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如何贯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如何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政策应该向哪些方面侧重?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认为：我们中国不缺国企，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缺民企。在为民营企业纾困时，要避免将其变成国企扩张的过程。
樊纲：关于企业这个话题，应该有方方面面，一方面是从企业本身发展角度，如何做好企业，企业面临的各种问题，企业如何发挥各方面的职能等等。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都是研究企业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本身，都会从这些方面来做深入的分析。还有一个方面问题，关于公共政策，我们从政府角度，从一个经济长期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角度，我们应该发展哪些企业，应该为企业创造什么样的政策制度环境，应该采取怎样的企业发展战略。
我个人是研究宏观经济，研究发展经济学和体制改革问题，所以我就从宏观角度，从公共政策角度探讨一下我们应该如何为企业发展创造好的制度环境，应该发展哪些企业，政策应该向哪些方面侧重。
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我们有国营企业，有民营企业，经济这两驾马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们也有两个不动摇的政策，发展国有企业，发展民营企业。
在这里我想强调，现在应该特别注重发展民营企业。原因是多方面，一方面是我们不缺国有企业，我们整个经济改革就是从国有企业走出来，当前国有企业一统天下，没有什么民营企业的情况下我们发展起来，搞市场经济。
从搞市场经济的角度，产权主体越多，价格信号越真实，越容易实现市场效率，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因此从产权主体角度来讲，民营企业每一个都是自己的主体，国有企业因为是国有，它跟政府的关系，跟其他国有企业的关系等等，相对来讲独立性没有那么强，有的时候信号就会出现扭曲，这是一个基本点。
说到一些具体的问题，我想讲两个方面，在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对比当中，我们看看民营企业的特点，也是方方面面很多点，这里我讲两个点。
第一个民营企业是拿自己的钱去冒险，去创新。现在到了世界百年不遇大变局背景下，本来我们还发挥后发优势，学习引进，还可能利用一些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先进知识等等。
现在美国对我们采取遏制政策，切断发挥后发优势的各种渠道，我们就要更多的自主创新。自主创新这件事就是风险很大，失败的概率很大，需要花大量的试错成本，不仅仅是技术本身，而且商业模式都要探索。
在这个过程当中，民营企业的特点就是它在用自己的钱去冒险，而相比国有企业，用公家的钱，用公家的权，制度就要严谨一些，审查就要多一些，追责的问题必须纳入制度。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国有企业相对而言就没有那么大的灵活性，承担风险的能力相对比较差一点。
民营企业可以做到十个项目九个失败，一个成功，我就成功了，我可能把钱全收回来。国有企业也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十个项目九个都失败了，失败的责任谁来负，能不能冒这个险等等，相对难一点。不是说国有企业不能创新，很多国有企业有实力，资本雄厚，长期钻研也可以创新，但是完全无人区的创新，风险很大的创新，相对来讲比较难。
因此，在这个百年不遇大变局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更多的自主创新背景下，我们去发展民营企业，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在技术前沿领域。客观说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现在这些高科技产业，有领先技术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也是在过去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下，他们敢于冒险，敢于创新，发展起来的成果，我们要珍惜这样的成果。这是第一方面关于为什么要发展民营企业。
还有一点，民营企业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形成百年老店，它可以持续发展，它可以靠一个家族的延续，它可以在一个领域里面持续做下去。而且有时候是一个专新特精的产品，它可以一个家族几代人，很多技术，很多产业，它需要持久专注而专业的发展。
国有企业不是说不能形成这样的企业，也可以，也会，但是国有企业有一个特点，它容易换人，国有企业很讲规矩，到了点就要退休，退休就换人，换人有时候想法不太一样，从传承的角度，持续发展的角度，通过人事变化可能有些就难以持续，难以持久，难以专注而专业的发展下去。
民营企业相对而言在这个方面的问题少一点，一个企业家本身可以干一辈子，没有干部调动，政府任职这方面的问题，他可以持续做，然后他还可以通过家族传承继续做。国际上那些专新特精的企业，隐性冠军等等，很多都是家族企业，都是几百年家族企业传承。
我们怎么利用好这种机制，发挥它的特点，使我们这些专而精的企业有能够持续地、延续地发展，形成比较丰富的产业链，使我们一些短板真正能够逐步逐步补齐，逐步逐步不再受别人的卡脖子，这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件事情。
讲发展民营企业的问题，现在就有一些具体的情况需要考虑，也要制定一些具体的政策。比如现在有些民营企业遇到一些困难，因为他也冒险，民营企业本身也会有各种各样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要帮他纾困，包括一些国有企业有资金，为了给民营企业纾困，我们进行债务重组，包括产权重组，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产权重组之后，把原来的民营企业纳入国企管理范围，比如占多少股权之后就要按照国企的管理方法进行管理等等，就把一些民企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变成了国企。
我们称为叫逆混改。本来混改是为了使得国有企业的机制里面加一些民企因素，但是你把民企变成国企，民企的因素就消失了。再说一遍，我们中国不缺国企，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缺民企，所以有了民企之后，最好还继续保持它的民企性质。
因此，在纾困问题上，我们是不是应该制定一些政策，比如说要纾困，要通过成立一些基金，用一些产权重组办法，使它能够实现债务重组，债务重组之后，把它又放回市场去，继续民企的性质，在产权结构上保持它民企的特点，在市场上继续发展，不要把变成国企。
我们这种例子还是挺多，有的地方通过一些地方法规规避这些问题，但是有的地方就变成国企扩张的过程，民企的特点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步消失，我觉得这是需要避免的一个问题。
讲这个问题，不是说只是一个大的方向，我们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我只是讲了一个具体问题，还有很多其他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制定一些具体政策，使两个不动摇确实在方方面面能够贯彻下去。
原文转载于综合开发研究院，转载时有删减。
编辑排版 | 林美丹
文章来源 | 综合开发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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