20世纪。

人文学科概念难精确,不好与自然科学概念相比,况且自然科学也有模糊领域。“知识分子”的定义也难以精确一统,大致分为4大要点:知识水平较高者、以知识为介质谋生者(脑力劳动者)、偏于人文学科者、具有独立判断能力及批判精神者。后两项,尤其为近现代所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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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概念传入中国后,保留了“独立思考”,淡化了“批判功能”。不表达,不批判,独立思考便是思考者自己的“下酒菜”,顶多再拽上几位“酒友”。然而,不管是欧洲中世纪前,还是中国先秦,“知识分子”均有一个倾向——重形而上,轻形而下。先秦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也很看重为政治服务,看重干预统治者的思想、决策,但多数大知识分子不屑于完全成为“现实政治之具体工具”,不肯丧失“思天论道”之地色。于是,苏秦、张仪这种奔走于权力阶层的“器具型”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地位并不高。秦后,皇权独大,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能便成了为皇权服务。其独立性、批判功能大受约束,思想表达战战兢兢,稍有越轨,“文字狱”伺候。知识分子阶层是智慧的集中载体,当服务皇权不能充分释放他们的智慧,他们便会另寻无关政治及社会痛痒的领域作为智慧的出口。唐诗、宋词、山水画花鸟画、戏曲、围棋、瓷器……的发达均与此有关。而无论是《卖炭翁》,还是“朱门酒肉臭”……尽管基本上到达了中国古典诗词现实批判的顶点,却也不过是悲悯、愤懑情感的抒发而已,与理性深刻的现实刨析、现实批判相去甚远。中国哲学、科学发展的迟缓及制度进步的停滞,与“大一统”的制度对知识分子的严厉控制关系重大。于是,黑格尔说,中国历史没有演进,只是更迭,甚至认为中国没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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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关心政治、参与政治,但不跪拜权力,尽力保持真诚、独立、批判精神,这是鉴别知识分子品格的重要标准。品格低下的知识分子,很容易成为“帮忙或帮闲”的“奴才知识分子”。古典儒生们在服务于皇权统治的同时,也讲究一点“气节的追求”,在民国,亦不难见到知识分子的耿介狂狷。知识分子的价值基础,在于他们是“人类的大脑”。来到现代文明的环境中,尤其强调批判功能。这个功能发挥得如何,是评价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及知识分子整体质量的重要指标。环境的自由度越高,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发挥得就越好,社会就越容易在健康的轨道上前行。宏观的证据,可比较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之后;微观的证据可见希特勒时期——德国不仅没有产生伟大的思想,国家也在邪恶的轨道上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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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文弱的知识分子既然要承担批判的功能,仁与智之外的“义勇”,就不是他们身上可有可无的气质。丧失了“义勇”的知识分子,或成为洞中睡鼠,或成为豪门吠犬,于是,谭嗣同、陈独秀、鲁迅一类便令人钦佩,魅力持久。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一直被诟病,虽然也有言论否定这“黑暗说”,但是中世纪后期,神权被贪婪的人大肆利用却是真实的。另一方面,欧洲中世纪也催生了文艺复兴,沿此一路走下来,便诞生了现代民主制度。中国1912年才诞生的宪制,只维持了十多年的“婴幼期”,“民国”就被国民党的“党国”所取代。国民党奉“民主”之名,沿袭的却是旧传统,党魁蒋介石又凌驾于全党之上,当年便有许多知识分子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评。知识分子乃知书达理者,中国的古典知识分子还是“圣人之徒”,肩负传接“万世师表”之责,人们很容易将“道德楷模”的桂冠戴在他们头上。然而,一旦对知识分子进行“道德考量”,又经常会陷入难解的矛盾及情感深层的尴尬,并有了“公德”与“私德”之辨。李白的诗才、仙气儿,与他被朝廷赦免后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得意,令高洁之士不悦——原来,诗仙也有“摧眉折腰事权贵”的一面。