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台回复书名一键免费阅读 ： 大医 | 马孔多在下雨 | 寻找意义 | 暮色将尽 | 不得往生 | 手机大脑 | ……
本文摘自《罗琦的奇异科学：如果尸体会说话》
蜗小牛按：
《罗琦的奇异科学：如果尸体会说话》讲述人类死后继续在历史上留下的点点滴滴。
他们生前的所作所为都已湮没淡忘，但他们死后的贡献通过书籍诉说着他们的不朽。
书中从医学解剖的无序到有序、从粗放到严谨、从暴露隐私到尊重隐私，系统介绍了人类医学所走过的这段历程。
科学幽默的作家玛丽•罗琦女士用并不悬疑、造作，但却出奇冷静、科学、严谨、细密的话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尸体背后的，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个奔往手术室的病人的运动速度，是一个往太平间里去的病人的速度的两倍。
在医院走廊里运送活人的轮床，带着意志的光环前进，表情如蜡的护士大步护卫左右，静脉输液器稳定地滴着，呼吸气囊在起伏，轮床最终冲进一道双扇门。
载着尸体的轮床，不需要这么急。
它由一个人推着，静悄悄的，少有人理睬，宛如购物车。
出于这个理由，在那张轮床从我旁边推过去的时候，我认为我说得上来上面的那个女人死了。
我一直站在位于旧金山医学中心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手术室的护士站近旁，看那些轮床来来往往，一边等着冯·彼得森（Von Peterson）。
此人是加利福尼亚器官移植捐献网络的公共事务管理者。
我也在同时等一具尸体，我将其称为H。
“你们的病人在那儿。”值班护士说。
一群蓝绿色的腿骚动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急急忙忙往前跑。
在往急救室的路上，H既是一个死人，又是一个病人，这是她与众不同的地方。
她是所谓“心脏跳动的尸体”，哪儿都活着，只有大脑死了。
在人工呼吸机发明之前，不存在这种离奇的尸体。
没有一个发挥功能的大脑，身体不会自己呼吸。
但是，把这具尸体连在呼吸机上，它的心脏就跳动了，其他器官也继续活跃几天。
看起来、闻起来或者摸起来，H都不像死了。
如果你俯身于这个轮床，你看得见她脖子中的动脉在跳动。
如果你摸摸她的胳膊，你会发现它温暖而有弹性，正像你自己的胳膊那样。
为什么护士和医生把H叫作病人，为什么她被推进手术室，这或许就是原因了。
因为在这个国家里脑死亡是死亡的法律定义，病人H肯定是死了。
但是，作为器官与组织的H却活得蛮不错。
这两个似乎矛盾的事实为她提供了大多数尸体得不到的机会：
延长两三个陌生人的生命的机会。
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H将舍弃她的肝、肾和心。
一次一个，外科医生将来来去去，把器官拿走，然后匆匆返回他们的那3个垂危病人那里去。
直到最近，在做器官移植的医生们中间，这个过程名曰“器官收割”，这说法有一层喜滋滋、美滋滋的意思，或许也有点喜滋滋过分了吧，因此后来他们改叫一个比较公事公办的说法“器官摘取”。
在H的例子中，一个医生将从犹他州来摘取她的心脏；
另一个医生，那个来此既取肝又要肾的医生，将把器官带到两层楼下。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是器官移植的重镇，在这里取下的器官常常不出门。
