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央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中提出，推进超大特大城市瘦身健体，严控中心城市规模无序扩张……
无独有偶，“邻居”日本为了遏制地方县市的“空心化”，缓解大东京地区的人口压力，日本政府在2023年也将大幅提高对搬离首都地区家庭的补助金额，每个子女的补贴从30万日元提高至100万日元（约5.31万人民币）。
再放眼全球，2022年全球人口达到80亿，中国人口14.1亿，占比约17.6%；同期，全球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型城市有40个，中国有19个，占比47.5%。
我们再看全国各省市人口净流入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广郡通”城市数据平台
从数据看出，沿海省市（除了山东）都是人口净流入，而中部、西部省市大多数为人口净流出。
再看各省会城市的人口流入情况：
通过两组数据对比发现，如河南、四川、湖北、湖南等人口净流出大省，同时其省会城市人口却是大幅的净流入。
从这几个省会城市主要迁入、迁出地的数据得出：各省实施的“强省会”战略对省内其它城市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而省会独大，从长远来说将抑制本省经济的发展。
再看美国的人口和主要经济带：
而欧洲主要发达国家，如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均为内陆纵深较小的沿海国家。
简单说，西方城市化的底层逻辑是基于“海权”。无论对外扩张还是对内发展，面朝大海是根本。
然而，需要灵魂拷问的是：西方的城市化模式是否完全适用于中国？
美国农业人口仅为总人口的2%，却也是农业大国。但无法学习的前提是：原住民印第安人，早已被屠杀驱逐殆尽，取而代之的是白人农庄主，建立起高门槛高收益的农业体系；而西欧发达国家，粮食普遍依赖进口，欧洲产粮大国是俄罗斯、乌克兰等发展中国家。
随着国际局势变迁，中国面临的问题也发生了巨变：
全球宏观经济不景气，中低端制造业首当其冲，纷纷外移。从2011年-2020年，10年第二产业就业数据走势看：
从最高峰的2012年的2.32亿人，到最低谷的2019年的2.12亿人，第二产业的就业减少了2000万人。虽然2020年疫情期间，国内防控比国外做得好，出现一定程度的制造业回流。然后，随着2022年国外率先走出疫情，中低端制造业重新外流至人工和土地成本更低的国家。
加之，沿海有实力的制造企业逐步开启“机器替人”的产业升级，沿海主要工业省市在二产及关联三产的就业承载能力，未来将持续减弱。
其次，随着国际关系日趋复杂，外部关系紧张更多来自海洋方向，直接面对的是中国人口和经济最集中的三大经济带：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国家战略安全方面的考量，提到了更高的层面！
中国不仅拥有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6个海上邻国，同时，还拥有2.2万公里陆地边界，14个陆上邻国，是一个超大纵深国家。
争夺“海权”的同时，中国已重新审视“陆权”
在海运集装箱“一箱难求”的2021年，“中欧班列”频频进入人们视线。
“陆权”复兴，包括“外陆复兴”和“内陆复兴”两大部分。分别基于“一带一路”及“国内大循环”两大战略。
“一带一路”国家合作主要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在内的“五通”。其中，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
这些跨国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将使我国的内陆城市直接蜕变成开放的前沿，成为“外陆复兴”的关键支撑。
内陆城市将迎来高光时刻
近年，大家对“成渝都市圈”早已耳熟能详。其实，我们再对比西部（广西、云南）两个同级别省份的数据：
拥有沿海地理优势的广西，常住人口方面具有小幅优势，但GDP总量却落后于“内陆省份”云南。再看城镇方面的数据，广西在“常驻城镇人口”方面小幅领先，但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均落后于云南。
“内陆复兴”同样得益于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干线公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网、国际航空枢纽等为代表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体系的完善，提升了内陆城市的通达性。
与此同时，物流网络、信息网络持续下沉，打通了商品与信息的流通。国内大循环战略进入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阶段……
乡村振兴就是这股“东风”
长期以来，为加快城镇化率的提升，政策上单向鼓励农民进城，市民下乡却受诸多限制。加上为鼓励房地产发展，将教育医疗等资源集中在县城及市区，这些手段使得中国城镇化率在2020年达到63.89%，城乡不但未能实现融合发展，反而引发“农村空心化”等一系列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国内被诟病最多的发展问题。
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下称“纲要”）中，明确了对这一发展问题的破局。到2035年，除了个别超大城市外，所有的城市落户限制争取全面取消，户籍登记、迁移将在全国统一的管理平台上实现；在健全农民工进城落户机制的同时，鼓励城市人才和工商资本下乡，改革完善农村承包地制度，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等多项改革措施。
中国将在2035年建立起城乡自由有序的人口迁移制度。
现阶段，城乡融合需要重点突破的卡点是“从城到乡”的政策性空间和渠道。只有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机制建立起来，乡村资源的资产价值就会显现，融入国内大市场的条件也会更加成熟。
乡村振兴，为突破城乡融合的“卡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近三年受疫情的影响，原本在沿海省份各大城市生存打拼的人，迫于多方面的压力，逐渐选择返乡发展。悄然而至的“返乡潮”，进一步加速了人口回流的进程，这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定的人才条件。
乡村振兴，县城将是最大受益者
从两次人口普查看中国城乡人口10年变迁：
随着超大特大型城市的“瘦身健体”，中国城市化的主要抓手将落在中小城市。县城，将在这场中国城市化大转向中，成为焦点。
乡村振兴，5年规划的投资额将达到7万亿，“三农”最直接受益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换一个角度看：县城，扮演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从行政责任主体看，国家乡村振兴局机构下设至县区级，各专项资金也是先落到县区级财政，再到具体的乡村项目上。
从实际运营看，城里依然是政商人脉的集中地。运营的项目在乡村，运营主体注册在城里，用于日常维护圈子关系。
从家庭生活看，城里拥有更好的教育、医疗及消费场景。“农村一个项目，县城一套住房”，会是普遍现象。
结语：
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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