即使取大将首级于敌营的辛弃疾,也不免有“野塘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的“寻芳忆词”。西方也不例外。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这些老熟人,这些响亮的名字,在大众看来,可谓文明夜空中的闪闪明星。可在《知识分子》的作者保罗·约翰逊笔下,他们却也与这类词汇紧密相连——酒鬼、赌徒、骗子、恶棍……卢梭,法国革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爱弥儿》开创了儿童教育的现代理念,至今启示着教育机构及家长。然而卢梭却将自己的五个孩子一生下来就送进了育婴堂,而那时候育婴堂的孩子只有14%能够活到7岁,只有5%能够活到成年,且绝大多数会沦为乞丐、流浪汉。托尔斯泰,大仁、大智、大才,却是个虚伪自私的赌徒。罗素,现代文明的旗手,却见了女人就爱起“邪念”......《知识分子》作者约翰逊所诟病的这些“伟大级别”的知识分子,虽然都对社会有着卓越的贡献,但他们却完全不是“生活的楷模”,甚至道德上还有着“”重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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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以独立、自由、批判为特点。道德,具有大众性、规范性、约束性。似乎知识分子与道德世界有着天生的矛盾。其实,这种矛盾是广泛存在的,远不止于知识分子。这是本能的自由取向与社会约束之间的矛盾。知识分子一般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很多时候,这不仅表现在公共领域,更表现在私人领域。将知识分子用道德的绳索紧紧地捆绑起来,这多是道德家们的理想,而不是现实的真实。名人、伟人终归还是人。他们的声望、荣誉自然与他们的成就有关,但是他们头顶的光环,也是大众“造神习气”的结果。俗世的伟人是不可以神化的,而越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国度,越容易将人神化,以满足大众“被主宰的奴性需求”。保罗·瓦莱里在谈论歌德时说:“我感到我们可以将那些凌驾于我们之上的伟人看作这样的人,他们只不过比我们对于心灵深处的东西熟悉得多罢了。”在《知识分子》中,保罗·约翰逊更唤醒了瓦莱里的这个堪称伟大的观点:人们总想重建一位作者的生平,却往往迷失在这个天真的愿望里。在一位作者的作品中,在他的文件中,在他的爱情纪念物中,在他一生最出色的事件中,我们会发现那些重要的、将他与其他人彻底区别开来的东西吗?当他真正独自一人时,他又如何面对自己?也许,一个人生命中最值得注意、最敏感的东西对形成其作品的价值并无多大意义。一棵树的果实的滋味并不依赖于周围的风景,而依赖于无法看见的土地的养分。而《知识分子》一书,正是将一些大知识分子、大艺术家所依赖的“土地”提供给了读者。“养分”是看不见的,“土地”是看得见的,但是经验丰富的老农看一看、闻一闻这土,便大概知道它的营养如何。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常常被刻意隐藏,只留下他们在事业上、道德上的光环。尤其是那些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大知识分子,大众常常在想象中对他们进行美化,但是,他们的公众形象,是否和私人形象一致?他们是否做到了言行合一?他们的思想境界,是否真的让他们超越了人性本身的缺陷?作为一位大历史学家、2000年入选美国《时代》杂志“全球影响力百大人物”,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中,通过扎实的学术功底和详实的史料,将国人长期崇拜的一些西方大思想家、大文豪——卢梭、雪莱、罗素、萨特、托尔斯泰、海明威等人统统拉下神坛。他毫不留情地将他们生活中的种种可耻、可笑、可悲、可叹的方面抖落给读者,将他们还原为真实的、有缺陷的普通人。《纽约时报书评》曾评价他在那些伟大思想家们所干的一切坏事中洋洋得意。然而,在保罗·约翰逊看来,言说的自由公开,才是真相面世的重要保证,不自由不公开,反倒催生“谣言的黑市”。实际上,在消遣大人物八卦的同时,引发对人性有更深层的思考和理解,才是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不断再版、畅销30多年而不衰的真正原因。所以诚荐保罗·约翰逊的这本《知识分子》。阅读《知识分子》,如同走在电影《廊桥遗梦》那座廊桥上——桥的这边,是人们熟悉但并不一定真实的现实;那端,是人们不熟悉又并不一定真实的真实往事。同时,阅读《知识分子》,亦能获得认知的乐趣、思辨的乐趣、生命的乐趣。它既是一剂注入知识分子群体的“清醒药”,又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理解知识分子的新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