更通常的情况，是一个器官移植医生将从这里到某地的一个小镇子去寻回器官——经常是取自事故受害者，即某个具有强壮而健康的器官的年轻人，其大脑遭到了意外的重击。
医生这么做，通常是因为那个小镇子的医生没有获得器官的经验。
有谣言说，那些受过手术训练的恶棍，在旅馆房间里割走人家的肾；
蛮不是那么回事，器官摘取是一个很难做的事情。
如果你想把这件事做得对头，你就得坐飞机亲自出马。
今天的腹部还原医生名叫安迪·帕瑟尔特（Andy Posselt）。
他拿着一根电烧棒，这东西看起来像银行里的一支拴在细绳上的便宜笔，但其功能类似于手术刀。
这个棒且割且烧，因此在切了口子的时候，被切割的血管同时就焊上了。
结果是这样：血流得少了，烟和味儿就多了。
那不是一种难闻的味儿，不过是烧焦了的肉那种味儿。
我想问帕瑟尔特医生他喜不喜欢这种味儿，但我没好意思这么问，而改口问，我喜欢这个味儿（我其实不喜欢，或者也许仅仅有一点喜欢），他是否认为这个嗜好不好。
他回答说，那既不坏也不好，仅仅是有病。
我以前不曾见过大手术，只见过大手术的刀疤。
从刀疤的长短来看，我想象得出外科医生怎么干活儿：
从一道八九英寸长的口子里，把东西拿出来，再放进去，正如一个女人在她的小挎包底下摸索眼镜。
帕瑟尔特齐着H的阴毛的上缘下刀，朝北方向进刀两英尺，一直切到脖子底下。
他把她打开，宛如拉开了她风衣的拉链。
她的胸骨被纵向锯开，她的肋架可以扒开，然后一个挺大的牵引器支起来，把切口的两边扯开，现在切口的宽和长相等了。
看她这个样子，像一只打开着的格莱斯顿皮包，逼迫你看到人类躯干基本的模样：一只结实的大容器，装着五脏六腑。
从外表看。H很像是活的。
在她的肝上，在一路通到下面的主动脉上，你可以看到她的心脏在跳。
在刀割之处，她流血；她的器官圆润饱满、油光水滑。
心脏监护仪上的电子节拍更加强了这么一个印象：这是一个活着的、在喘气的、强壮的人。
设想她是一具尸体，那很怪异，也几乎不可能。
昨天，我想对我的继女菲比解释心跳的尸体，她怎么也听不明白。
但是，如果他们的心脏在跳，他们不仍然是一个人吗？她想知道。
到最后，她断定他们是“某种人，你可以跟他们玩恶作剧，但他们不知道”。
我认为，要对大多数被捐献的尸体做一个概括，这倒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
死人在实验室和手术室里的遭遇，好像是有人在背后对他们嚼舌头。
死人感觉不到、也不知道有谁背地里说他们的坏话，因此也不心烦。
在进行器官摘取的那几天里，心脏跳动的尸体的这种矛盾而反直觉的情形，对重症监护室里的医务人员而言，确实是一种情感上的挑战，不仅要把像H这样的病人视为活人，而且还要以一样的方式对待和照顾他们。
尸体必须得到全天候的监护，还要为尸体考虑而实施“急救”措施。
因为大脑不再能调节血压或者激素水平，也不能把激素释放到血流里，这些事情必须由重症监护室的人来做，以免器官退化。
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的一组医生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器官摘取的社会心理与伦理学寓意》的文章，说：
“为一个已经被宣布死亡的病人实施心脏复苏措施，而为在临床上的那个活着的病人写下了‘停止复苏’的命令，重症监护室工作人员或许为此感到困惑。”
人们对心脏跳动的尸体的困惑，反映的是人们在几个世纪中不知道究竟如何定义死亡——即停止存在，剩下的仅仅是一具尸体。
在脑活动能够得到测量之前，长久以来心脏停止跳动被视为可以确定死亡的时刻。
实际上，在心脏停止为大脑供血之后，大脑能够存活6～10分钟；但这事儿微不足道，心死即人死这个定义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合用。
麻烦是在若干世纪里医生说不上来心脏是不是停止跳动了，也说不上来是不是自己听不清心跳。
听诊器到19世纪中叶才问世，早期的听诊器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医疗助听器。
在心跳和脉搏特别微弱的病例中——溺水、中风、某些种类的麻醉中毒——连最一丝不苟的医生也说不清病人是得了哪一种病，病人就有还没死就被打发给殡仪馆的风险。
为减缓病人对活埋的巨大恐惧，也为了医生自己拿得准，18世纪和19世纪的医生们发明了很多有趣的方法，来验证死亡。
威尔士的医生和医学史家杰恩·邦德森（Jan Bondeson），搜集了其中的10来种，写了一本充满机趣、刨根问底的书《活埋》（Buried Alive）。
相关的技术似乎有两大类：一类是用剧痛唤醒据说失去了意识的病人，另一类是对病人实施一定程度的羞辱。
用剃刀割脚底，用针扎脚趾甲底下。用铜号“可怕的尖叫以及过分的噪声”对着耳朵聒。
一位法国牧师建议用烧红的拨火棍去捅被邦德森委婉地称作“后门”的那个部位。
一位法国医生发明了一套乳头钳子，专派起死回生的用处。另一个人发明了一种类似于风笛的装置，便于用烟草灌肠，他兴致勃勃地在巴黎的太平间用尸体来演示。
17世纪的解剖学家雅各布·文斯洛（Jacob Winslow），恳求他的同事们把滚烫的西班牙蜡浇在病人的额头上，把热尿灌进他们的嘴里。
有一本瑞典语的小册子建议把乱爬的昆虫放在尸体的耳朵里。
但是，出于简单而原创的考虑，没有什么比得上用“削尖的铅笔”扎可能死了的那人的鼻孔的方法。
在有些案例中，遭到羞辱的，说不上来是病人还是医生。
法国医生让·巴蒂斯特·文森特·拉博德（Jean Baptiste Vincent Laborde），长篇大论他的节奏性拉舌头技术，在疑似死亡之后的3小时之内实施。
（他后来发明了用手柄摇动的拉舌机，干这活儿相当愉快，尽管有点乏味。）
另一个法国医生指导医生们把病人的一根手指头塞到自己的耳朵里，听不自主的肌肉运动产生的哧哧啦啦。
这些技术，人大多不信，一点也不奇怪，大多数医生感觉腐烂是确定某人已死的唯一可靠方法。
这意味着尸体必须停在家里或者医生的诊所里，停两三天，直到很能说明问题的迹象和气味能够被人察觉。
这想来不像给死人灌肠那么招人反感。因此就建造了特别的建筑，名叫“停尸间”，用来存放会开始腐烂的死人。
停尸间是华丽的大房子，在19世纪的德国很普遍。有些还为男尸和女尸各自准备大厅，好像即便是死了，在一位女士面前，男人也靠不住，举止也不见得体面。
另外一些停尸间按照阶级分间，家底殷实的死人，多付一份钱，好在奢华的环境中腐烂。
花钱雇人守灵，盯着看有没有活气儿。
他们做这个事儿，乃是借助于一个系统：
用细绳把尸体的手指头和一个铃铛连在一起，有一次连着一架大管风琴的风箱。
因此，死人那边一有动静，守灵的就立刻知道。
由于臭味太冲，守灵的驻扎在另一个房间里。
在若干年里，停在这里的尸体没有一具起死回生，这种设施就关门大吉了。
到1940年，停尸间跟着奶头夹子和拉舌机一同销声匿迹了。
但愿灵魂在离开身体之际能被看到，或者用某种办法能够测到。
那样的话，判断死在何时发生，就仅仅是一桩科学观察的事儿。
在马萨诸塞州的黑弗里尔市，此事在邓肯·麦克道高（Duncan Macdougall）医生的手里几乎梦想成真。
1907年，麦克道高开始做一系列的实验，试图判断是否可以称量灵魂。
6个临死的病人，一个接着一个被安顿在麦克道高诊所的一张特别的床上。这床放在一架台秤的平台上，其精度到了2/10盎司。（1盎司=28 .349 5克）
通过观察一个人在死前和临死之间的重量变化，他想证明灵魂有实质。
麦克道高的实验报告发表在1907年的《美国医学》（American Medicine）上，同一期的那些司空见惯的心绞痛和尿道炎的论文沾光不少。
他的细心是没说的：
过了3小时40分钟，他断气了。
与突然的死亡相一致，台秤横梁喀喇一下子沉下去，听得见它撞到了低端限制杆上，而且一直待在那儿，不见反弹。
失去的重量确定为3/4 盎司。
失去的重量不可 能归因 于呼出的湿气和汗液的蒸发，因为这已经得到了确定，在他这例中，湿气和汗液的蒸发为每分钟1/60盎司，而我们说的这种失重是突然而巨大的。
他也不曾排大便；如果他排大便了，其重量也会一直留在床上，除了会失去湿气的蒸发，这当然取决于粪便的流动性。
膀胱排出了一两股尿液。尿液也留在床上，只能通过缓慢而逐渐的蒸发对重量发生影响，因此不可能解释突然的失重。
只剩下一个失 重的渠道有待于探讨，那 就是把肺里的残余空气都呼出去了。
我自己爬上床，我的同事把秤杆调到真实的平衡状态。
我尽力吸气和呼气，但对秤杆没有影响。
在观察了另外5个病人在死时也失掉了相似的重量之后，麦克道高转向了狗。
15条狗吐尽了最后一口气，但没有值得注意的失重，麦克道高视此为证据，因为他设想（与他的宗教信条一致）动物没有灵魂。
麦克道高的人类被试者是他的病人，他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怎么拥有了15条狗，这个他不曾解释。
除了地方上暴发了动物瘟热病这个可能性之外，你禁不住猜测这位好医生悄悄毒死了15条健康的狗，为的是稍微操练一番他的生物学神学。
麦克道高的论文，在《美国医学》的读者来信栏目中，引发了一场尖锐的争论。
同在马萨诸塞州的医生奥古斯塔斯·克拉克（Augustus P.Clarke），认为麦克道高没能考虑到死时的体温骤升，这是由于血液停止通过肺循环而被空气冷却。
克拉克设想，这种体温升高导致的出汗和湿气蒸发，将解释体重的减少，也能够解释狗不失体重。
（狗冷却自身靠喘气，不靠出汗。）
麦克道高反驳说，没有了血液循环，就没有血液流向皮肤表面，因此就没有体表的冷却作用发生。
这场争论从该刊五月号持续至十二月号，此后我失去了线索，我的眼光滞留在对页上的“关于古代医学与手术史的几个观点”，是医学博士哈里·格里格（Harry H.Grigg）写的。
我现在能在鸡尾酒会上高谈阔论痔疮、淋病、割礼和窥器，这要感谢哈里·格里格。
随着听诊器的改善，随着医学知识的积累，医生们开始相信自己能够说得上来什么时候心跳停止了。
医学科学开始同意这是最好的办法，可以判断是检查一下那个病人为好呢，还是干脆把他留在大厅里晾着。
把心脏放在我们关于死亡的定义的舞台中间，就在我们关于生命和灵魂的定义中让心脏唱了主角。
事情好早就是这样的，正如成千上万的爱情歌曲、爱情诗和汽车贴纸“我❤你”所证明的那样。
心脏跳动的尸体这么一个概念，基于这么一个信念：
自我居住于大脑中，仅仅居住于大脑中。
这说法为哲学打出了一个弧线球。
把心脏看作燃料泵，花了些时间人们才习惯。
灵魂的宝座之争进行了大约4000年。
事情在开始的时候，并非是心脏对大脑的争论。
而是心脏对肝脏之争。
古埃及人是最早支持心脏的伙计。
他们相信“卡”住在心里。
“卡”的意思是人的本质，即精神、智力、感觉、激情、幽默、妒恨、讨厌等使人成为人而非线虫的所有品性。
心是留在木乃伊中唯一的器官，因为人在来世需要他的“卡”。
他显然用不着大脑：尸体的大脑给搅碎了，用带钩的青铜针，从鼻孔里一块一块地掏出来，掏出来就扔了。
（肝、胃、肠子和肺都从身体中拿出来，但保存着。这些东西藏在坟墓中的陶罐里，我猜他们想必是认为行囊太满胜于丢三落四，何况是为来生打点行装。）
巴比伦人是最早支持肝脏的伙计，相信肝脏是人类感情和精神的源泉。
美索不达米亚人在争论中是骑墙派，把感情指派给肝脏，把智力指派给心脏。
这些伙计显然踏着自由思想的鼓点前进，因为他们把灵魂的另外一个部分（狡猾）分配给胃。
历史上与他们相似的自由思想家，其中有笛卡儿（Descartes），他写道灵魂可能藏在胡桃大小的松果腺里，而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解剖学家斯特拉托（Strato）断定灵魂处在“眉毛之后”。
随着古希腊的崛起，灵魂之争演化得更类似于心脏对大脑之争，肝脏被贬谪为一个侍从的角色。
尽管毕达哥拉斯和亚里士多德把心脏视为灵魂的宝座——视为生存和生长所必需的“元气”之源——他们仍然认为存在一个次属的、“理性的”灵魂，或称魂魄，位于大脑。
柏拉图同意心脏和大脑都是灵魂的领地，但把首要地位赋予大脑。
希波克拉底似乎是给搞糊涂了（也兴许是我给搞糊涂了）。
他注意到大脑受伤对说话和智力有影响，但他仍然把大脑叫作一个分泌黏液的腺体，他在别处写道，智力和“热”，他说，是由灵魂控制的，而灵魂在心里。
早期的解剖学家不能对这个问题带来启发，因为灵魂不是某种你看得见的东西，也不是能动手术刀的东西。
最早的解剖学家，缺乏能够确定灵魂的那些科学手段，看重发生上的优先性：
最先出现于胚胎中的东西，必定是最重要的，因此也最可能藏着灵魂。
这种特别的治学路子（所谓“灵魂定位”）的麻烦，是3个月的人类胚胎不容易物色到的。
研究灵魂定位的古典学者，亚里士多德身在其中，试图迂回地解决问题：考察比较大、比较容易到手的家禽胚胎。
引用发表于《人类胚胎》（The Human Embryo）上的《文艺复兴早期医学中关于灵魂的解剖学》（The Anatomy of the Soul in Early Renaissance Medicin）一文的作者维维安·纽顿（Vivian Nutton）的话说，“从对鸡蛋的观察引出的类比说法，打从开始就招致反对：人不是鸡。”
按照纽顿的说法，最接近于货真价实地考察过人类胚胎的人，是一位名叫瑞尔多·科伦波（Realdo Colombo）的人。
应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家吉罗拉莫·蓬塔诺（Girolamo Pontano）的请求，科伦波解剖了一个足月大的胎儿。
科伦波从他的实验室出来（从各种可能性来看，那里没有显微镜，因为这种设备才刚问世），带来一个想入非非而又完全错误的消息：肝脏的成形早于心脏。
生活在我们这个文化中，张口闭口地提到心（如情人贺卡和流行歌词），在耳濡目染之间，我们很难想象把精神的主宰权赋予肝脏。
肝脏在早期解剖学家中地位高贵，部分是因为他们错误地相信肝脏是身体全部血管的源头。
威廉·哈维发现了循环系统，给了“肝脏是灵魂的宝座”这一理论最后致命的一击。
哈维相信（你听到下面这说法不会感到惊讶）灵魂在血里周游。我也认为灵魂在别处。
人类的肝脏是一个模样像老板的器官，它油光水滑、线条飘逸，像个奥林匹克选手。
肝，模样如雕像，不像肠子、肚子。
我曾经玩味H的肝，这肝目前正准备着即刻上路。
肝四周的那些器官，难以名状，不吸引人。
胃，邋里邋遢，模模糊糊。
肠子，乱七八糟，连汤带水。
肾，蹲伏在几扎肥油之下。
但是，肝，神采奕奕。
它看上去经过苦心经营，经过精心打磨。
它的侧翼是一道微妙的曲线，宛如从太空中望见的地平线。
如果我是一个古巴比伦人，我琢磨着，我或许会认为上帝也降临于此。
小蜗有话说：
接下来作者会怎样分析？
限于篇幅，小蜗无法一一摘录。
感兴趣的童鞋不妨翻书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